谈鲁迅

我在1968年的冬天读完了《鲁迅全集》，当时我十五岁。之前一年，我跟着父亲躲在屋子里把所有的书都烧了，包括父亲为我订的《儿童文学》。书架上剩下的书有一套是《鲁迅全集》。学校停课了，忽然出现了许多天气阴郁、空无一人的下午。我就坐在家中的地板上把《鲁迅全集》读了一遍。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认真读这么多册的一套书，有十本。杂文部分经常看得我哈哈大笑，痛快淋漓。散文令我激情澎湃，解恨，跃跃欲试。小说则令我沉思，不是完全明白。我绝不是阿Q，他有点像谢疯子——这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分到我父亲单位的大学生干部，因为恋爱问题精神失常，偶尔会站在院子里说些阿Q式的话。鲁迅的照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作家就是这个样子，舍身饲虎、诚实、傲慢、严肃、深沉、冷峻、犀利、横眉冷对千夫指，同时也透着温存、幽默感、真情。他是战士、思想者、“一个都不宽恕”的没有丝毫矫情的决绝之人、匠人、语重心长的父亲、朋友。《易经》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鲁迅的书是“修辞立诚”的伟大典范，读他的书不会白白浪费时间。有用而非有利，大智大慧，启发人生，教你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处理世上的各种关系，是非亲疏。鲁迅的书启示的为人之道就像《论语》《世说新语》。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都软绵绵的，言之无物、欲盖弥彰、自恋、耍小聪明。《鲁迅全集》一直是我的床头书之一。他的书经得住一读再读。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包括他弟弟周作人，我曾经有过兴趣，后来他们的书都被我束之高阁了。鲁迅的文章给了我一个尺度，我由此知道最高的汉语写作是怎样的，后来我阅读西方文学经典，鲁迅的文章是我判断文章好歹的一个指南。鲁迅的文章不是一篇或者几篇是经典，表达的也不只是一个意思或几个意思。鲁迅的伟大，在于他为汉语提供了一个新的语言空间：鲁迅语。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呐喊·故乡》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

——《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

这种语感、意思都是前无古人的，并且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效果。

白话文由于鲁迅而令冬烘先生们不敢再小觑。

鲁迅的作品是白话文的经典。由于他的作品，在语言革命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我们这些后生淡定下来，坚定了对白话文写作的信任，白话文写作再也无法逆转了。因为鲁迅的白话文，汉语再次抵达了一个经典的水准。子曰：“尽美矣又尽善也。”美是第一位的，美是语言中的语言;善是意义，依据各时代的状况而内容不同。鲁迅的作品就是这种“尽美矣又尽善也”的白话文典范。

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这句话并不轻率，毛泽东是深思熟虑后才说的。

现代中国的语言革命，呼唤的其实是一个马丁·路德式的人物，这个人就是鲁迅。

过去五千年的中国思想，其基本核心维护的是“仁者人也”，中是尺度。由此消解调整避免文明一再发生的极端、不仁。

“子不语怪力乱神”，怪力乱神总是导致暴戾和灾难。暴戾是一种绝对精神，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唯我独尊。

中国思想知白守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文明守护的是阴阳太极图中间的那条永远在不断变易中的曲线，这条曲线令生命空间总是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不确定性中。不确定性就是诗性。所以，孔子宣布：“不学诗，无以言。”

“诗三百，思无邪。”无邪，就是“不语怪力乱神”，“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这个伟大的“文”的领导下，诸神（意义）狂欢。无数时间、无数的意义诞生了，死去了，消失了，文继续。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们在二十一世纪，依然在用甲骨文上的那些字写作。正如孔子所言：“郁郁乎文哉！”

“文明”这个词包含的意思，汉字独有，就是以“文”照亮生命无名的、动物性的黑暗。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睿智地注意到：“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神灵。”

西安的碑林，就像玛雅神庙，文字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今天依然如此，春节在家贴一个“福”字，无人敢撕毁。（但是文字也岌岌可危，在机场、购物中心，人们将汉字踩在脚下，“文”已经不再具有最高之神的地位了，它像西方语言文字一样，日益工具化。）

在十九世纪，“文”垂死。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

文明在十九世纪陷入巨大危机，民族需要一种唯我独尊、是非明辨、名副其实（回到能指，直接说，拒绝隐喻、拒绝指鹿为马，言此意彼。“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的决绝精神。“礼失而求诸野”，白话文运动就是要回到远古的“言文一致”，复活文的宗教式的招魂之力。“尼耙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明如华，蛮野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鲁迅《摩罗诗力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白话文作者们记起了屈原（中国最古老的招魂的祭司、文神之一），发现了尼采。

“拿来主义”青睐尼采。“上帝已死”给新青年巨大的灵感和鼓励。在中国，这个“上帝”就是“文”，白话文运动的初心就是要复活“文”的招魂之力。

是时候了，这个民族需要一种新的现代的汉语，新的精神，鼓舞青年，激励青年，为青年的话语建立一个空间。文必须再次分行、断句、重组。

我在读到鲁迅之前，读的是中国传统典籍。鲁迅的“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对我的热血青春时代影响至深。他主张一种确定性的、力的美学。他要决定读者，而不是传统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鲁迅的读者是青年，而不是暮气沉沉的中年和老人。过去的中国，话语空间基本上是长者的、老人的。李白那样的青春激荡的话语空间并没有宗教性的力量，它领导一种深刻而超越的生活。白话文是观念的产物，最伟大的写作者就是鲁迅，鲁迅是一个屈原式的写作者（屈原在宗教与大地的分岔口还是转向了大地，他的《天问》已经指向一个柏拉图式的方向）。鲁迅是现代中国的产物，他的文章是中国被文明遮蔽着的黑暗荒野的呼唤。汉语不再是清末那种墨守成规、日薄西山、失魂丧魄的面貌。摧枯拉朽、青春激荡、意气风发，在二十世纪，吸引青年生命者，莫过于文学。鲁迅的写作重建了汉语的青春气息、批判力、幽默感、怪诞、讽刺力量、愤怒、悲剧精神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实质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空间。鲁迅为汉语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气质，独断、激越、冷硬、无情。文学不再是无病呻吟者的抒情体，文学重新成为中国精神世界解放的旗帜之一。

但是鲁迅并不是极端的“怪力乱神”的肤浅粗暴的反传统主义者，在鲁迅的写作宣言《摩罗诗力说》中，表达了深刻怀古之情：“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

呐喊。鲁迅为汉语带来了一种绝对精神。

持“中”的中国，现在有了一个“阿波罗”式的对立面，积极、进步、明白、确定、决绝精神、绝对正义、左或右的极端……而不再是“居中”“整一”“保守”“混沌”“以不变应万变”……阴阳分裂，甚至阳胜于阴。阴阳之间出现了一个未知的空间。阴阳，都是推动历史的力量，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巨大的分类，活力、激进、青春、决绝，革命成为塑造文明的全新力量。道枢被激活了，阴阳互补的传统中国现在成为阴，而白话文、拿来主义创造出另一个阳，一个更高的中或许会在未来形成。

我没有在过去五千年的中国生活过，如果出现了鲁迅这样的人物，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王国维的死和鲁迅的生，可视为古代世界的结束和现代中国的开始。

这是另一个世界，需要鲁迅。

汉语是一种抒情性的语言。形音义天人合一。这种语言的载体汉字起源于贞人将神谕记录在甲骨上。“天何言哉”（孔子）;“道可道，非常道”“强字之曰道”（老子）。常道不可道，非常道就是文道。“文”成为神的“道者”，成为人自己的神谕。知白守黑，有无相生，“文”通过“文”的确定又持守着“无”的不确定。“文”，超越了语言的工具性。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不学诗，无以言。”文人得以继承贞人的接神通灵角色。

“大地之上绝无尺规。”（荷尔德林）神谕是不确定的，也容易导致想当然，阐释的“之间”巨大。暗示事物的意思、情景、意境、象征，所指而忽略其能指、在场。“诗无邪”，指的是意义的无邪，但诗本身作为一种被创造出来的文也一笔勾销了。郑声淫，郑声，首先是声之文，其次才是淫。正与邪，善与恶，各时代的尺度并不一致。此时代以为邪的东西，彼时代则未必。正邪之争，往往遮蔽着美的非功利性。所以孔子强调“尽美矣又尽善也”，美第一，善第二。

“释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算是大乘，总是发达起来，我想，那机微就在此。”鲁迅有大乘的一面，也有小乘的一面。这是一种新的文教。

鲁迅受到西方二十世纪本质主义的影响，强调文学之“用”，将文学视为判断是非的工具、武器，批判、改造世界的手术刀。鲁迅写“什么”“为何”“本质”，塑造典型人物以概括之，这种写作与庄子主张的“莫若以明”的写作传统不同，“道在屎溺”“王顾左右而言他”。很长一段时期，各种外力导致了汉语的恐惧、软化、弱化，僵化、模式化、言文分裂，言行不一、言不由衷，名不副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此有深刻批判：“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鲁迅的文字是非立场直截了当，旗帜鲜明，无所畏惧。他深恶明清以来，已成为文学主流（曹雪芹是例外）的“小摆设文学”。鲁迅是要匕首和投枪的：“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是“露骨”的：“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察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鲁迅其实是要回到《易经》所谓的：“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思想对于人生的态度是庄子所谓的“莫若以明”，拒绝确定。这种态度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中成为先锋派的时髦。伊格尔顿认为：“在贝克特的笔下，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每一个破碎的能指都将我们运送到下一个能指。这个事实不单可以被视为一个欲望的寓言，也可以被视为意义的寓言，意义也是一个无尽的未完成的过程。从一个符号拖着脚步走到另一个，对于终结既无恐惧亦不指望。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意义总是越挖越多，逻辑上不可能有一个终级意义，一个终结所阐释的意义，因为它本身也需要阐释。既然一个符号的意义来自于他与其他符号的关系，那么就不会有一个终极的符号。正如不会有一个终极数字或终级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