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空

事情是这样一个逻辑：首先，其次，再次，然后。

首先，我躺在急诊室的床上打点滴，大夫的背影正对着看片灯观察一张胸部彩超片子。我也看见了那张片子，是一颗心脏的造影，银灰色血管在半透明的特制塑料胶片上蜿蜒，让我想起航拍镜头下的山脉与河流。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心有这么大吗？它看起来像一颗被抽光的汁水但没有腐烂的桃子。

因为侧身的关系，我无法看清这颗心的全貌，但有角度的凝视恰恰使得片子上的影像和头脑中的影像显得更为相似：底片与照片。前一天，我在机房里剪辑的正是这个画面，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心脏的模样，脑海里更未浮现“地球其实就是一颗大心脏”这类比喻性念头。

在足够高的位置上俯瞰，河流和山脉一样，是静止的，大地上的一切都像是儿童用黏土捏塑而成，颜色鲜明，线条粗大、模糊。

我点了下光标，景物膨胀，河水缓缓流动起来。其实仍然看不到水的流动，让你觉得它在流动的，是浮动的波光。我继续放大画面，一块巨石从屏幕上凸显出来，那是我曾无数次攀登的青阳山……这时，我的心骤然收紧、钝痛，呼吸急促，身体蜷缩如熟虾。我的手费力地在怀里摸索药瓶。很幸运，我找到了，并且迅速倾进嘴里一颗——瓶子有专门的设计，每次能让刚好一颗且只有一颗药落入口中。药丸顺滑地从喉咙滚进腹部，甚至没用水的辅助，我鼓膜里轻轻地叮了一声。只是，心脏的症状并没有如以往那样快速缓解，滞痛感仍在，但似乎，没有加重也没有扩散，呼吸渐渐平息。三十年来，经历过十数次类似的状况，我能判断出，这是自己和死神之间距离最近的一回。

我挣扎着，把刚刚剪好的片段保存起来。那些大块的山河瞬间消失，屏幕上出现一个旋转的淡蓝色光圈。那是机器硬盘在工作，几个T的影像被二进制算法储存起来，包括不同季节的镜头所拍摄的山、水、人、夜空、村落，以及后期所有调色、配音、配乐等。一切都可以统一为一种形制。光圈并不显示保存比例，如果我想知道进展，必须到软件的后台查看。事实上，保存比例毫无意义，只有两种——零或者全部，百分之九十九，是另一个意义上的零。

我几乎已经适应了心脏的褶皱感。人是这样的，大多数病痛都无法彻底治愈，但是你可以习惯它，比如牙疼、偏头疼、腿疼，只要不发展到痛不欲生的极端程度，在一次又一次承受之后，你就会习惯它，就像习惯吃难以下咽的早餐。疼痛变为日常，日常就会成为一种恒定的规律。我们总是倾向于按自己的规律生活。在某些时候，我们不仅仅是习惯它，甚至会喜欢上自己的病痛，并且产生依赖。

我拨通了一个号码，她属于我的经纪人夏佤。鬼知道她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这当然肯定不是她本名，但几年前我认识她时就这么叫了，甚至她的身份证上也是这两个字。可我就是觉得，她原本的名字一定极为普通，叫张小花李小梅什么的。

夏佤看到我发的996三个数字，会立刻叫一辆救护车，火速赶到机房。这是我们的暗号，99就是求救，6指的是地点。如果是995，则是在我家里。她已经靠这种方式把我送到医院三次了，轻车熟路。夏佤曾经抱怨说，每次看到你的数字短信，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去救你，还是去给你送别。

我还跟她说过，这三个数字的排列组合，就是我手机、银行卡、网络账号的密码。万一我真的死掉，她可以凭此来处理我仅剩的那点儿积蓄，只是需要费些时间，一个组合一个组合地试，直到找到真正的那个。

你值得吗？她反唇相讥。

我躺在急救室病床上许多次了。这是第一次看见心脏上的山川河流。我说的是看见，你懂吧，就是以前也看，但并未见，现在我看见了。看见是我的生存方式。哦，忘了介绍，我是一个电影导演，青年导演。曾在几个国际影展和国内的First影展上得过奖，小有名气，所以才有机会拿到投资，拍自己的第二部长片《夜空》。

这一处心脏般的山河就是《夜空》的空镜之一，取景自我的家乡。

趁点滴匀速滴落，心脏正在恢复正常的收缩频率和幅度，病人和医生都进入了静默期，我来说说这部电影的情况吧。

故事不复杂，讲的就是我故乡的事儿，准确点儿说，讲的是我小时候的事儿。

说，有一个乡下孩子，突然一天对天上的星空产生了兴趣。凉风习习，大地静谧，他躺在村后的山丘上夜观天象，看着看着，他的眼睛如飞行器一般走向夜空的深处，发现了一个小行星。从此之后，只要能见度够，他每天都会仰望星空，观察这颗小行星的运行。它很安静，连闪烁的节奏都比一般星星慢，这让它显得有些孤独。

多年后，这个孩子通过努力成了某大学天文系的学生，有机会用学校的高倍望远镜真正观测浩瀚星空。第一次观测，他兴奋极了，但看来看去，却找不到那颗小行星了。老师和同学对他所描述的那颗星大摇其头，认为并不存在这颗星，至少现在全世界的望远镜都没有观测到，那应该是他误认了另外一颗星，甚至只是他童年时的一个幻象。但是男孩坚持认为自己的确看到了一颗没有被编号和命名的星体，他甚至画出了它这些年的运行轨迹，十五年里，这颗星正在远离地球。他试图找到证据，但是他的理论水平不足以让他直接推导出一颗星来，而无论用什么望远镜观察，也都再不能找到它。最有趣的是，后来放暑假，他回到故乡的山巅，那颗星星又出现在天幕上了。回到城市，它再次消失。一度，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那只是一个幻象，一个头脑所虚构出来的星子，或者犹如海市蜃楼，是某个明亮的发光体通过特殊的方式，折射在故乡的夜幕之上。直到有一天，他在村里遇到了另一个看见过这枚星子的人——也是一个孩子，孩子说，他只能看见这颗星星，其他的星星一概看不见。

“它越走越远了，”孩子说，“等我长大了，它就远得彻底看不见了。”

我已经拍完了所有镜头，正在做后期。根据和制片公司商定的时间表，我需要在两个月内完成全部后期，才能赶上把片子送往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参展。据看完内部剪辑版的专家和影评人说，《夜空》很有希望获得一个奖项。

两天后，我感觉自己已经休整好，便又回到了机房。这一次，夏佤放下其他工作，陪我一起，她担心我再次因为心脏问题晕倒，那样的话，不但是我个人的末日，还将把整个剧组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如果无法赶上参展，后续的所有发行都将受到影响，那么，影片的档期、宣传、上线时机也要随之改变。这是不可接受的。一开始，投资的老板们会说，艺术电影嘛，就按你的想法拍，赚不赚钱不重要。但到了最后，你会发现，钱依然是更重要的因素。钱是艺术的骨头。

只用了不到二十天，剪辑和后期提前完成，顺利得有点儿超乎所料。夏佤举行了一个媒体看片会，记者和影评人们对片子很是赞扬，所有人都高兴。在庆功酒会那晚，老板让我上台致辞，我突然做出了那个决定——我将不随剧组参加戛纳的影展，但影片可以去。

所有人都在问我为什么。我说，单纯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合格甚至非常优秀的电影，但是作为自己，我并没有找到那颗星星——电影里，主人公最后发现，他所谓的那颗星体，只是一颗卫星残骸。经常观测天象并且有常识的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而他从小在山区，并不知道卫星残骸会留在太空之中。等到他上了大学，学习了专业知识，那个星星就消失了。影片结尾抒情而忧伤，主人公并未因此消沉，他失去了一颗想象中的星星，却得到了爱情。并且，就是在这时候，他的天文望远镜中真的出现了一颗从未被观测到的小行星。

而我，我始终没能找到那颗星星，哪怕是卫星残骸也没有。最后一遍完整地看完成片之后，我失去了对电影的那种狂热之爱，这有点儿像潮水，来的时候汹涌澎湃，去的时候干净利落，因为我看见了这部电影创作者虚伪——自说自话、自我满足、自我陶醉。

我甚至产生了一种生理性的反胃。尤其是当我想起，童年时在打谷场上看露天电影的情形，这种感觉就会愈发强烈——

一块幕布被两根长长的杆子支起，幕布两边各有两根绳子固定杆子，四个角的力量相互牵扯，让幕布在即使刮风的天气里也能支撑很久。放映机在幕布前方七八米远，影师用手转动胶片倒带，然后把胶片卡在放映机齿轮上，灯光亮起，咔咔咔，胶片转动，光束把影像投射到幕布上。影师开始调整镜头的角度，好让影像比例刚好契合荧幕。有时候，片子本身是宽荧幕，但幕布是窄的，便只能看见影像的中间部分。有时候，片子是窄幕而幕布是宽的，幕布便会在两边留下两条空白。

我通常站在放映机的旁边，伸手去挡一下放映机的光圈，幕布的影像上便出现一个巨大的手的黑影，仿佛要把电影里的人蚂蚁一样捏走。人群一阵躁动。我的脑袋被影师拍了一巴掌。

影师是一个中年人，寸头，戴绿色解放帽，红脸膛，酒糟鼻比脸颊还红。放映电影的傍晚，主家通常会请影师吃饭，有肉有蛋，那就必然要喝酒，于是他的脸就更红了。酒糟鼻像熟透的草莓，随时会烂掉。

在别的地方，他们被称作电影放映员，但是在我家乡，人们都叫他们影师，也就是放电影的师傅，或放电影的老师。我的家乡喜欢把很多事物简略起来称呼，宰杀猪羊的师傅，人们叫宰师；铡草的师傅，人们叫铡师；垒墙的师傅，人们叫垒师。所以，外乡人初到这里来，会觉得异常恐怖，似乎所有的老师都将在此死于非命。只有影师令人充满想象：放映电影的魔术师。这是我拍电影的最初起源，大爆炸的起点。

其次，我回到了那个点，一切的发生地。

我这次回来，是要重新做回影师。我要重现当年在打谷场——如今已经是水泥砌的广场了，扭秧歌、跳广场舞、开村民大会之所——集体看电影的场景。并不是怀旧和迷恋童年，而是我相信，电影需要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里。以电影的原初的方式，而不是手机、电脑这些移动设备，是要现场感，一个人挨着一个人坐着，能看到放映机的光束照亮的尘埃，能感觉到夜空在高处俯瞰。而且，你知道身边是谁，甚至能嗅出他嘴里的晚饭味道。这才是我心中的看电影的样子。

夏佤已经把我拉黑，她的最后一条语音留言是：去死吧，再也没人带着救护车去救你了。我理解她的愤怒，毕竟，因为我突然撤出，《夜空》只能由制片人带着去参加电影节，获奖云云，自然从一种可能变成一个笑话。只是我没办法跟她说清楚我的感觉，为什么不拍了以及为什么要回来。

用自己仅剩的那点钱——《夜空》剩余的导演费当然不可能再拿到了——我购买了投影仪、幕布等设备。我想买老式放映机，但不好寻找不说，主要是现在的电影已经不再使用胶片拷贝，都是电子拷贝了，而我不过是去乡村放电影，又不是院线，也不可能拿到胶片拷贝。我只能采用现在最通行的方式，在网上把电影下载（有时是盗版），然后用投影仪放映。好在，我并不执着于过去的形式。

当我找到当村主任的小学同学禾贵说这件事时，他笑得把嘴里的酒都喷了出来。禾贵连忙用手去捂住嘴，那是一瓶好酒，我从城里带回来的五粮液，他一滴都不想浪费。禾贵的笑是有理由，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这年头还有人疯到要跑回乡村去放露天电影。如今，人手一部手机，只要有网，可随时随地可以看各种大片。谁会大半夜跑到广场上去看？

然后，禾贵发现我并不是开玩笑，尤其是看在那瓶五粮液的份儿上，他端坐如钟，严肃起来。

禾贵说，我不能说支持，但也不会阻拦。关键是，你得说服村民们同意，因为那个广场，晚上是属于所有人的。跳广场舞、打牌，小孩子滑轮滑、跳绳，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在这里搞直播，你得说服他们。说服一群演员变成观众，可不容易。

禾贵说得对。他继续对付那半瓶五粮液，我来到了村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