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万的饭局

一

老万春末的时候来过一次北京。

老万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喝了一次酒。

这是毕业后我们第一次与老万吃饭。

酒桌上，老万说，他二十多年来就没有来过北京，他就是想同学们了，想趁过节前来看看大家。

老万说得很诚恳。但是我们不信。我们不信老万作为地方官，二十多年中没有来过北京。

同学老江说：“他肯定来过。只是那时他觉得我们没有用处，没有告诉我们罢了。”

我也表示怀疑。

但那一晚，老万说他喝醉了酒。

可同学老刘也不这样认为。老刘说：“如果老万喝醉了，他一定会叨叨叨的，惹人烦。”老刘是我们在京同学的头儿，他的话比较权威。我们仔细一想，觉得也是。

但老刘这话是后来说的，等我们想搞清时已时过境迁。人生的饭局太多，不管是同学之间还是朋友之间的，许多饭局就像阵风一样，吃过了也就过了，谁记得！

同学老黄又不这么认为。老黄说：“同学来北京一次，你请了他可能他不会记得，但如果他告诉了你，你没有请他，那他一定会记得。”

老黄说这话让我们有些害怕，生怕哪个同学来了招待不周，会影响同学情谊，还怕被同学记仇。所以，每次来了一个同学，只要我们在京的同学中任何一个人接到电话，都要告诉其他同学，以确定吃饭的人数、位置和吃的内容。

老万来的那次，我们是在后海边吃的。那里本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所以六个中年男人聚在一起喝酒，还有说有笑，仿佛有些异类。但这里是北京，北京的年轻人与老年人都不会管你这个，只要你有钱，你想上哪儿吃就去哪儿吃，与别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聚会地点是同学老黄选的。老黄每次选好了地点，就说一不二。这些年，同学们但凡来北京又告诉了我们的，一般都要借机聚一下。过去为了表示公平，大家每年每人出一万块钱作为接待同学资金，算是AA制。但有一个同学不太愿意，因此很快就不参加任何同学的聚会了，也不与同学们联系。到了后来，慢慢变成都是老黄掏钱请客。因为老黄辞职下海后挣了大钱，他说他包干，避免了我们预算紧张。我们开头有些不适应，但慢慢习惯了。除非老黄不在北京，才会轮到我们善后，一般采取首接负责制，即来京同学与在京的谁联系，谁就负责请。

过去，其他同学来京后一般都是打给老刘和老黄。老刘是学生时代的头儿，第一个入党的，老是在班上当领导，因此毕业了同学还是习惯把他当领导。而老黄呢，他当老板，平时又喜欢在同学群中咋呼，一会儿公司开业，一会儿公司大会，都要往群里发照片，所以同学们都知道他的实力。我们的同学群，就是老黄鼓捣着建立的，当年一个班六十多个同学，能联系上的有五十多个，另外十几个，老黄不管费了多少周折，要么是找不到，要么是不愿意加入同学群，特别是毕业后回到小地方工作的。老黄每拉进一个，就号召大家在群里欢迎，然后会主动发红包。红包很大，不抢的人很少。特别是女同学，遇到逢年过节，还动员老黄在群里发红包。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大家混得怎么样，同学圈中都一目了然。所以，后来每逢外地同学进京，大家便直奔主题，纷纷给老黄打电话。老黄再通知我们某月某日某时，奔赴某地与某某某参加聚会。而曲终人散，大家也是各忙各的，聚会也少，有事就打个电话，没事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人海中，你想捞都不知上哪个胡同去找。

一般来说，大家对同学聚会还是有热度的。除了那个不愿出“招待基金”的同学，和谁也不再来往外，其他人遇到同学来，见上一面也是很高兴的。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小刘小黄小李逐渐变成老刘老黄老李后，大家其实见一面少一面。不少风华正茂的同学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有生之年还能从天南海北脱身见到，也是缘分。对于我呢？还是有点害怕同学聚会的。这倒不是因为出钱的事，而是每次聚会完后，我作为不喜欢喝酒的那一个，还得开车一个个送大家回家。每个同学家住哪里，我都一清二楚。问题是我平时胆子较小，总是害怕他们在喝酒时会喝死一个，或者回去路上一命呜呼，让我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我每次送他们，必须送到每个人家里，敲开门有人接应才离开。遇上谁的老婆不在家，我又害怕他喝多了半夜出了什么岔子，往往还得在人家屋里陪上一夜，直到第二天安然醒来才走。天长日久，同学们都喊我“李劳模”。只有我老婆，虽然与他们也是同学，对我三更半夜才归来甚至夜里也不归来，慢慢开始表示不满。过去她还偶尔参加同学聚会，后来就以家务事太多为由，派我为代表，再也不参加了。好在后来老黄有了专车司机，我的任务也就慢慢减轻了。

二

1996年我们从湖北某大学毕业后，开头只有四个同学进了北京。这其中，属于部委大院的有两个干部子弟，一个是老刘，一个是老江。还有一个，是军队大院长大的老段。他们三个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分回北京天经地义。用毕业入伍并且顺利提了干的老段的话说：“在大院里，我随便碰到一个人叫声叔叔伯伯，啥事都办了。毕竟，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老段说这话时很有底气。老刘比较厚道，又有点知识分子气味，听后总是笑而不语。可老江不这么认为，老江私下喝多了时说：“老段那点关系，算个<＼＼dtp-server＼制作文件存储＼期刊＼当代＼2023年当代＼造字＼9.7＼尸求.eps>！老子的哥们儿姐们儿，哪一个是省油的灯？他们随便一个人的父母，出现在《新闻联播》中，都会吓得老段流尿。”话虽这么说，每次见了老段，老江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的。

至于老黄，毕业时进京下了一番力气。他有次曾在酒桌上笑着对大家讲：“当年我进京时，我爸爸去京城找人。那时都还是土老帽。我爸爸听说老领导喜欢吃王八，便到乡下专门收购了十几只超过五斤以上的野生王八。那时野生的王八多稀罕多贵重啊。但王八毕竟有大有小，我老爸怕送人时搞错了，便按要找的人官职大小排了个次序，每只王八背上都贴了纸条，写上要送的人的名字。结果上了火车，装王八的塑料袋不知怎么弄开了，一堆王八在车厢里满地跑，吓得一车的人大声尖叫。但乘客们看到王八的后背上竟然还写着张三主任李四部长王二麻子秘书，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老刘、老江、老段与老黄，一毕业就进了京，让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很羡慕。至于我，唉，是在他们都有了孩子的时候，才遇上那个偶然的机会，选调进京的。由于上车晚，我在他们眼里的称呼，开始还只是“小李”。当然，那时候他们也还是小刘、小江、小段与小黄。等过了四十岁，大家才开始互相在称呼前加上个“老”字，可他们还称呼我为“小李”。我每次开车送他们的次数一多，他们开始喊我“李劳模”，后面有次同学老刘可能是不太好意思，主动称我为“老李”，大家才慢慢也改口了。

我们那一届从湖北毕业后至今留在北京混生活的同学中，我们五个联系得比较多。那个不愿提供“招待基金”的同学，也是后来调入的。调入的手段与方式我们并不清楚。因为在学校时，我们与他交往也不多。只听说他到北京后迅速与房贷和车贷绑在一起，所以他不与大家来往，同学们也不勉强。至于成天混在北京人流中的我们，五个人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老刘，大名刘跃进。父亲是某部的副部长，母亲是大学教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刘干事沉稳，又继承了母亲的优点，爱读书，所以话不多，但处处说到位，滴水不漏型的。

老江，大名江世柏。父亲是某企业的董事长，一把手，享受正部级待遇。母亲原来是职工，内退多年，服务于他父亲。老江路子广、朋友多，爱聚会，喜欢大包大揽，常常胸一拍，“这事我来办，放心。”属于社会活动型的。

老段，来自军人世家。父母都是从外地当兵后调进京城的。父亲是师级干部，母亲是技术干部。老段从小生长在军队里，哥们儿义气重，有点爱吹牛，大学毕业穿上军装入伍提干，服从命令型的。

老黄，世代经商，家境优渥，父亲是江浙一带有名的民营企业家，母亲也是典型的家庭妇女。然而，偏偏就是这样的家庭，老黄的父亲老老黄，却非要家里的孩子们进体制，所以老老黄在儿子毕业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定要让小黄们进京，并且让每个孩子都比较顺利地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但安排到老黄时，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最后只在街道办弄了个职位。这让老黄多年来一直愤愤不平。他在街道办干了三年后，找准一个机会主动辞职下海，没想到会继续父亲的基因，在金融圈和建筑圈混得风生水起，属于开拓进取而又土豪型的。

至于他们眼中曾经的“小李”，也就是现在的“李劳模”我，就根本不值一提了。我来自南方山区小镇，与大城市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不过因为会写材料被上面赏识，被调进京来坐冷板凳，熬更守夜地制造文字垃圾，属于讨日子过生活型的。

五个同学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除了我，看上去就像是城市风中的一片树叶外，他们同学几个日子都还过得不错。这让外地的同学很羡慕。

三

老黄通知我老万来北京，并准备召集大家一起吃饭时，我正在改材料。从年轻时白加黑、五加二地写材料，到现如今的审材料、改材料，甚至于自己要上主席台讲，我的头发也稀了，发际线也高了，脑袋上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老黄打电话提到老万时，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是哪个老万。因为毕业二十多年了，同学中有的会有联系，有的却从来不联系。老万就属于从来不联系一类的。老黄说：“你不记得了？就是我们上学时，上课前老给教员递烟、考试时老给教授送西瓜的？”我说：“我哪知道这事？”老黄又不怀好意地笑着说：“就是曾经想追你老婆的，这你不会忘吧？”老黄这一说，我马上就想起来了。

老万的确是这么一个人。大学期间，平时不怎么太爱学习，动不动就说“六十分万岁”，但与人套近乎、拉关系很有一套。四年本科下来，他虽然不怎么学，但从来没有补考过。方法手段就是老黄说的那一套。至于说想浪漫地追我老婆那个桥段，我问过我老婆多次，老婆就是不开口。

于是，我问老黄：“老万现在干什么？”老黄说：“你这个书呆子，真是孤陋寡闻啊。他现在是西部某县的县长呀，准备竞争县委书记。”我心中一震，吓了一跳，我们同学中，还有当县太爷的呀。那太了不得了，我也太孤陋寡闻了！老黄说：“他来京办事。我们聚一下。我定好了地址发给你，你负责通知大家。”

每次同学聚会，有几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是由老黄定地方并且买单；二是由我通知在京的同学并在餐后送同学们回家；三是大家聚会一定得到，到不了的，要给同学老刘请假。老刘平素常说的一句话是：“只有大家都到了，才能体现我们在北京的同学很团结。”我们为此一直团结在老刘的旗帜下，他便成了我们在京同学的牵头人。老黄想夺权，也没有办法，他自己办公司，没少麻烦老刘疏通关系。所以一来二去，虽然老黄实际上是说话算的人，但表面上还得听老刘的。这才有了上面那三条不成文的规矩。事实上也不得不这样，因为在京的同学各自负担都很重，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居京城大不易啊。遇上外地的同学进京，或是开会，或是路过，或是旅游，接待任务就是同学之间的政治任务。你稍微马虎一点，好像就对不起“同学”这两个字。但你受的委屈，还不能说出来。

所以，当老黄把老万来的消息告诉我，让我通知大家聚会时，我首先就是告诉了在国家机关工作的老刘。老刘说：“老万来了？那个老滑头。”我说来了。老刘说：“好的，我尽量参加。不过我手头真的有点事，看能不能推推。”老刘所说的手头有点事，就是他参加了巡视组，即将到全国巡视，谁敢懈怠？

我又通知老江。老江在国企工作，由小江这个称呼干到老江这个称谓后，他已是国企下二级公司的老总，时间也不像还是小江称呼时那么自由。老江说：“狐狸老万来京，我们要见上一见。”

放下电话，我通知老段。老段这时在某部当副参谋长，电话里信号不好：“什么？老万来了？哪个老万？啊，是那个老被点名的老万？那个聪明不可一世的老万？如果我能挤出时间，我要去会上一会。”老段不说来也没有说不来。因为从“小段”变成“老段”后，他越来越不自由了，老是强调，现在工作日不能喝酒，到了休息日又可能要值班，也是没白没黑的，以他自己的原话说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挨个通知后，我又向老黄报告。这是惯例，因为老黄有时也有点看人打发，与他关系好的或者是混得好的同学，他有时会安排位菜；关系一般的或者他不喜欢的，聚一下就是个仪式感。但每次，老黄的话却说得特别到位：“同学来了，换个口味，今天吃个家常菜，叙叙家常情。”遇上他安排特别高档的，就会说：“同学一场，难得一见，略表心意，奢侈一回。”每次都把大家说得笑了。吃了人的嘴软，我们也就听之任之。反正有吃的，还不用自己掏钱，又把同学情展现出来了，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