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之手的传递”

赵俊：前年，国内多位著名翻译家相继去世，让大家都非常痛心。新时期文学以来，这些翻译家为中国的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离去是这个时代的损失。我曾和诗人小雅访谈了二十位资深翻译家，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摆渡”精神。我想，作为一个从书籍匮乏年代出来的人，你在这些前辈身上一定汲取了不少养分。

王家新：是，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曾说：“查（良铮）先生和王（道乾）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名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王小波的这段话，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感激。

正如人们已知道的那样，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吃狼奶长大的”，或者说“心灵长在身体之外”。当然，那个年代能读到的书很少，也比较杂，这一切，到了我在二十岁时上大学后就不一样了。对于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来说，袁可嘉先生等人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影响，怎么说也不过分。我是第一次从那上面读到瓦雷里、艾略特、叶芝、奥登的。最初的相遇往往最珍贵，我不仅从中经历了一场新的艺术洗礼，对于刚刚走上诗歌之路的我，也无疑是一种照亮和提升。穆旦所译的奥登《悼念叶芝》“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从此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冯至翻译的里尔克，袁可嘉翻译的叶芝，对我的人生和写作都有着深刻持久的影响。当然，还有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诗钞》，阅读戴译洛尔迦，就是对声音的奥秘的进入。不仅如此，还有那种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隐喻和意象，如“千百个水晶的手鼓／在伤害黎明”“细沙似的恐怖”“黑橡胶似的寂静”等，即使是叙述，那语言的力量也令人颤栗：“她的浆过的短裙/在我耳朵里猎猎有声”。从此，这样的诗在我的耳朵里“猎猎有声”了。

而这种“现代性”的艺术洗礼，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是决定性的：它决定了我们此后的艺术追求和方向。此后我的阅读当然在不断扩大，我曾多次谈到诗歌的辩认，正是在这种辩认中，除了欧美现代主义诗人，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还有米沃什、布罗茨基、保罗·策兰等诗人，相继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我感谢这些诗人，说实话，没有他们我就很难走到今天。当然，还有那些译者，尤其是像戴望舒、冯至、穆旦、王佐良这样的杰出诗人译者，他们不仅让我看到了那些“照耀我们的星”，还为我们开创了一种“诗人作为译者”的现代传统。他们的存在，对于我的创作和翻译都是一种激励。

赵俊：说到翻译，你最近翻译了美国女诗人吉恩·瓦伦丁和曼德尔施塔姆在流放地的诗集。作为译者，你怎么看待这两位诗人？可以说，翻译他们两位的作品完全是站在不同的心境之中的？

王家新：认识吉恩·瓦伦汀，可以说是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相遇”。我最初是翻译她和卡明斯基合译的茨维塔耶娃诗选，后来还有机缘在一个诗人工作坊相识。不用多说，我们一见面就有一种亲人般的感觉（她后来在信中称我为“亲爱的兄弟”）。我们相互翻译，通信，我的英译诗集出版后，她还写了一小篇令我终生珍惜的文字。她在新冠疫情中去世，我很悲痛。也就是在那样的时刻，我决定要译出她更多的诗。我要让她的生命、她的声音进入更多的生命。

你提到了瓦伦汀和曼德尔施塔姆，瓦伦汀一生正好写过多首献给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这是一位“面向他者、为了他者”的诗人，也是一个最深刻感人意义上的挽歌诗人。也许，是俄罗斯的那些受难诗人唤醒了她。瓦伦汀曾回忆初次读到曼氏在流放地写的诗，是怎样让她的头发“竖了起来”。曼氏在灾难时刻“想挽救语言”，娜杰日达在大清洗时期保存丈夫的诗稿，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如果你有你热爱的艺术，它可以帮你接通。特别是如果它是一种与他人相连的激情……”

而她的《曼德尔施塔姆》一诗，就堪称一首杰作，好像是她替诗人重新穿上了俄罗斯的“铁靴子”（“它那一点点/向内弯曲的伸展度”），好像她的头也被那匹“青铜母狼”的爪子一遍遍摁下。而在晚年，她又写下了《捧住金翅雀》这首献诗。“捧住金翅雀”，可视为瓦伦汀全部创作（包括翻译）的一个隐喻。正是这种发自生命最深处的爱和同理心，这种“与他人相连的激情”，使瓦伦汀的创作远远超出了早期“自白派”的范围，渐渐创造了一个自我与他者、生者与死者、人与其他生灵血肉相连、相互依存和转化的生命世界。

瓦伦汀一生主要的诗，我基本上已译出。但愿我的翻译也能“捧住金翅雀”（附带说一声，“Hold the finch”一般译为“握住金翅雀”，我译为“捧住”）。有时“当我醒来”，我想象我会和这位老姐姐一起在曼德尔施塔姆的沃罗涅日漫游，或是一起坐在曼哈顿的堤岸上，凝望着哈德逊河银灰色的涌流。这一切，正如她在晚期的一首诗中所说：

当我醒来，我们的时间消失了……

我洗干净了我们朋友的小旧地毯

把它摊在桌子上。

曼德尔施塔姆，

河水波光粼粼，银如犁。

这是多么好的诗啊！至于我翻译的《永存我的话语：曼德尔施塔姆沃罗涅日诗抄》，也是一种“还愿”的产物。“请永远保存我的词语，为它们不幸和冒烟的余味”，曼氏在给阿赫玛托娃的一首诗中曾发出请求，而这是多么神圣的一个声音！阿赫玛托娃、娜杰日达和娜塔雅接受了这神圣的委托。诗人西穆斯·希尼在一篇书评中称娜杰日达她们“像珍藏先人的骨灰一样”在一个恐怖年代保存了这些诗稿。这些了不起的女性，她们是诗人命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入了俄国文学的殉教史”。

因此，当出版人联系我想重印我翻译的《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二○一六年花城出版社）时，我想到的，就是在已部分译出的基础上把“沃罗涅日诗抄”全部译出来（它有九十多首，不包括一些变体、片段和草稿），而且还应加注。除了我自己写出一篇长序外，还需要译出相关的研究和传记资料，使它带有“评注本”的性质。我想我们应该这样来对待一份珍贵、独异的诗歌遗产。

当然，远不止是一个天才和大师般的诗人的令人惊异的诗艺在吸引我。在《回忆詹姆斯·赖特》一诗中，吉恩·瓦伦汀甚至说“他的声音/比我的更靠近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去翻译。他们不仅是让我高度认同的诗人，更是让我流泪的诗人。可以说，我爱他们甚于爱我自己。正因此，我不可能不去翻译他们，甚至也不可能翻译得不好。我的翻译，就是对他们的辩护。

赵俊：我之前在《扬子江诗刊》读到过美国华裔诗人施家彰的一些作品。近些年，我也曾经留意到越南裔诗人王海洋和华裔诗人李立扬的作品，后者还有诗集在中国出版。你怎么看待这种移民文化在美国诗歌中的表现？

王家新：我读过远洋翻译的越南裔诗人王海洋（Ocean Vuong，也有人译为“王鸥行”）的诗，的确很扎眼。他出生于西贡，在美国长大，他的诗集《伤痕累累的夜空》曾获艾略特诗歌奖，只是最近听人说，他后来的诗不如早期那么好了。也许对年轻诗人，我们应给他更多一些时间。

施家彰（Arthur Sze）的家族有民国外交官背景，他本人一九五○年出生于纽约，因此不能说他是“移民”诗人。对于他的诗选《玻璃星座》（二○二一年），著名的铜峡谷出版社的荐语是：“国家图书奖获得者阿瑟·施是一位大师级诗人（‘a master poet’）。他开始他的写作生涯，其压缩性的抒情诗受到中国古典诗的影响，后来他飞越到强大的多义系列，磨练了一种独特的风格特征，运用闪光的细节，专注的焦点，情感共鸣和复杂的结构。他的诗融合了中国、日本、美洲原住民和各种西方实验传统的元素——采用了令人惊异的并置，准确，富有启示，深切表现了对我们濒临灭绝的星球和陷入困境的物种的关注。阿瑟·施在一本又一本不可磨灭的诗集中展现了他多样的经验。这部选集是一部远瞻之书，描绘了我们最好的美国诗人之一的演变历程。”

我有幸和这样一位华裔诗人兄长成为朋友。《玻璃星座》的中译本（史春波译），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期出版，为由我主编的“子午线诗歌译丛”的第一种。

熟悉策兰的读者一看即知，“子午线”的说法来自于策兰，它穿过历史、命运和文学的不同时空联结了不同诗人。而把我们和施家彰联结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中国背景和血缘（多年前他和他的诗人妻子卡罗儿还在广西领养了一个女儿）。他不是“移民”诗人，但如美国诗人乔治·欧康奈尔在《玻璃星座》的中译本序言中所说，“他是陶渊明、李贺、李商隐的继承者，也是惠特曼、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继承人”。除了他的创作所携带的中国诗的“奇异回音”外，他还翻译有中国诗选《丝绸龙》，从杜甫到闻一多到当代中国诗（他翻译的我的《冰钓者》一诗，近期也将在美国著名杂志《肯庸评论》上发表）。

我喜欢施家彰的诗，真是充满了“令人惊异的并置，准确，富有启示”。前一周我还向“诗同读”推荐了他的《赤道》一诗，除了诗中令人惊异的种种描述，还在于全诗最后那个顿悟般的时刻：“穿越无边的熔岩，到头来发现/挽诗和颂歌是我们的南北磁极。”这样的诗，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呢？

赵俊：刚才我们谈论到了吉恩·瓦伦汀、施家彰，你早年有在欧美生活、游学的经历，近年来也涉足了美国诗歌界。包括你还在美国组织了一个诗人工作坊。众所周知，史蒂文斯有一首名作——《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在经过这么多种方式近距离和美国诗歌接触之后，你有什么全新的体验？

王家新：首先，我到美国是“陪读”，正好我已从学校退休，可以陪孩子在纽约长岛上高中。二○二一年十月刚去时，美国还处于疫情管控时期，公共文化活动都已停了许久，直到二○二二年春天后才渐渐开放。我是二○二二年三月先从美国去荷兰的，因为我的荷兰文诗集《灰烬的黎明》出版，荷兰文学基金会邀请我在阿姆斯特丹做一个月驻留作家。这期间我在荷兰和比利时做过多场朗诵，与一些诗人、汉学家和读者有了很多交流。说实话，我是更喜欢欧洲的，在欧洲诗歌也更受重视，比如除了大学和文学机构外，还有两家中学请我去给高中生们读诗、讲诗。一位荷兰作曲家甚至根据我的《瓦雷金诺叙事曲》一诗创作了一部弦乐作品，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里演奏。

至于主持一个诗人工作坊，是受哈德逊河谷作家中心的邀请。该作家中心是纽约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学机构，他们经常请美国各地的作家和诗人去朗诵。该中心主任很欣赏我的诗，也了解我的翻译工作，因此请我主持一个以对中国诗的翻译为主题的诗人工作坊。因为是工作坊，参与者限定为十人（不包括嘉宾），他们大都是美国诗人或诗歌爱好者，还有两位在纽约留学的中国年轻诗人张石然和梁京也参加了。这个工作坊当然是用英语进行，好在我做了充分准备。工作坊除了我主讲之外，还给学员们布置翻译作业，组织诗歌互译和讨论。

我的感受是，美国的诗人们很认真，对中国古典诗满怀敬意，对中国当代诗也很感兴趣。在翻译上，也许是受到庞德的影响吧，他们的翻译观念都很“大胆”，也很有个性和创造性。

赵俊：这次你从美国回来是领取这个“花地文学奖”年度诗人奖。回头看来，这正好处在一个历史节点。经过这么多年的诗歌写作，这四十多年来，诗歌生态已经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当你结束领奖后我们在面对“深圳晚八点”的听众时，有人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朗诵你被选入课本的少作——《在山的那边》。

王家新：听众中有一位老师，她一定要读《在山的那边》，她说她就是为此来的。《在山的那边》的确影响面大，不仅是老师们，我也听到不少年轻人满怀感激地谈到它。那是我在上大二时写的一首诗，让我现在不好意思，但是我也没有权力否定它。它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我只是希望人们也能关注到我们后来的写作。我自己的写作，这四十多年来的确经历了不断的变化，不敢说是“天翻地覆”，但也可能会令人吃惊，如我前年写的一首诗《武大郎的骨灰》，同样是写童年埋头看《水浒传》小人书的经验，但它和《在山的那边》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吗？我只能说是，但又不是。

赵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算不算是一种时代和诗人的对峙关系？我也曾经记得，也是在深圳这个讲台，你曾经跟我们讲过消费主义时代和诗歌的某种紧张关系。这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镜像。当我们再回望几十年前的诗歌生活甚至是生活时，这带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