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聊天记往

偶然看到一本二○一七年的刊物，封底彩照为孙犁故居，说明文字：“作家孙犁故居，天津市南开区玉泉路学湖里小区十六号楼三门三层。一九八五年建成，为六层曲线型条式楼，天津人俗称‘蛇形楼’。孙犁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居住于此，晚年的大部分作品在此完成。他一九九五年正式封笔。”

照片应该是对的，文字有出入。孙犁一九八八年八月才从多伦道搬到学湖里，按当时建制，学湖里属鞍山西道;地址也有误，准确说应是学湖里十六号楼二门三○一;说孙犁“晚年的大部分作品在此完成”，不准确，耕堂随笔十种，只有《如云集》《曲终集》两集，大致算在新居完成，因为《如云集》中不少篇章还是在老宅完成的。有人会觉得，我这样对着一幅老照片吹毛求疵，该不是没事找事闲得难受吧。实话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心里另有所属。

一九七九年第一次拜访孙犁，他住在多伦道二一六号，这是一处旧时的花园洋房，据说原为一政府要员的公馆，后来做了《天津日报》家属院，住进十几户人家。孙犁住大院南面一处平房，与李夫相邻，该是“公馆”前厅，门前有露台、回廊，室内高大轩敞，采光却不好，被一长溜书柜隔成两爿，里间卧室，靠南窗一边做书房兼会客室。这屋子中看不中用，冬天灌风，夏天漏雨、嘈杂，住着并不舒服，更不适于写作，孙犁曾以“空荡，破旧，清冷”形容，与友人书信中多次出现“我住的是间老朽的房，窗门地板都很破败了，到处通风。冬季室温只能高到九度，而低时只有两度”，“一到夏天下起雨来，每间屋子，几乎无处不漏”，“入夏以来，庭院大乱，我什么也干不了”这样的话。就是在这里，孙犁“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写出晚年大部分著作。一九七九年以后，我常到多伦道看望孙犁，开始是约稿、取稿、送校样，后来，有事没事也来聊天。有朋友曾提醒，这样的机遇难得，先生谈了什么，每次记下来，以后有用。我很享受与先生无拘无束地聊天，没在意，偶尔也会追记一点先生言谈，正式一些的留在本子上，更多是随手记在纸片上，时间长了，散在各处，忘记了。好在我有一个习惯，不随便丢弃写有字的纸，这两年准备写点回忆，彻底清点从单位拉回的旧物，才把散乱的追记归拢整理，就作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吧。

一九八○年二月十日上午，陪滕云拜访孙犁。滕云当时在社科院文学所，有意下功夫研究孙犁著作，很想当面向孙犁请教，又怕谈不拢，冷场，拉我作陪。滕云刚刚从湖南、广东考察回来，见到萧殷、黄秋耘，谈话从萧、黄二位与孙犁的交往开始，气氛融洽，时间也超出滕云预料。孙犁正在准备与《文艺报》吴泰昌的谈话，想得比较深，谈到政治对文艺的决定作用，也谈到艺术和政治还是有所区别。文艺评论是学术范畴，不能按照政治需要搞。“我赞成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像王国维那样，几句话都是站得住的，我很佩服。胡适之的小说考证也是扎实的学问。罗振玉是汉奸，可是搞了不少碑帖，都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那是硬挖出来的呀！”“今年过春节来人多，但并不觉得太累。接待人多了，有经验了，学滑了。来人我想法让他们自己说，或拿出作品来请他们看。这样我就省力了。”说到这里，孙犁哈哈大笑。说到文联作协恢复工作了，作家协会应该扶植创作，不要妨碍创作。“现在作协就是妨碍创作，起码妨碍我的创作。我坚决不干这些。我是很胆小的，很怕得罪人。写东西是要考虑这些。你们更为难一些。我完全能理解。河北作者写的一篇小说，传说我给韩映山写信批得很厉害。其实我都没看过。大年初一收到信，马上回信说明情况。这样的事太不正常了。”

滕云说，现在希望开一个孙犁作品讨论会的呼声很高。孙犁说，这事我从不表态。花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新东西，就不好了。我那点东西，本来就浅，在浅的里边再评得更肤浅，实在没什么意思。主要问题是，他们不熟悉我那个时代的生活。

一九八○年八月三十日，与同事李蒙英一起到孙犁家。孙犁谈到市里召开文艺座谈会，他头晕，又怕引人注目，这种人多的场合，最怕引人注意，坚持到市委领导同志讲完话，已经精疲力竭了。会后，袁静、王昌定等多人找他。他已书面提出，坚决不当作协主席。这些人来劝他当。孙犁说，他们还需要我做个幌子。实在无聊，把作协变成了权力角逐的官场。这是自古没有的。很气愤。坚决不当。后又谈及为刘绍棠《蒲柳人家》写的读后记（这篇读后记八月七日写出，发表时标题为《读作品记（一）》）。刘绍棠看后说，北京的一些老作家，都不像您这样直言。（《读作品记（一）》有这样的话：“绍棠对其故乡，京东通县一带，风土人物，均甚熟悉，亦富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深厚基础。然今天读到的多系他童年印象，人物、环境比较单纯，对于人物的各种命运，人生的难言奥秘，似尚未用心深入思考与发掘。”）孙犁说，这些人你们不要得罪。我老了，我不怕。对有成就的作者，只捧，会断送我们的事业。但现在多数人都不这样说。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绝不说违心的话。有看法就是有看法。当时拿去给《新港》发，表示还要写一篇读从维熙《泥泞》的。他没有妓院生活，而写妓院，漏洞百出。下等妓院哪还有什么大衣柜，有什么特殊房间。那样身份的人，也不会到下等妓院去。是哗众取宠，投一部分读者所好。这一部分和全书，没有什么有机联系。

一九八一年初，一天，北京宗璞打来电话，想专程来天津看望孙犁，听说孙犁住所门上贴了纸条谢绝来访，问我是否属实。我解释说，孙犁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不近人情，你来，他一定欢迎。宗璞说，那就请你陪我去吧。宗璞是个周四上午来的，我事先已和先生打了招呼。我们到时，先生已经在等候。彼此没有多少寒暄，直接谈起了文学。孙犁之前没有读过宗璞小说，知道她做外国文学研究，所谈围绕着近年读过的一些翻译作品。孙犁说在《儿童文学》上，重新读了安徒生的《丑小鸭》，心里好几天不能平静。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丑小鸭》好就好在声东击西，有弦外之音。这样的作品不多。又说到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个短篇，发在《百花洲》上，每一个细节，人物的每一个行动，都给人留下很深印象。这是很厉害的。还有普希金的《驿站长》《茨冈》。宗璞走后，孙犁对我感叹，不愧是名门之后，谈吐就不一样。没过几天，孙犁读到宗璞新作小说《鲁鲁》，写下《读作品记（四）》，“这样美的文字，对我来说，真是恨相见之晚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里一天，去孙犁家。先生心情很好，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两张稿纸，是刚刚完成的《尺泽集·后记》，“你看看，提点意见。”文字不长，我很快看完，感慨地说，“写一篇序跋，您都这么动感情！”孙犁突然说，“嗨，我最动感情的文字，你还没看到呢。”我大感意外，忙问。孙犁有些卖关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最动感情的是给张保真的信，有二百多封。后来分手她还给我，我一时气不过，投进炉子里，一把火烧了。”我连连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孙犁也说，“是呢。事后也有些后悔。那几年通信密，常常是她的回信还没到，我的信又寄出了。两个人的信在空中交汇。”（边说边做手势）我又问起，那您知道张保真现在的情况吗？孙犁说，“听说到国外去了。和前夫又在一起了。”我紧跟着打趣说，“看来您还是惦记人家。”孙犁不再说话。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友谊宾馆探访四川作家周克芹，周刚刚拜访过孙犁，忍不住谈起感受：很早就想来看看孙犁，去之前心情很紧张、激动，因为过去感到孙犁是个对青年人很严厉而爱护的老人。从文章看，由于上了年纪，可能爱生气。一见面，谈得很高兴。孙犁也很激动，说到，给《人民日报》写“小说杂谈”中，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批评（孙犁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写下《小说的抒情手法》，谈到“周克芹同志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蜚声文坛，羡仰久之。只是因为时间、身体、视力，一直未能拜读，领略风貌。今日本地电台，每日于早八点许播讲，正值我晨炊之时，一边看着炉火，一边静心听讲，已经有些天了。这是一部存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小说，一部有观察、有体会、有见解、有理想的小说。听时因照顾锅灶，容有疏略，总的来说，作者的艺术，是令人心折的。但也感到，小说中的抒情部分太多了，作者好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有人说是吹毛求疵。我说，我一点也没有这个感觉。孙犁说，我都是认为很好的作品才去讲的。一聊开了才知道，孙犁不仅看过我的长篇，还看了几年里发表的所有短篇，连在地区小报上发的答记者问都看过，真有心心相通之感。很感动。孙犁也说，和志趣相投的人相谈，是非常愉快的。我同意这种说法，就是繁荣的标准，是看塑造了多少感人的能保存下来的艺术典型。我写小说从不编故事，让人物活动起来，一活动就要和周围的人发生关系，就要有矛盾冲突，就有了情节。高晓声的陈奂生就是个典型。生活问题主要是个感情问题。深入生活就是要积累感情，感情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就会出来作品。有生活不一定写出好作品，要思考，要认识生活，提炼生活。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八日周三，上午到孙犁家。他拿出给《人民文学》谈散文的稿子（此稿发表时，题为《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让我看，并请我代他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我边读边发表议论。读到“文章要感人肺腑，只有出自自己的肺腑，才能够感人肺腑。读者都是具有良知良能的，不是阿斗，你言不由衷，人家就会看出你在骗人。有几分真诚，读者是看得很清楚的。”“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主要经验是：所见者大，取材者小（即以小见大），都取自日常生活的言谈、事件、与人的关系。都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好的散文必须是真诚和朴实的。要敢于说出真心话，是不容易的。只有抛掉种种顾虑，才能写出好文章。”我深有感触。

后来谈到，现在学校里语文教学，讲什么段落大意、主题、结构，大多是老师自己的臆想，和实际创作很隔膜。我说，看女儿作业，老师讲的主题就是各段落大意合在一起。孙犁大笑。

孙犁说，上海一位老师来，问《山地回忆》是怎么构思的，我说没有什么构思。他不信，说，我就是要写谈你构思的文章。我说，你就为他写文章而“构思”吧。孙犁大笑起来。又说，一天河南、上海，两个编辑来约稿，河南是一写作杂志的，带一个大皮包。孙犁说是皮包编辑部，上海人忙说，我们不是，是教育出版社的。又谈到佛经翻译对中国散文的影响。谢灵运就曾参与其事。鲁迅也谈过。《红楼梦》里很明显，谈禅学。

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周六，上午十点半到十一点半，和孙犁约好谈童年与家世。事先读了《我的童年》《在安国》《自传》《听说书》《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书的梦》《猴戏》等篇，拟定要提的问题：

和父亲的关系：期望过高吗？独子？父学徒到哪年，常回家吗？

是原始住户，还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

对母亲的印象。

最初的女性印象——安国的表姐？干姐？

第一次读《红楼梦》，看得懂吗？有什么印象？

《书的梦》中“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开始与书结缘？

《画的梦》中“赶年集和赶庙会，是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孤僻？

为什么说，“为衣食奔波，而不感到愁苦，只有童年”（《度春荒》）？

《木匠的女儿》中，对于村子的介绍，是否就是童年的生存环境？

《菜虎》中，“这种手推车的歌，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夸张成分吗？

开始，孙犁对这种聊天方式不太习惯，点颗烟，说得很慢，渐渐沉浸在回忆中，眼睛眯起来，似乎我这个提问者已不存在。孙犁出生时，父亲的情绪，既高兴又担心。上边五个孩子夭折，不知这一个能否活下来。当然，农户家死个孩子算不了什么，叫“干巴”扛出去埋了，就是了。这个村子很穷，逃荒的多，外出学手艺的多，有闯关东的，也有去上海的，但赌风颇盛。人们似乎要在赌场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要以此刺激填补空虚的灵魂。

事先命题的聊天仅此一次，我当场做了笔记，整理成《孙犁谈童年》《孙犁谈母亲》两篇文字。这种方式我也不习惯。我发现，在耕堂，和孙犁单独相处，最适于漫无目的的闲聊了。这个住着并不舒服的房子，倒是个聊天的绝佳所在。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去孙犁家拜早年。孙犁兴致很好，说得也多：今年春节我又忙了。帮忙的（玉珍）回乡下老家。我一人，要管两个炉子。每天六点起床生炉子，白天时时要注意，搞不好要灭掉。这样活动多了，反而胃口好了，能多吃些饭。中午孩子过来帮忙做点饭。我平常喝粥喝惯了，孩子来了，又赶上过年，当然要弄点肉。今天倒觉得肚子有点不太好。外孙女天天中午来，她爱吃鸡，我平常也不弄鸡，她来了，就弄鸡炖白菜。昨天我把鸡热上，盛好，中午她去奶奶家了，我只好自己吃掉。谁知一不小心，让一小块鸡骨头，把个牙硌掉了。牙已经糟朽了，就这么个小骨头。人老了，真不知会遇到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