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关税像是卡通版保护主义

危机是英国历史学家亚当·图兹痴迷于研究的主题。

从《毁灭的代价：纳粹经济的形成与崩溃》《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到《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停摆：新冠疫情如何撼动世界经济》，图兹通过对人类社会重大危机的研究，试图解释危机为何发生，人类又该如何吸取教训。

近年来，图兹更广为人知的是他对“多重危机”（polycrisis）的阐释。“多重危机”这一概念由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林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容克曾在报告中引用过，如今被图兹发扬光大。在图兹看来，“多重危机”不仅仅是指同时面对多个危机，它更像是风险矩阵中描绘的那种情形——整体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各部分之和。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图兹不沉溺于历史，他对外部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写专栏，录制播客，就时事发表观点。今年7月，在北京接受《财经》专访时，图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不仅反映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多重危机”，更使之进一步加剧。

“没人预料到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会如此激进，他所带来的冲击会如此全方位。一方面是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冲击；另一方面则发生在美国国内，他对自由派美国及其结构所发起的猛烈攻击。”图兹说。

作为一名欧洲人，图兹认真考虑过要不要搬回欧洲，但最终他心中占上风的答案是应该留下来。虽然他被针对他的网络运动和骚扰所困扰，但在他工作、生活的城市纽约，他找到了留下来的理由。最近纽约市长的初选结果更让他感到鼓舞，33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在民主党初选中战胜了纽约州前州长安德鲁·科莫。“我留在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而是因为纽约。”图兹说。

这是图兹在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到访中国。这个夏天，他先是在天津出席了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北京，图兹住在后海胡同里的酒店，去上中文课，去政府部门、智库和大学讲学。在北京度过58岁生日之后，他和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一起前往云南农村考察。

不同于之前对中国的访问，这一次图兹进入了中文的语境。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系统地学习中文，通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甚至能读懂一些古诗。而在一年前的夏天访问中国时，他还不太懂中文，处在中文世界的感觉像是一朵飘忽的云，与现在是截然不同的体验。

图兹出生在英国伦敦，成长于德国，在柏林见证了冷战的结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后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他在2015年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同时担任哥大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图兹的研究兴趣为20世纪和当代经济史，也广泛涉猎政治、思想和军事历史领域。

美国面临的“双重赤字”

《财经》：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你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亚当·图兹：让我从故事更乐观的一面开始。去年我在中国的时候感觉充满了不确定性，当时中国还处于房地产冲击和新冠疫情的后遗症阶段，彼时的问题是事情是否会变得更糟。一年后，尽管我们没有回到十年前7%或者8%的高速增长，但情况没有变得更糟。

如果从代际的角度，对于中国的一代人而言，这将是对预期的一种调整。具体而言，在2000年左右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成长的家庭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无可比拟的经济增长期。但当他们长大，如果有幸上了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时，迎接他们的却是显著的经济放缓，非常剧烈，足以在这代人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如果你去看房地产市场的数据、经济增长的数据，再比如投资领域的变化，从重工业、基础设施转向新能源、科技等新兴领域，你会发现，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换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和困难的，但这种转变正在塑造一个更持久的增长模式，这是人们所期望的。

会有新一代的年轻人，在他们成长的环境中，低速经济增长是常态。对于2000年出生的那一代人，经济放缓对他们是一种冲击。但如果是晚五到十年出生的孩子，他们不会觉得这是异常的，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高速增长。

所以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这是否标志着一种长期的增长模式变化。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种变化在中国并没有引发对政治框架的存在性质疑，无论你认为这是好是坏，还是从什么立场出发，中国的政治框架是非常稳定的。

美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当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去年夏天我来中国的时候，拜登的竞选已经快进行不下去了，特朗普看起来要赢。但没人预料到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会如此激进，他所带来的冲击会如此全方位。一方面是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冲击；另一方面则发生在美国国内，他对自由派美国及其结构所发起的猛烈攻击。

其中有三个层面的变化。首先，亲全球化的商界与华盛顿之间那种传统联盟的瓦解，这一过程在拜登任内就已经开始，现在则变得更加激进。其次是一种奇特的社会力量联合和趋同，来自社会底层与顶层的力量走到了一起。一方是亿万富翁，另一方是工人阶级、低收入中产阶级、保守派美国人，他们共同对抗的是专业管理阶层（PMC）。美国国际开发署、气候等政策都体现了管理专业精英的价值观和理念。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反弹，来自自由派长期以来试图通过美国国家机器和法律体系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这场努力最初是通过民权运动为黑人争取权利，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后来扩展到LGBTQ（性少数群体）群体，这些基本上都是通过法律体系和行政手段实现的。如今，原本用于推动进步的武器，正在被保守派当成反击手段。

用那些宏大而戏剧化的历史类比来描述现在的局势并不太有帮助，比如民主、法西斯主义、威权主义、内战或文化大革命等，这些说法都太过强烈。但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由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驱动，正在经历一场极为剧烈又异常的变化。这是一场政策层面的剧变。然而，特朗普并未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他并不是赢得了60%的选票，只是以微弱优势当选。这是一场真正全面而激进的冲击，但它发起的政治基础却非常脆弱。

《财经》：你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是进一步放大了“多重危机”，或是单纯反映了“多重危机”？

亚当·图兹：两者皆是。如果你把“多重危机”理解为异质的、彼此高度关联的危机集合，那你会预料到，一切既是因又是果，互为因果。

今年3月，美国政府正式放弃了“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不仅放弃，还公开谴责。美国政府现在的官方立场是，可持续发展不是它支持的事情。他们还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美国发挥软实力的关键工具，它参与过“颜色革命”，这并不令人意外。但美国的国家项目也包括挽救生命的内容。通过挽救生命争取人心，为美国的事业赢得支持，这曾是一种交易逻辑，它并不只是搞“颜色革命”。

《自然》杂志上有一篇论文估算说，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会有1300万人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门而死亡。这是否会加剧“多重危机”？答案是显然的，尤其是在受到最直接影响的地区。比如很多地方为应对猴痘疫情展开的基层防控，所依赖的资金就是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如今，一切都中断了。

更长期来看，美国已经明确承诺要终结可再生能源革命，转而加码化石燃料。当然，美国并不是全球气候变局中唯一的决定性变量。中国的作用更大，而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才是下一个世纪真正的推动力量。但美国的做法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财经》：具体而言，你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着哪些多重危机？

亚当·图兹：通过“多重危机”来诊断究竟哪些问题让当下的时刻在历史上成为独一无二和前所未有的。虽然只要现代国家存在，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就始终存在，但我们现在正走向一个三极核竞争的世界——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我们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如果一切失控，将会导致世界末日，这是头号危机。

第二个维度是环境与发展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看似难以阻挡的、由经济增长与发展驱动的环境破坏；另一方面，在世界某些地区，发展滞后、贫困仍然极其严重，还有营养不良、婴儿死亡和孕产妇死亡等问题。这些问题正集中在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非洲，而这一地区还未找到一个有效的发展模式。到21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将在全球青年人口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世界。亚洲在21世纪初的崛起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亚洲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庞大的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回归常态。但非洲作为一个拥有20亿人口，却没有清晰发展模式的大陆崛起，这是没有先例的，也没有路线图可循。

人工智能也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我目前还不确定它是对人类意识构成存在性威胁，还只是一个神奇的工具。我偏向于乐观，也许过于乐观了。不过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人工智能视为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挑战。

《财经》：你在《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这本书里提到过“双重赤字”的挑战：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你有想过特朗普会发起这样一场关税战争来试图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吗？

亚当·图兹：“大而美”法案带来的大规模财政赤字，其实是共和党的一种标准操作，并不新奇。保护主义之甚才是新的现象。这是欧洲人必须习惯的美国政治话语之一。在欧洲，保护主义是一种禁忌，甚至几乎是非法的话题。因为欧盟的基本运作机制，就是通过结束成员国之间的保护主义来实现市场一体化。

但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保护主义始终是一种备选。如果你回顾21世纪初全球化的光辉岁月，也就是“中国冲击”第一次波及美国的时候，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这种冲击都被严重夸大了，但它的确存在。美国的直接反应就是保护主义情绪迅速高涨。

当时像亨利·保尔森这样的人物，作为美国财政部长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协调者，他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要消除这种保护主义压力。美国政治中一直潜伏着保护主义的冲动，等待某一刻浮出水面。这并不让人意外。事实上，拜登政府也在实施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政策。

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它有点超现实，像是保护主义的卡通版。贸易政策其实是经济政策中技术性非常强的一个领域。贸易经济学家可以进行数学计算，运用模型分析，从而确定合理的关税水平；他们会做调查，认真设定标准线。这是经济政策最早实现技术官僚化的领域，在10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因为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这么做，贸易政策将是一团糟。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美国的关税数字居然是在信封背面粗略估算出来的，或者问ChatGPT应该加多少关税，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在经过几番你来我往之后一度到了145%。这已经完全脱离理性了。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相较现在还算传统，所以我没预料到会有今天这种状况。至于现在他们试图制造的预算赤字，基本上就是延续从2017年开始的行为，在当年已是前所未有的不负责任，现在更是变本加厉。

“双重赤字”常被等同于迫在眉睫的危机、世界末日、中国将停止购买美债，世界崩溃，新兴市场突然停滞等等情境。但这些并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真正触发因素，当时不是这样的情况。美国正在大幅拉高“双重赤字”，我的判断是这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当然，压力会持续上升，因为债务水平越来越高。但在我来看，这并不是会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

《财经》：你也写过关于美元主导地位的“过度特权”，你认为美元的主导地位还会持续多久？

亚当·图兹：如果问美元的“过度特权”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能够以相当优惠的利率借到自己的货币，而且基本上是不设限的规模。这三者——本币借贷、优惠利率、无限额度——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所谓的“过度特权”。

用本币借钱这件事，如今已经不那么稀奇了。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一旦用外币借债，就会引发风险。至于无限量发债，任何主权国家基本上也可以做到，至少在出现问题之前是可以维持的。所以最后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价格，也就是利率，你以什么利率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