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友谊

| 历久弥坚 |

我的发小与我同名——蕾切尔。但通常我叫她凯蒂，是她姓氏的谐音。我们认识超过40年了，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走到我们二人的生命尽头。或许她可能需要在我的葬礼上向一群陌生人讲述我的轶事。凯蒂，如果你读到这里，请不要提起去诺曼底的学校旅行，那次我可是出尽了洋相啊。

14岁时，我在谢菲尔德综合学校结识了凯蒂。回想起来，我甚至难以想象我们是如何在如此大的学校中，于茫茫人海里相识相知。但仔细一想，哦，那毕竟是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学校老师经常罢工，而“等老师来”则成了司空见惯的场面。漫长无聊的课前时光中，我们疯狂地聊天捣蛋，直至一位面露绝望的代课老师打开教室门，费劲儿把我们四散的心思拽回到课堂上来。

数学课上，我和凯蒂被分在同一个学习小组。借着闲暇，我们从音乐、化妆聊到男孩子们：那些我们喜欢的，以及我们自认为喜欢我们的。

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结束一天的学业后回到家中，我们立刻会给对方打电话。那个年代，家中座机通常都摆放在玄关里，毫无隐私可言。你的兄弟会故意发出噪音打扰你，你的母亲会嫌弃地敲着腕表提醒你时间。但我们心无旁骛，每天交流八卦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必要且自然。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件小事里发掘出戏剧性，甚至有许多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某位女士似乎正在同时和物理老师以及头发毛茸茸的地理老师约会；某个男孩因为对吸食胶水上瘾，以至于在历史课上睡着了；还有那些大胆火辣的女孩们，作为校园风云人物的她们，感情生活宛如每天上演的肥皂剧，充斥着跌宕起伏的剧情和夸张的台词。

友谊意味着许多事，当你年轻时，它是理解成人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与凯蒂那无休止的畅聊帮助我辨别人性，学会信任，变得可靠。我们对周围人的看法总是出奇地一致，纵使我们二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她通常很理智，而我容易冲动。随着我们长大，我总是陷入恋爱、暗恋和失恋的循环里，而她则耐心倾听我的抱怨，嘲笑我的夸张用词，并委婉地提醒我要谨慎，毕竟男生就是彻头彻尾的傻子。

我们在同一所城市上大学，仍能经常见面。在悠长的假期里，我们俨然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工作日晚上喝酒看剧，周六跳舞。毕业后，凯蒂回到谢菲尔德教书，我来到伦敦成为一名记者。这似乎本该是我们二人生活的十字路口，我们迅速分离，前往不同的方向。但“分道扬镳”终究不是我们友谊的结局。我们见面的次数在减少，而我们之间的纽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熬过了长久的沉寂后依然存在。每次见面，我们总能毫无障碍地接续上一次结束的话题。如今，凯蒂有她自己的朋友圈子，我也是。但我了解她，甚至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她，她对我而言亦然。当然，这或许只是我的妄言，但我不在乎。这份信念是我的精神支柱。想想你的朋友们，有哪一个是你可以半夜打电话过去，确信她们会倾听你的诉苦并帮助你，绝不会因为被吵醒而生气？对我来说，凯蒂就是这样的朋友。

40年了，我们一起经历过人生的喜悦，也分享过各自的悲伤苦痛。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的伴侣突然离开了我。那时我们刚刚一起买了房子，我对于未来新生活的期盼一瞬间被击碎。我第一时间给凯蒂打了电话，而她也第一时间赶来伦敦见我。我满怀感激地去车站接她。见到我的那一刻，她哭得比我更伤心。“哦，我可怜的朋友。”她一边哭一边抱住我。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紧紧相拥。我的心仿佛一条漏水的破船，在她温暖的拥抱里被缓缓引入安全的港湾。

| 至亲至疏 |

2022年10月，我的另一位好友，出版人卡门因病去世，享年84岁。我很伤心，因为我爱卡门，她总会让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光变得丰富多彩。但在她的葬礼前，我也因为这份友谊而感到苦涩。在安排葬礼流程时，我被排除在外，这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亲密。更准确地说，她有很多朋友，她与这些人的关系和我一样亲密，甚至比我更亲近。我对此感到失落、困惑、尴尬甚至有些嫉妒。众所周知，卡门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天才，作为朋友，每个人在她眼里都是特别的。然而，死亡划分出了她社交圈的等级。我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地位越来越低，这很难不让人沮丧。我只能思考我究竟错过了什么，而卡门又向我隐瞒了什么。

她的葬礼于11月举行，12月我开始阅读《朋友之间》，这是女作家薇拉·布里顿和威妮弗雷德·霍尔特比的通信集。我原本没指望能够就这本冗长的书信记录写出什么感想。然而我错了，这本书正是我所需要的。友谊固然美好，但也极为复杂——它教会了我这一点。表面上看，两位女性相互扶持，她们的友谊温柔而慷慨。二人于1919年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时相识，毕业后，她们又在伦敦合租。布里顿结婚生子后，霍尔特比再次搬进她家与她同住。布里顿经常出差在外，霍尔特比就承担起照顾孩子的重任。1935年，年仅37岁的霍尔特比因肾衰竭去世后，布里顿写下著名的《友谊的见证》一书以纪念她。

但从二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她们的关系在平静的外表下暗流涌动，甚至有时剑拔弩张。她们的性格截然不同，霍尔特比年纪较轻，个子高挑，金发碧眼，外向自信。这种自信或许源于她母亲对她教育的坚定支持（布里顿的母亲则不同）。一战期间，她曾中断学业去当护士，也很享受这段独特的经历。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她没有遭受过个人的重大损失。

相反，布里顿身形矮小，深发深瞳，沉默寡言。战争使她失去了未婚夫和弟弟。她和《南骑士》的作者霍尔特比一样野心勃勃，但她的野心深处总包含着一丝不安。过往经历或许影响了她，布里顿好像一直害怕被抛弃。

当霍尔特比后来搬进布里顿家中与她夫妻二人合住时，她显得如此高兴，而布里顿也非常自然地接受了。霍尔特比的朋友、小说家斯黛拉·本森将布里顿视作“水蛭”，但霍尔特比本人从未表露出这种想法。在我看来，人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排水管”和“暖气片”。霍尔特比是后者，她温暖又乐观，鼓舞人心。而布里顿则是前者，她会向周围人释放消极情绪，直言不讳地批评，同时面对他人指责时又会恼羞成怒。用当代网络流行语来形容，二人更像是“塑料姐妹”。

在1921年的一封信中，布里顿在称赞霍尔特比之前，先提及已故未婚夫的母亲曾评价霍尔特比“完全不漂亮”。她的嫉妒难以掩饰——在霍尔特比功成名就的时候，她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作家。

然而，友谊是如此复杂。在其他时刻，两人的感情是如此炽烈。她们在正式步入成年时写作的信函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令人深受启发。最终，她们深知彼此是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充满疑问，渴望倾听，温柔文雅地坦诚交流。又有哪个男人能够给予她们同等的理解呢？

| 科学探索 |

友谊正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遗传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视作研究的重要对象。得益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友谊的数量和质量对我们身心健康和死亡风险的影响，可能大过生活中除了戒烟以外的任何要素。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名誉教授罗宾·邓巴在其专著《朋友：理解友谊的力量》中强调，当我们感到孤独、无人倾诉和缺乏肢体接触时，我们大脑内的内啡肽活跃度会降低。内啡肽是我们身体内的天然止痛剂，缺乏内啡肽会使我们更容易受到日常琐事的消极影响。因此，社交缺失会使得抑郁和焦虑情绪加剧，甚至会导致认知能力衰退，增加患痴呆症的风险。理论上而言，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拿起电话主动联系朋友。但正如邓巴所说，友谊需要投入，甚至可以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尽管我反对性别方面的刻板印象，但在友谊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承认，女性在友情中遇到的挑战更为复杂。邓巴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我的观点：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朋友吗？她们的友谊会更紧密吗？研究表明，这是肯定的。

至少有一项研究表明，男性对于亲密关系的认知首先基于交流的频率，而女性则对关系有着非常高的期望，特别是在互惠和共鸣方面。更高的期待也意味着更多的失望和伤害。此外，父权制社会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鼓励团结，但同时也在制造分裂——女性也会在父权制社会的影响下彼此对立。

那么，身为女性的我们会艳羡男人那种看起来更加直接的人际关系吗？我不这样认为。每当男人谈论起他和朋友们晚上的活动——“音乐、足球、书籍……”——我一点也不嫉妒，但我很讶异，现在我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了。

| 文海拾珍 |

科学无法探究友谊最深处的奥秘，它既抽象又具体。聪明的研究人员可以用仪器记录下人类大脑在失去朋友时的悲伤情绪波动，但无法触及这种伤逝的情感根源——这是永无止境的人生戏剧。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或许是医生的工作，但实际上，这是艺术创作：小说、戏剧、诗歌、电影和电视剧。从卡门，这位我所知的最伟大的读者身上；从她所出版的布里顿和霍尔特比书信集中，我获得了一丝灵感。如果我以文学选集作为平台，从各个维度、各个作家的视角来探索女性友谊会怎么样？

这或许不仅仅意味着我要将我的书架翻个遍。我有时会将这个计划分享给我的女性友人，无一例外她们会说：“哦，我有很多想法，让我想一想再给你列个单子。”起初我对此充满期待，但很快现实教会我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如果她们真的给了我反馈，也通常只是询问我是否考虑收录《简·爱》中简·爱和海伦·彭斯的友情。但绝大多数朋友不会再给我什么回复。

在女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运作下，女性友谊登上我们文化的舞台中心，成为一系列小说的核心主题。二战后，这种变化便有所显现，例如史黛拉·吉本斯的《韦斯特伍德》、罗纳·贾菲的《最好的一切》和玛丽·麦卡锡的《团体》。到了90年代，以海伦·菲尔丁的《布里奇特·琼斯的单身日记》和坎迪斯·布什奈尔的《欲望都市》为代表，与女性友谊相关的作品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但如果我们往前溯源就会发现，在文学作品中，真正被充分刻画的女性友谊寥寥无几，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这一事实让我既惊讶又羞愧。我怎么会忘记，男性关系才是叙事的核心，而女性友谊往往会被文本忽视。

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如此写道，她努力回忆自己阅读经历中“有哪本书描写了两个女性角色的友谊故事”，结果发现屈指可数。这不恰恰是对我所做工作的印证吗？即便在当代小说中，爱情线仍然会挤压女性角色其他人际关系的叙述空间，使得女性友谊边缘化。

但我在工作之初竟然忽略了这一点。或许正因为我太渴望编辑出这样一部文选，以至于瞒骗自己说“女性友谊”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早已存在。现在我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我在做一件史无前例的新事。我发现，自1991年以来，还没有一本严肃探讨女性友谊的文选面世。

我的选集收录了100多位作家的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作品内容涵盖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儿时情谊到生死离别，从决裂到重聚，作品年代跨越几个世纪。凭借书中的智慧，我希望它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读者的“陪伴者”。正如1853年，夏洛蒂·勃朗特在写给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信中说的那样：“感谢你的来信，它像一次宁静的交谈一样令人愉悦，如春雨一般令人欢喜，像挚友来访般使人精神焕发。简而言之，如同阅读一页《克兰弗德》。”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