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角—如何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因与果

胡德坤，曾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历史学院院长、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等职；曾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际问题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国际问题学部委员、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世界现代史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会长等职。研究方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史、边界与海洋史、钓鱼岛南沙群岛历史。出版专著《中日战争史（1931—1945）》《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九卷本，主编）等15部。

《军事文摘》：西方学界以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您主张“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序幕”。这种分歧是否反映非西方战场贡献的系统性忽视？应如何构建去欧洲中心主义的关于世界大战的定义？

胡德坤：关于二战的起点，西方国家大多数都是采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宣战为标志，这种史学观或者二战史观在我们20世纪50年代以后都是比较盛行的。到现在，西方多数人，包括学者都认为二战的起源是德国入侵波兰。直到近年来，英美有一些学者才采用了1931年说，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二战起点的学说。我在80年代出版的著作里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九一八事变才是二战的开端。

第一，二战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从局部战争发展成为全面战争。这个局部战争，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也揭开了二战的序幕。接着，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利亚，1936年干涉西班牙内战，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到1939年9月发动了入侵波兰的战争。战争就从局部战争发展成为全面战争，它不是一下就完成的。全面战争还有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从1939年德波战争到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然后空袭英国，到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把世界所有的大国都卷入了战争，这个时候，二战的全面战争就达到了高潮。所以，德波战争只能说是二战全面爆发的一个节点，但不是二战爆发的起点。二战爆发的起点应该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如果把德波战争作为二战的一个起点，那么从1931年到1939年德波战争之前，法西斯国家对中国和其他弱小国家的入侵历史就会被抹消，这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性。

第二，它很容易模糊二战的战争性质。二战同一战不同，一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二战是反法西斯战争。法西斯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势力最极端的最反动的一部分，对内反对自由民主制，对外疯狂侵略扩张，它的矛头所向，无论是哪种社会，也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一幸免。它的目标是建立法西斯统治的世界秩序，以便永久剥削奴役全世界。因此德意志法西斯就成为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公敌。所以反抗法西斯，打败法西斯，重建战后的和平新秩序，就成为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共同任务。所以必须强调，二战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因此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各国和人民共同努力取得的。我们只有具备这种认识才能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建立，才能够真实、如实反映二战及中国抗战史体系。

《军事文摘》：您强调中国牵制日军主力间接加速欧洲胜利，若中国在1940年单独求和，轴心国能否实现“德日中东会师”？这对理解二战全球性有何启示？

胡德坤：我们研究历史的，一般讲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作为一个问题，我也想谈谈我的看法。由于中国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那么对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来讲，对各个战场都有重要的支持。因为盟国的世界战略是先欧后亚，重点是在欧洲，这就必须在东方依靠中国作为战略支撑点，如果没有这个战略支撑点，他们很难做到先欧后亚，因为中国战场尤其是从七七抗战开始，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还有日本海军的一部分兵力，是名副其实的东方战场。我们用几个统计数字来说明，1938年武汉沦陷的时候，当时日本陆军东边的是34个师团，其中在中国战场有32个师团，也就是说当时日本陆军的主力94%都在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陆军总兵力51个师团，其中有35个师团是在中国战场作战，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将近70%。而日本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只有10个师团，只占陆军总兵力的近20%，还不到中国战场的1/3。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对他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日本几十个师团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打下东南亚，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在中东与德国会师。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为，一旦中国崩溃，至少会使日军20个师团腾出手来，他们就会大举进犯印度。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中国放弃了抵抗，那么盟国的先欧后亚的战略就没有保障，日本就可能在中东与德国会师，战争就很难打了。所以，正因为中国坚持了抗战，把日本牵制在中国，才使得盟国的欧洲战场，包括太平洋战场，能集中精力来对付对手。中国的抗战的确是意义重大。后来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是因为中国是以实际行动、用自己的贡献来取得了国际地位。

《军事文摘》：有人认为“二战是中国从半殖民地走向世界大国的转折点”。若以1931年为二战起点，中国14年抗战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产生何种独特影响？

胡德坤：在二战期间，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都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在国际上是没有地位可言的，成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但是中国从1931年开始一直到二战的结束，经过了14年的抗日战争，这在国际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时候，法国宣传在世界上拥有最强大的陆军，但是法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被德国灭亡，英国也岌岌可危，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美国在战争初期也遭受严重的挫折，但是中国仍然在坚持抗战。这一点非常了不起，我们的武器装备，我们的经济各个方面在支撑战争的时候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国际上也很少给中国援助，后来七七抗战爆发后，只有苏联援助中国。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英国才开始给中国一些援助。1942年1月，由美英苏中四大国牵头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国际上就公认中国是反法西斯势力四强之一。所以后来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成为筹建联合国的主要国家。也保证了后来中国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说，我国是安理会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打破了近代以来由西方大国主宰世界的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联合国的创建过程中，在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过程中，都在积极地为弱小国家发声，努力维护弱小国家的利益。一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全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战后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一直都是无可取代的。

《军事文摘》：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我们如何从二战历史中汲取智慧，避免重蹈覆辙？

胡德坤：这是个很现实，也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研究战争，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我们的宗旨。正如前面所说的，二战是一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他跟一战是不同的，一战之后建立的国联，仍然是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但是二战后建立了联合国。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资本主义国家代表，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有发展中国家代表，也就是说联合国很好的代表了各种类型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新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秩序下，开创了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才有了战后世界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日新月异的发展。可以说，现在我们每年所创造的生产总值，相当于19世纪及以前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的总和，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这个大好的局面是二战各个国家，比如像中国、苏联这些国家，用几千万人的伤亡、几千万人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好好总结二战历史经验，避免世界大战的重演。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两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必须要有正确的发展史观。它可以警惕法西斯势力的死灰复燃，在国际社会中，战后有国家对二战的历史没有正确认识，同情法西斯的势力仍然是存在的。国际社会必须是要对这种右翼势力提高警惕。也就是说。二战的起源就是德意日几个国家上台，才有了东西方战争策源地，才有了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法西斯势力死灰复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发生。

第二，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我们今天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在二战期间也有一定的尝试。比如说二战形成的反法西斯联盟，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新的尝试，或者说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验。反法西斯盟国是在共同目标下，以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明的国家，无论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在同舟共济，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举全球之力共同打败法西斯，才开创了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由于当今各国处于经济全球化冲击之下，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何去何从，每个国家都面临选择。有不少发达国家采用了以邻为壑、本国优先的政策，用贸易壁垒、损人又不利己的政策，扰乱了国际秩序，也打乱了这种国际贸易的秩序，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矛盾。许多国家迷失了方向。我们应该以二战历史为借鉴，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共渡难关，才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不至于造成世界再次动乱，影响了我们的和平的发展。

最后一点，在目前的这种世界未有的百年大变局中，我们国家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思想都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让我们国家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更好地处理国际关系，加快我们民族复兴的步伐。现在中国的发展势头非常好。我们对二战的评价、二战史观这些看法都遵循着历史规律，现在也在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

林利民，中国第二次大战史研究会会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国际安全与中国外交，地缘政治，中国抗日战争史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在《中国军事科学》《现代国际关系》《世界历史》《抗日战争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从第一代战争到第六代战争》等。

《军事文摘》：有一种说法是二战和冷战是20世纪霸权更迭的连续进程，这意味着二战的深层动因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未能平衡新兴大国（如日德）与守成大国（英法美）的利益。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林利民：二战起源我们通常认为有两个战争策源地，说日本和德国要争夺世界霸权，挑起世界大战，这本身没有错。但二战起源还有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可一直追溯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当时主导凡—华体系的美英法三个西方帝国主义大国，作为战胜国掌握国际话语权和操作权，但他们若能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处理一战后的问题，就不会有对战败国德国那种极残酷的剥夺方式——这本质是“用一个强盗处罚另一个强盗”。德国不服气，因为英法对一战爆发同样负有责任。同时他们对一战后的“分赃”安排，也引起意大利和日本不满。德日意自认为是“无的”（殖民利益少），美英法是“有的”。美英法和德日意都是用帝国主义思维看一战后的世界。这种帝国主义思维认为“世界就是六个强盗可瓜分的猎场”，德日意要求重新洗牌，最终摧毁了一战后国际体系，而一战后的国际体系不过是美英法企图控制世界的政治框架。

关键在于，一战后的世界格局已变：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空前觉醒，像中国山东权益被从德国移交给日本的战后安排，就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抵制，中国人已不是清朝愚民。印度、非洲等殖民地国家青年参战后见识了新世界，回去就传播反帝反殖、民族解放思想。但英法还企图用19世纪的殖民思维统治世界——把黑人“像动物一样运去美洲”，这种恃强凌弱逻辑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过时了！中国国共两党都不接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治外法权和侵略企图，印度搞起来不合作运动，中东国家的反殖民斗争浪潮不断高涨。世界各类矛盾全面激化。德日意看到这个机会才趁虚而入。所以说到底，二战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出了问题。

《军事文摘》：您曾指出中国学者在1930年代中期便预见二战爆发。这种预见性是否源于对日本侵华行动（如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的“局部战争外溢效应”？若没有希特勒的扩张野心，二战会因东亚矛盾而爆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