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的起源：从一战遗产到体系崩溃

编者按：二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以惨痛代价时刻提醒世人：和平脆弱而珍贵，唯有坚守理性、包容与多边主义，方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军事文摘》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回声—二战遗产与现代东亚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92年出版）中，选取了关于二战因果的章节，分别荟萃成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1939年爆发的欧洲战争与1941年的远东战争虽时空分离，但欧洲战争本身可视为独立历史事件，而远东战争仅是插曲。两次大战交战双方大体相同，最终均以德国战败告终，且二战中德国明确为推翻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而战，战胜国则为捍卫该和约而战。

一战的直接原因是斐迪南遇刺引发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俄支持塞尔维亚，德对俄法宣战，英因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而参战。深层原因众说纷纭，包括东欧日耳曼与斯拉夫人冲突、帝国主义竞争、德国挑战英国海军霸权、法国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诉求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战争爆发。战争的本质是大国为争夺欧洲主导权，“把意志强加给敌人”，尽管双方最初的战争目的并不明确。

一战的决定性胜利改变了欧洲格局。1918年德国在西线被击败，此前已在东线击败俄国，导致俄国脱离欧洲大国行列，德国东部出现“小国的无人之地”。战后欧洲重心西移，传统大国奥匈帝国消失，俄国暂失大国地位，新的权力中心在莱茵河一带，英国、法国和德国成为主要大国。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埋下隐患。协约国与德国签订的停战协定及和约，虽旨在限制德国，但因德国未被彻底击溃，反而保留了统一的国家实体。和约包含苛刻条款，如裁军、赔款、领土割让等，但执行依赖德国政府合作，这为德国日后要求修改条约埋下伏笔。德国作为欧洲大陆人口最多、经济潜力最强的国家，其复兴与和约的矛盾成为战后核心问题。

战后十年（1919年—1929年）

战后十年，“德国问题”成为欧洲历史的核心议题。凡尔赛体系试图通过裁军、赔款和领土调整来约束德国，但这些措施反而激化了德国的不满。德国人口远超法国，在煤、钢等战略资源上占据明显优势，其潜在实力使欧洲安全体系始终处于脆弱状态。

赔款问题成为矛盾焦点。1919年和约未明确赔款总额，导致英法德长期争执。法国希望德国支付全部战争损失，英国则试图降低金额。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强制赔款失败后，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先后出台，试图以分期付款缓解矛盾，但赔款问题始终是德法关系的毒瘤。德国从美国借款远超赔款支出，却将经济困境归咎于赔款，加剧了民族怨恨。

绥靖政策初现端倪。1925年洛迦诺条约的签订是绥靖的重要里程碑，该条约确认德国西部边界，英国和意大利为德法边界提供保证，德国加入国联。洛迦诺体系使德国获得平等地位，却对东部边界未作明确规定，为日后领土修订埋下隐患。斯特莱斯曼任德国外长期间，通过和平谈判逐步瓦解凡尔赛体系，而英法寄望通过让步安抚德国，忽视了德国复兴的战略风险。

国际联盟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国际联盟虽被视为维护和平的机构，但在处理实质性问题时缺乏强制力。法国希望国联成为反德安全体系，英国则视其为包含德国的和解工具，双方分歧导致国联难以有效运作。1929年大萧条爆发前，凡尔赛体系已因内在矛盾和大国政策失误而摇摇欲坠。

凡尔赛的终结（1930年—1936年）

1929年始于美国的大萧条彻底动摇了战后秩序。经济危机与凡尔赛条约无关，却被德国民众归咎于和约的压迫。魏玛共和国因无法应对危机而威信扫地，希特勒的纳粹党借机崛起，利用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将“摆脱凡尔赛桎梏”作为核心诉求。

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暴露了国联的无能。中国呼吁国联干预，却因列强各怀心思而无果。英国忙于应对国内经济危机，美国推行孤立主义，国联仅成立调查委员会，未能采取实质性制裁。此次事件使国联的权威首次受到严重挑战，也为希特勒观察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的反应提供了参照。

裁军会议的失败加速了体系崩溃。1932年裁军会议上，德国要求与其他大国军备平等，英法拒绝却无力强制德国履约。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退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联，公开撕毁凡尔赛裁军条款。英法虽意识到威胁，却因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和经济压力，未能采取有效反制措施。

1936年德国重占莱茵兰是关键转折点。希特勒以法国批准法苏协定为由，派兵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法国因国内政治分裂和军事准备不足，英国则视其为德国“收复失地”，均未采取军事行动。此举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最后约束，使德国重新获得战略主动权，也让英法绥靖政策的破产暴露无遗。

阿比西尼亚事件和洛迦诺的完结（1935年—1936年）

1935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成为检验国际联盟的试金石。墨索里尼为转移国内矛盾和追求殖民野心，出兵阿比西尼亚。国联虽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并实施经济制裁，但未对石油等关键物资禁运，英国甚至私下与意大利谈判妥协。制裁的失败使国联彻底失去公信力，也让希特勒看清列强的软弱。

斯特莱莎阵线的瓦解标志着集体安全破产。1935年英、法、意召开斯特莱莎会议，宣称维护欧洲现状，反对武力改变边界，但三国各有算盘。英国希望拉拢意大利制衡德国，法国试图借助意大利加强安全，意大利却暗中与德国接近。阿比西尼亚事件后，意大利与英法决裂，转向德国，罗马-柏林轴心形成。

洛迦诺体系因莱茵兰事件而彻底完结。1936年德国重占莱茵兰后，洛迦诺条约的保证条款形同虚设。法国虽拥有欧洲最强陆军，却因战略思想保守和马奇诺防线的防御导向，放弃主动干预。英国则认为莱茵兰属于德国“天然边界”，不愿为法国安全承担义务。至此，一战后建立的欧洲安全体系完全崩溃。

反共产国际协定强化了法西斯联盟。1936年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随后加入，形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该协定表面针对共产主义，实则为法西斯国家扩张制造合法性，也让苏联对西方大国的不信任加剧，促使其寻求与法国的合作，但未能改变欧洲力量失衡的局面。

半武装的和平（1936年—1938年）

西班牙内战成为二战的预演。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支持佛朗哥叛军，苏联援助共和国政府，英法推行“不干涉”政策。这场战争暴露了列强的战略分歧：德国借此检验军事装备，意大利扩大在地中海的影响，英法则担心卷入冲突而坐视共和国灭亡。内战的结果使法西斯势力在西欧扩张，也削弱了欧洲民主力量。

绥靖政策在慕尼黑达到顶峰。1938年希特勒以保护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德意志少数民族为由，要求吞并苏台德地区。英法为避免战争，与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牺牲捷克利益。张伯伦宣称“带来了一代人的和平”，实则纵容了德国的侵略野心。该协定使捷克斯洛伐克丧失防御屏障，也让苏联对英法的信任彻底破裂，加速了欧洲军事同盟的重组。

欧洲军事平衡的彻底逆转。德国通过重整军备，军事实力迅速超越英法。1938年德国军费占GDP的16.6%，而英法仅为7%。法国因马奇诺防线的局限和兵役制度改革，陆军机动性下降；英国则因长期削减军费，海空军实力不足。列强虽意识到军备差距，却因政治分歧和经济顾虑，未能有效弥补缺口。

大国关系的重新组合与战争阴影。慕尼黑协定后，苏联因英法的背叛而转向与德国接触，1939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暂时排除两线作战风险。英法则在绥靖失败后试图与苏联结盟，但因意识形态分歧和战略猜忌未能成功。至此，欧洲形成两大对立阵营，和平的最后希望破灭，二战的爆发已不可避免。

摘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

责任编辑：王宇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