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格局的形成与演变:二战遗产与全球秩序重构
传统国际格局的崩溃与力量对比的根本性转变
17世纪以来,国际格局的演变始终与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紧密相连。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均是当时大国力量相对平衡的产物。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空前的破坏性,彻底打破了这种延续数百年的格局。
战争对欧洲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随着又一代青年人被战火吞噬,欧洲各国的基本国力几乎也在战争中消耗殆尽,导致欧洲整体衰落。这种衰落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反映在地缘政治格局上——欧洲被苏联和美国划分为东西两大势力范围,造成了它在地缘政治、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分为二,形成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与此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掀起的“对西方造反”浪潮,使非殖民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就结束了欧洲构筑了几个世纪的世界殖民体系。这双重打击使欧洲在19世纪建立的世界霸权地位一去不复返。
与欧洲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和苏联的空前崛起。二战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拥有占全球财富50%的巨大经济实力,将整个西欧、美洲和日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控制着制海权和制空权并一度垄断着原子武器。美国的这种优势使其产生了“飘飘然的自我优势感”,甚至认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苏联虽然在经济上逊于美国,但在军事和政治上十分强大,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控制着东欧,改善了东、西部的战略环境,并因其在战争中的巨大贡献而赢得了很高威望。
这种力量对比的根本性变化,最终完成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革:以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政治格局完全被战火所摧毁,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这一转变不仅是力量中心的转移,更意味着国际秩序构建逻辑的根本变革——从欧洲列强的均势博弈转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与协调。


雅尔塔体系:战后国际格局的制度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美、英、苏等主要战胜国开始着手规划战后世界秩序。从1943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再到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协议的签订,形成了指导战后世界安排的基本框架——雅尔塔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奠定了战后国际格局的制度基础,更塑造了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基本形态。
雅尔塔体系的核心在于通过大国协调来确立战后世界的基本规则。在政治领域,这一体系的外在表现是反法西斯大同盟建立的联合国,作为雅尔塔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在经济领域,则体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构建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
雅尔塔体系的具体内容涵盖多个方面:在对德日法西斯的处理上,通过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并在德日占领区实行“非纳粹化”和清除军国主义的民主化改革;在领土安排上,重新划定了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如美苏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波兰边界西移至奥得河-尼斯河,日本归还其窃取的中国领土等;在殖民地问题上,实行国际托管计划,推动被托管地区的发展与独立;在国际组织建设上,建立联合国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的核心机构,并确立了“大国一致”原则作为安理会运作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雅尔塔体系虽然体现了战胜国对战后世界的规划,但也深深打上了大国强权政治的烙印。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45年美苏背着中国达成的雅尔塔密约,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重大伤害。然而,就总体而言,这一体系还是有着很大的历史进步性,它第一次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制约了大国之间的冲突方式,为战后世界的相对稳定提供了保障。
两极格局的形成与冷战态势的演进
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为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制度框架,而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则使这一格局逐渐固化为冷战态势。作为两极格局的外在表现,冷战的形成既是美苏意识形态对立的产物,也是双方实力较量的结果。
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从战时盟友迅速转变为战略对手。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试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苏联则通过控制东欧和发展军事力量,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种对峙首先体现在欧洲,德国的分区占领成为冷战初期的焦点事件。随后,冷战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全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引发了一系列局部冲突和代理人战争。
两极格局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苏之间的威慑与遏制,双方通过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争夺来维持战略平衡;二是通过国际机制进行有限协调,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成为双方博弈的舞台。尽管冷战时期局部战争和危机不断,但由于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大国一致”原则的制约,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而使世界维持了整体的和平状态。
在两极格局下,国际社会形成了鲜明的阵营划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展开竞争。两极格局的存在,虽然带来了长期的国际紧张局势,但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为战后世界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联合国与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运作
联合国作为雅尔塔体系的核心机构,自成立以来就在维护国际政治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建立反映了新的联合国家联盟背后的真正均势,并表明了美国要在其中担当领导责任的强烈欲望。然而,联合国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承载着避免战争、维护和平的历史使命。
联合国的根本宗旨和原则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尊重基本人权和自决原则,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强国际友好合作,促进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福利发展等。为了实现这一宗旨,联合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反映了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体现了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从内部机制上有利于保证集体安全。尽管在冷战时期,美苏频繁使用否决权,使联合国一度成了冷战的战场和工具,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原则保证了在大国不一致的情况下,安理会不能采取措施侵犯任何一个大国的利益,从而控制了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危机的不断升级,避免了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迎头相撞。
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联合国最成功的创新是维持和平行动。这一机制是指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或者大会决议,由联合国所从事的,向冲突地区派遣不具有强制力的军事人员以恢复和维持和平的行动。自1948年首次实施以来,到2015年5月,联合国共开展了71次维和行动,共有超过100万军警和文职人员曾经或仍在维和行动中供职,3300多名维和人员为世界和平献出了生命。这些维和行动不仅是使局部战争逐步降级和控制冲突恶性升级的十分有效的手段,也成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下的重要机制,为此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获得了198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除了维护和平,联合国在推动非殖民化进程中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非殖民化机制,从宪章中的非自治领制度和托管制度,到1960年通过的《非殖民化宣言》,再到1988年宣布的“根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联合国在非殖民化的每一个阶段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到1994年最后一块托管地帕劳共和国独立,联合国关于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不再有殖民制度的目标基本实现了,这是人类历史的划时代的巨大进步,也是联合国的伟大成就。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
在经济领域,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联合国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两大支柱。这一体系主要是在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建立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三大支柱的国际经济秩序结构,为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双挂钩一固定”的世界货币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制度使美元获得了高于其他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黄金美元本位”制度。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实行加权投票制度,按照资金的配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所以实际上也为经济实力最强,占有股份最多的美国所操纵。
在贸易领域,尽管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努力失败,但关贸总协定的缔结和实施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的宗旨是达成互惠互利的安排,以求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确立多边贸易自由化体系。从1948年临时生效到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通过8轮多边贸易谈判,使各国关税大幅度削减,发达国家缔约方的平均关税已从1948年的36%降到80年代的4.5%,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平均关税同期已降到13%。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对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其运行的1950年—1970年间,世界贸易总额从610亿美元剧增至3127亿美元。1947年—1995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0倍。国际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国际投资的发展,1950年,西欧与美国之间的交叉投资仅分别为53亿美元和31亿美元,到1970年,美国在西欧的投资已达296亿美元,西欧对美国的投资已达316亿美元。这一体系在带动各国经济增长,加深国际经济联系,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从而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等方面,功不可没。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依赖于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减弱,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黄金储备日益减少。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外国人的美元持有额已超过美国拥有的黄金储备量,导致美元危机频繁爆发。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贬值并停止兑换黄金。1973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一固定”的运行机制被彻底取消,标志着这一体系的崩溃。
战后国际格局的演变与当代挑战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与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多极化趋势相呼应,标志着战后国际格局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演变阶段。尽管美苏两极格局的框架仍在,但世界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欧洲、日本的经济崛起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使国际格局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继续存在,但它们的职能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向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成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主要机构,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发挥了“消防队”的作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取代了关贸总协定,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迈进了“世界贸易法”的新里程,其管辖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及投资等领域,争端解决机制也更加完善。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苏两极格局瓦解,世界进入“一超多强”的过渡时期。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试图建立由其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但遭到其他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与此同时,联合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所导致的内战和局部冲突也不断发生;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最不发达的国家已经增加到48个;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跨国犯罪日益猖獗;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在这种背景下,改革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期待联合国为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更大贡献。在国际经济领域,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摘编自《历史的回声—二战遗产与现代东亚秩序》人民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刘靖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