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战中的制度攻击与影响
作者: 刘杨钺 牛昊 王倩全球化时代,大国博弈的焦点已从传统军事对抗转向制度合法性的深度较量。美国自冷战以来构建起一套“制度攻击”战略体系,其核心逻辑是通过解构目标国内生秩序、构建符合美式价值观的国际规则,实现霸权护持的终极目标。这种攻击模式依托“理论包装—技术解构—联盟围堵”三位一体的混合战范式:以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为理论外衣,将制度输出伪装成“全球公共产品”;借力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技术工具,构建“信息茧房”实现认知操控;通过北约东扩、芯片法案等机制捆绑盟友,形成多维度绞杀网络。从冷战时期“美国之音”的单向渗透,到数字时代“锐实力”驱动的精准打击,美国制度攻击历经“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的范式跃迁,其策略呈现四大转型:渗透路径从政府主导转向硅谷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分布式协作;攻击焦点从宏观制度否定转向微观政策解构;战略目标从价值观替代升级为制度瘫痪;博弈模式从单向输出演化为双向认知重构。深入剖析这一系统性威胁,对防范制度安全风险、维护国际公平秩序具有紧迫现实意义。

美国制度攻击的理论溯源及范式转型
概念内涵。美国制度攻击是综合运用舆论操控、经济胁迫、技术垄断等手段,通过非军事方式颠覆他国政权或削弱其制度合法性的系统性战略,其理论根源可追溯到3个重要概念,即“遏制战略”“政治战”和“混合战争”。1947年,乔治·凯南使用化名“X”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核心观点为对苏联进行“长期、耐心而坚定的遏制”,主张通过政治施压、经济封锁和意识形态渗透限制苏联扩张,被称为“遏制战略”。正式提出“政治战”概念则是在1948年国务院政策规划室NSC-43/1文件中,强调“运用除战争之外的所有国家力量工具实现战略目标”。“混合战争”这一概念则是2007年由弗兰克·霍夫曼在《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中提出,其强调传统军事手段与网络攻击、经济制裁、社交媒体操控等非对称手段的融合运用。
理论根基及演进特征。制度攻击在美国政治战体系中占据中枢地位,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三大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其一,霸权稳定论为制度攻击提供合法性包装,即借推动构建国际秩序的名义对全球进行制度输出;其二,民主和平论构成道德制高点,康德1795年《永久和平论》中提出“共和制国家间不易爆发战争”,这一命题被异化为输出西方式民主的正当性来源;其三,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制度同构理论,强调通过规范扩散实现国际体系重塑。这种理论组合在实践中形成“制度优越性论证—他国制度缺陷批判—制度替代方案输出”的三段式攻击链条。


策略演进特征的范式转型。美国制度攻击策略的演变,本质上是其应对技术代际革命与国际权力转移的适应性调整。这种转型既包含工具理性的升级,更体现为战略思维的深层变革。
一是从“中心化控制”到“分布式渗透”的路径转型。冷战时期的制度攻击依赖政府主导的集中式宣传体系,如美国新闻署通过“美国之音”进行单向价值输出。而在数字时代,攻击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硅谷科技公司承担技术赋能角色,基金会与非政府组织负责基层渗透,好莱坞构成文化叙事工场,形成“去中心化”的攻击网络,大大增加了反制难度。
二是从“宏观叙事”到“微观解构”的焦点转移。早期的制度攻击呈现出“意识形态挂帅”的鲜明特征,对目标国政治体制进行整体性否定。当前策略则转向对制度细节的精准解构,通过放大个别政策执行偏差,制造“制度失效”的认知印象;利用大数据捕捉社会矛盾焦点,定向煽动特定群体不满情绪;借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批量制造具有“真实性幻觉”的负面案例。
三是从“制度替代”到“制度瘫痪”的目标升级。美国制度攻击的战略目标已从单纯价值观输出,转变为制造目标国的制度运行困境。例如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通过持续军援延长冲突,使俄罗斯陷入“战争消耗—民生恶化—制度合法性衰减”的恶性循环,这种“制度疲劳”战术成为新常态。
四是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建构”的认知博弈。最新演进趋势显示,美国正将认知科学成果深度融入制度攻击策略,广泛运用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制造定制化、沉浸式的宣传产品。例如通过AI情感分析工具分析目标国民众并推送定制化攻击话术。这种策略创新使制度攻击从外在压力施加转向内在认知重构,极大提升了策略隐蔽性与作用深度。

美国制度攻击目标与对象的多元性
美国制度攻击的核心目标是构建全球制度霸权,通过削弱他国政治体系的内生合法性,维持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支配地位。其攻击对象呈现多层次、多维度特征。
在制度层面以中国、俄罗斯等非西方制度模式为主要靶向。近年来,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战略竞争者”,在美国右翼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2025计划”中,“中国”一词就出现了483次,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恶意”,不断通过技术脱钩、供应链重组和意识形态渗透等手段实施制华、遏华战略;对于俄罗斯,美国则通过北约东扩、能源制裁和“颜色革命”代理人培育等手段,持续削弱其地缘政治影响力。
在社会层面重点渗透青年群体、知识精英与边缘社群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2022年资助中国境内“维权律师培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等项目达千万美元,通过学术交流、NGO合作等形式培育亲美意见领袖。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定向投放价值观内容的工具。
在国际机制层面试图进行规则重塑。一是系统性修改现有国际规则,例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WTO改革提案中要求限制国有企业补贴,并将“非市场经济国家”定义权收归己有;二是构建排他性区域机制,如通过《美墨加协定》嵌入“毒丸条款”,限制缔约方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三是操纵规则解释权,当国际法符合美国利益时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反之则通过“长臂管辖”强制推行国内法,例如《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技术封锁。这种规则重塑的本质,是将多边机制工具化,服务于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维护技术垄断和产业链控制权的战略意图。

复合型制度攻击的全球影响
国际法与多边机制的系统性破坏。一方面,美国对国际法基本原则与国际关系准则造成系统性破坏。国际法的核心原则包括国家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而美国的制度攻击行为往往以“维护国际秩序”为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例如,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但联合国调查证实其证据虚假(如2003年“洗衣粉”事件),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的直接违反。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导致其累计损失超1542亿美元(截至2021年),对伊朗制裁造成每年石油出口损失超300亿美元,严重侵犯两国经济主权。
另一方面,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进一步削弱了多边主义基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多次绕过安理会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或经济制裁。例如,2024年联合国报告指出,美国制裁导致叙利亚1670万人需人道援助,经济倒退至90年代水平。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多边贸易体系的包容性,也使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与公正性面临严峻挑战。


地区冲突与安全困境的加剧。美国制度攻击对地区安全稳定的威胁较为显著,其通过经济制裁、军事干预与意识形态渗透等手段,制造地区性冲突与社会动荡。
一是中东地区,美国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导致该国能源出口受限、医疗资源短缺,进一步加剧了地区人道主义危机。二是东欧地区,在美国的持续影响下,北约不断进行“东扩”,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最终将乌克兰危机引爆成为一场局部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还引发了难民危机与能源短缺,对欧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三是亚太地区,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强化军事同盟体系,拱火周边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多年来,美国唆使菲律宾、越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南海问题上频繁挑衅,试图通过军事威慑破坏地区和平,使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日趋复杂。
全球价值观的文化侵蚀。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全球竞争尤其是美国制度供给的重要领域。美国长期以来依托多种手段,实现文化“武器化”,排斥其他非西方文化,削弱他国文化认同,极大地破坏了全球文化多样性。
一是通过文化霸权与舆论操控,传播美式价值观,削弱其他文化的认同感与影响力。美国利用其在文化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通过电影、音乐、时尚等媒介,将西方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包装为“普世价值”。例如,好莱坞电影中频繁出现的“英雄拯救世界”叙事,不仅强化了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形象,也隐含着对非西方文化的贬低与排斥。
二是操控社交媒体平台,进一步强化美国文化霸权的传播、渗透能力。通过算法推荐系统,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能够精准推送符合目标群体偏好的内容,形成“信息茧房”效应。例如,TikTok、Facebook等平台被指控通过算法操控,放大涉华负面信息,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此类行为不仅破坏了全球信息的多样性,也使得其他国家的文化认同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三是依托宗教与非政府组织的联动,拓展美国制度攻击的发动途径。通过“宗教自由”议题,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制造宗教矛盾。此类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也破坏了地区宗教和谐与传统文化的传承。
美国通过制度攻击削弱了全球价值观的多样性。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往往被忽视,而美式文化霸权却大行其道。这种文化同质化趋势,不仅威胁到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也使得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面临新的挑战。
责任编辑:李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