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爱国的中国青年一边

盔甲厂13号，让中国人民记住了……

古都北京，东便门城墙根下，有一条名叫盔甲厂的胡同，相传明代就存在，迄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今天，这条逼仄的背街小巷，显得毫不起眼。但在中华民族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岁月，这里曾住着一对怀揣梦想来到中国的美国青年“冒险家”。随着一个接一个蓝眼睛高鼻梁、追踪时代新闻的欧美记者，以及一拨又一拨有着强烈爱国心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辅仁大学等校青年学子的到来，这条胡同热闹了起来，并由此导演了一场又一场、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的“活报剧”。这对美国青年，为着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目标，同中国爱国青年手挽手、肩并肩，一同走向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平街头，走向高扬爱国御侮民族大旗的中华大地，也走向遥远的海外诸国，让世界人民了解到饱受列强欺凌压榨的古老中国正在孕育着的或激烈发生着的一切，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知道了“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宋庆龄，知道了“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鲁迅与在他一手扶掖下顽强生长的左翼青年作家，还有他们笔下参与了改变中国未来命运的划时代作品……

这对美国青年的名字，是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斯诺。位于北京站东街南侧、现为北京中安宾馆的盔甲厂6号，即昔日的盔甲厂13号，是斯诺夫妇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居住的旧址。忆当年，正是在这里，埃德加·斯诺完成了日后名震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这里也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遭当局通缉的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学生领袖的避难所。

尽管这对当年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后来回到美国，由于种种原因劳燕分飞、不再见面，但他们依然忠诚于同一个信仰、同一项事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辉煌的伟大革命事业所取得的节节胜利，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鼓与呼！浩瀚的太平洋阻隔不断他们辛勤耕耘为之付出的一切：不懈地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播撒友谊的种子、架起友谊的天桥。

2015年，埃德加·斯诺诞辰110周年，两座真人大小的斯诺夫妇雕像揭幕仪式，在盔甲厂13号有着浓郁欧式风情的露天中庭举行。2017年11月，这里又隆重举行了纪念海伦·斯诺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2019年4月9日，来自斯诺故乡的一支美中友谊小分队入住中安宾馆，同从事国际友人研究的中国学者们，老革命、延安老战士、黄华同志的夫人何理良，斯诺学生兼战友萧乾先生的遗孀文洁若等亲切会谈。作为从事国际友人研究的笔者，有幸应邀参与了交流。

在盔甲厂13号居住的最后日子里，斯诺夫妇还做了一件暖人心肠的事情：1937年8月初，刚刚完成《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受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东北大学教授徐冰之托，护送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离开平津。当时，邓颖超因严重肺结核，化名“李知凡太太”，辗转从延安秘密进入北平，隐居在京郊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病愈后，正值全面抗战爆发，斯诺夫妇临危不乱，将邓颖超接到盔甲厂13号家中住下。斯诺利用美国记者的身份，硬是从日本宪兵特务的眼皮子底下，奇迹般地掩护乔装打扮的“李知凡太太”离开危机四伏的北平城，一同乘坐火车前往天津，然后委托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合众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护送她搭乘轮船去烟台。在天津港分手时，邓颖超深情地说道：“斯诺先生，谢谢你的大力帮助。”至此，斯诺认为：“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是应当有点反抗的声音的”

在我国，斯诺夫妇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曾并称为“三S”。1984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斯诺夫妇的学生和战友黄华的亲切关怀和参与下，专门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后来为了弘扬更多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国人民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由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提供的史料显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时期，很多学生运动领袖谋划的请愿书、宣言、声明、传单等文件，就是在斯诺夫妇居住的盔甲厂13号讨论、起草、翻译、油印和保存的。

“‘一二·九’运动前夕，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斯诺家。黄华（王汝梅）、陈翰伯、姚依林（姚克广）、黄敬（俞启威）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外交战线老战士何理良前辈，不止一次地向包括笔者在内的到访者介绍。她年仅十四岁便跟随父亲何思敬先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随同丈夫，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多次前住瑞士、美国探望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

一张微微卷边、泛黄的老照片，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九十年前一个历史瞬间：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站在盔甲厂13号杏花初开的院子里，抿着嘴笑得正甜。她便是“一二·九”运动中冲在最前列、手提扩音喇叭演讲的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领导成员陆璀。照片拍摄于1936年初春寒料峭的季节，中共地下党决定，让已经上了抓捕黑名单的陆璀，转移到斯诺夫妇家中。2012年，为了印证此事，中安宾馆负责人曾专程拜访年已九十八岁高龄的陆璀前辈。“刚会面时，她显得有些茫然，聊天时突然会问我们是谁。可一说起当年和斯诺夫妇的交往，以及如何发动的‘一二·九’运动，整个人顿时变得神采奕奕了起来，叙事说话，条理是那么的清晰，眼神是那么的明亮，让人怎么也忘不了。”

说起“一二·九”运动的酝酿和策划，还得从1935年入秋时分说起。新学年开始，担任燕京大学讲师的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和美国《纽约太阳报》的撰稿人。他和妻子海伦从位于燕京大学校园南边不远处的海淀军机处8号，搬回中心城区，住进盔甲厂胡同13号。海伦·斯诺曾在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和《未油漆过的大红门》中提到，当年这一带颇为荒凉，附近还有一条僻静的林荫小路和埋葬着1900年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人的坟地，据传时不时地闹鬼，故而租金极为便宜。整个13号院就住着两家外国客人，另一边居住的是瑞典地质学家尼斯·特伦博士夫妇，当北平严寒的冬天来临，他们都要回到瑞典。这样一来，对于斯诺夫妇来说，这里成了不受外界干扰的理想写作环境，以及召集中外友人，一起讨论中国和国际时局的聚会之处。

早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时，埃德加·斯诺就以其极其鲜明的反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侵华政策的立场著称。时间一久，他和妻子海伦的周围，便聚集起了一群爱国抗日、反对媚日投降政策的左翼热血学生。任教的同时，作为英美著名媒体的驻华特派记者，斯诺经常到包括日本人占领的东三省在内的全国各地采访，接触了大量国民党高层官员和日本人，从中获得了一些内幕消息。因此，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骨干，时不时来到斯诺家中，商议工作并听取他们夫妇的意见。来这儿的常客，有中共北平地下党市委的负责人之一、北平学生运动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俞启威（黄敬），中共地下党员、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学生姚克广（姚依林），中共地下党员、来自东北沦陷区的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新闻系学生张兆麟，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王汝梅（黄华）和执委会副主席龚普生、执行委员陈翰伯和龚澎等。

在斯诺夫妇家的书房里，收藏着许多为国民党当局定性为禁书的进步书籍，如苏联文豪高尔基的《母亲》和鲁迅先生广为推介的《毁灭》《铁流》等，然而进步学生更感兴趣、争相阅读的，还是反映中国工农红军的书籍，如斯诺夫妇挚友、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前进》。大家把这里当作一个“能够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一个波涛涌动的大海包围之中的“安全之岛”。

1935年北平的秋天，让盔甲厂13号的女主人海伦感到无比压抑，她向来到这里的爱国学生诉说：“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气本身也是死的，充满了一氧化碳和腐烂的蔬菜发出的沼气。”据此，海伦提笔写下了一首题为《古老的北京》的诗歌。这首诗，极为形象地描绘了媚日投降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昔日“伟大的帝都”此刻的苍凉：

北京死了，死了，

无耻的，公然的，和那些

在那失去的战场上，受挫被掠

之后的、温暖裸露的生物

一同死去了，

死了……是应当有点反抗的声音的，

而这里只有微呻的惨默，

是应当有些生气和动作的，

而这里只有不抗斗的败退，

四肢五脏都冷了，

这里应当有点生气……自然

凡是伟大的帝都，不肯不出

一丝抗斗的声音便投降了的？

这庞大崇高的城墙是不肯的，

他有坚厚的铁门，有箭楼

雉堞，二千年来，这城墙

不断的回应着那凯旋者的欢呼。

这里应当有战胜者的绝叫，和

那被征服者的叹息，

至少也应当有半夜的酸风，为

那被忘却的鬼雄哭泣。

但是没有，这些都没有。

……[1]

当爱国学生来到盔甲厂13号的时候，埃德加·斯诺就把妻子海伦怀着满腔义愤写下的这首诗，用同样沉重无比的心情，一字一句地读给他们听，一下子引起了学生们的共鸣。一位名叫杨白萍的女同学听后，含着热泪把这首诗带回了学校，并且将它翻译成中文，在同学们手中接力般地传阅，继而又张贴在墙报上，刊登在燕大、北大的校刊上，很快，在广大爱国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与共鸣。

海伦还把这首诗亲自送给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的著名作家冰心。心有灵犀的冰心当即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并交给时任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梁实秋。梁实秋迅速将其发表在由他创办并主编的《自由论坛》上，诗作者的署名，是海伦自己选定的笔名：尼姆·威尔士。

《古老的北京》原作，还发表在1935年12月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亚细亚》上，被选入阿兰·F.彼得的《期刊词诗选粹》，以及次年由纽约诗歌文摘协会编的《美国诗词年鉴》。由此可见这首诗的强烈震撼力及其由此带来的深刻影响，诚如当年梁实秋为此诗撰写的评论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诗中是以外国人的身份，而替我们中国人生这么大的气，我们自己读之焉能不羞愧？”这是一首置身于弱小民族抗击外来野蛮入侵行列中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战歌，九十年过去，仍然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我们站在爱国的中国青年一边”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军队撤出天津和河北。日本特务威胁利诱宋哲元的北平地方当局脱离中央政府，策动所谓冀、鲁、晋、绥、察五省“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一再退让，激起了承续“五四”爱国光荣传统的北平大中学生的极大义愤，他们发出悲愤的呼声：“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8月1日，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内容传回陷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很快在清华、燕京、北大，以及暂栖在北平的东北大学流亡学生中秘密而又广泛地传开。11月，北平大中学校联合会（北平学联）成立。根据《八一宣言》精神，中共北平临委和北平学联在西城辟才胡同附近的一个人力厂里秘密开会，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以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向卖国的反动当局和日本侵略者示威。

作为英美媒体在华记者的埃德加·斯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日本即将全面侵占整个华北的阴谋，以及国民党当局推行媚日投降政策的内幕消息后，立即联络其他外国记者，以最快的速度把消息发往国外，同时他也及时向海外传递着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中国青年学生的消息。2017年，学者钱承军委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博士生Jingyuan Qian在美国图书馆查找到一篇《纽约太阳报》刊登的斯诺关于北平学生运动态势的报道，刊出时间恰巧是1935年12月9日，但斯诺发给报社的时间是11月12日，反映的应为“一二·九”运动爆发前一个月的情况。

中国学生再掀学潮

冷酷镇压后，青年运动重获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