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执念（创作谈）

短篇小说《春焰与白狐》写的是记忆与执念。在我小时候，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天时近傍晚，我独自在街上玩，看到街口悬浮着一团红色火球，在离地半米高的位置，忽忽悠悠向我飘荡而来，到我脚边，继续向前滚去。我一路尾随，直到它拐进一条小胡同，倏忽不见了。后来我跟很多人讲过这件事，没人肯信，包括我的父母。高中时，在书上看到“磷火”一说，我试图为幼时那次灵异事件找到科学的解释，但我发现，我看到的火球与磷火虽有相似之处，却也有很大区别，比如，磷火应该不会拐弯，而我看到的火球更像一只行动自如的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怀疑自己，那天的情景，究竟是我目之所见，还是出自我的梦境。

大概记忆也是有保质期的，期限因个体以及环境差异各不相同，有的记忆变质之后会彻底消融，沉入深不见底的时间之河，再也无法打捞；而有的记忆变质之后，会与时间形成化学反应，呈现出一种绮丽的玄幻的色彩。比如我的奶奶，她在世的最后一年，剩余不多的生命力聚集于嘴巴，她躺在床上，絮语不止，与每个来访者分享自己年轻时的荒诞经历以及家族丑闻（均被我爸和两位叔叔一一否认），这给我妈和我婶婶们造成了极大困扰，每有客人来访，就会提心吊胆地坐在床边，对我奶奶的嘴巴进行严防死守。在她过世之后，我时常怀念，怀念很多年前，她给我讲故事的时光。无疑，她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出于本能地进行加工和再造，给她一根树枝，她会给你变出一棵大树；给她一片花瓣，她会给你变出一座花园。她是个记忆的魔术师。我也时常会想，如果她认得五千个汉字，或许能够成为一名小说家。可惜她是个文盲。

如果调动我们关于儿时的记忆，会发现童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一切都是那么曼妙，甚至天也更蓝，水也更清。如果我们拨开这些繁华茂盛的枝叶，继续向更深处探究，就会发现，隐藏在叶片下的虫洞和枯败：和人打架被痛揍，在蛀牙的折磨下彻夜难眠，被一条狗追赶整条街……这些晦暗往往被选择性遗忘。

更有趣的是，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记忆里会呈现不同的面貌，有人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张冠李戴或者夸大其词的篡改，而导致真相如一团迷雾，隐藏起自己的庐山真面目。

我不是哲学家，无法勘破记忆的奥秘，我只是个写故事的人。我想编一个关于记忆的故事，于是有了这篇小说。里面出现的香港歌星和那首《春焰》可以对照费翔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众所周知，在那首歌席卷大江南北时，大兴安岭着了一把火。这是这篇小说和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我在小说里编造了一个地名，黑熊岭，这可能受到了《熊出没》的启发。还杜撰了一首歌，歌词写得像是顺口溜，没有一点港味儿。这都是对现实的回避，我不想让一篇小说调起人们对灾难的回忆。小说里“我”的身份是一名电台播音员，这是对上一篇小说《召唤术》的延伸和补充。那时候我想写一个系列，“我”在主持节目时听到的奇闻异事。结果写完《春焰与白狐》就搁浅了，转而又去搞了另一个系列。这说明我是个没有长性的人，热情总是来去匆匆。

主人公疤面老者是个痴情的人，他暗恋了“我妈”几十年。我当然不能让这样的爱情开花结果，所以疤面老者成了爱情的“殉道者”。这篇小说想要呈现的绝不是爱情，我更想探讨的是，当巨大的创伤（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发生后，人们如何在记忆与遗忘、真相与重构之间艰难穿行。疤面老者对“我妈”几十年无望的痴恋，正是这种“重构”的极端体现。他将自己的一生情感，锚定在一个不可能的对象和一个被自己无数次美化的“记忆”上，最终成了爱情的牺牲品。他的悲剧性，不在于得不到，而在于他活在自己精心构筑的记忆牢笼里，拒绝接受现实的变迁。他的脸被火灼伤留下的疤痕，是外在的创伤印记，而他内心的“疤痕”，那份固执的、被记忆固化的爱恋，才是更深沉的痛苦之源。

这是关于记忆的执念。佛家有云，人生三毒，嗔痴贪。这是一切痛苦的来源。疤面老者占了“痴”，也就是执念。这样痴情的人在文学或者影视作品里屡见不鲜，大多数以悲剧收场。白娘子的痴换来的是被永镇雷峰塔下，黛玉与宝玉更无须多言，就算金庸笔下的痴情男儿段誉，原本抱得美人归，却被金庸老爷子在晚年残忍改写，让他“幡然悔悟”。可见，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是崇尚“放下”的，之所以推崇“放下”，是因为太多的“放不下”。

时至今日，我仍然对幼时目睹的火球念念不忘，而我的一个朋友，总会跟我说起上学时在食堂偶遇的一个姑娘。他十分确定那个姑娘是他的校友，但是后来他用尽了方法，却再也找不到她。这也成为他心头的一个执念，导致他到了现在，还是对此耿耿于怀。不过他的症状轻微，而且是偶发性，除了偶尔让他内心悸动一下，并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

还有人把执念当成了信仰，这可能是高级的执念，比如我认识的很多人对写作的态度。坚持写了几年，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作品，可还是笔耕不辍，起初我会劝这样的朋友，别太执着了，别太在乎了，既然写不出成绩，那何不把写作单纯当作一种陶冶情操的爱好呢，类似于退休大爷大妈跳广场舞和下象棋。后来我发现，我的劝说不但起不到效果，反而会使对方更加焦虑。我开始反思，是不是我的态度出了问题，让对方感觉受到了轻视，所以我放弃劝说，改成鼓励。你无法剔除一个人心中的执念，但可以为他添一把柴，也许就是这一把柴，会让他拨云见日。如果执念真的成了信仰，那他在乎的，也就不再是成绩，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对于疤面老者这个人物，我们是不是也要辩证地看待他的悲剧性？他的执念是求而不得，还是隐忍不发？他在这份执念中，是否获得了内心的安宁与满足？他对“我妈”几十年的痴恋，建立在一个极其薄弱甚至扭曲的现实接触之上，却在漫长的岁月里被记忆不断润色、拔高，最终固化为一种坚不可摧的信仰，并最终让他在那个由记忆和幻想支撑的“爱情”里“殉道”。他至死都活在那个自己编织的，与“白狐”同在的幻梦里，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只是我们很难理解罢了。

写这篇小说时，我试图让叙述者“我”成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一个试图用唯物主义和现实逻辑去解构疤面老者故事的解谜人。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当“我”面对老者临终的嘱托，面对殡仪馆面包车带走他遗体的场景，特别是当收音机里再次响起那首《春焰》时，“我”的内心并非毫无波澜。那首歌，如同一个咒语，瞬间打通了时空，将“我”拉回童年的大院，拉回对父亲模糊的记忆，拉回母亲当年歇斯底里的愤怒与后来深沉的哀默。疤面老者的执念固然荒诞，但母亲对父亲名誉的执着捍卫，乃至最终对往事的淡然遗忘，何尝不是不同形态的“执念”？叙述者的冷静之下，隐藏的是对记忆的困惑与敬畏。他最终选择对母亲隐瞒老者的临终之言，表面是出于理性的判断，深层则是一种保护，保护母亲用时间好不容易换来的内心安宁与满足。这本身也是一种对记忆的主动干预和选择。对于记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之握手言和。疤面老者用执念美化记忆，母亲用遗忘寄存记忆，“我”用淡漠缅怀记忆。

写作或许正是我处理自身“记忆执念”的方式。在虚构的疆域里，我得以安全地打捞那些沉入时间河底的碎片，审视它们如何在河水的折射下变形，在光阴的摩挲中发光。我像奶奶一样，本能地对这些碎片进行加工和再造，试图赋予它们形状和意义。不同的是，我认得汉字（可能不到五千个），能将这些编织成故事。这或许并非懦弱的逃避，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面对——在虚构的镜子里，照见记忆的深渊，理解那些“痴”的根源，并最终与自己、与时间达成某种和解。奶奶通过口头讲述，让她的“大树”和“花园”枝繁叶茂，而我，则试图在文字的土壤里，留下些许痕迹，哪怕它们注定会如同那座盐业公司大院一样，在时间的推土机前扭曲、消失，沉入被遗忘的河流。我试图用写作给记忆之焰添上一把柴，让它烧得更久一点，好在我穿越记忆迷雾时，照亮那短暂而崎岖的路径。

责任编辑：孟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