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小学到剑桥大学
作者: 苗千在30多岁的年纪回忆自己当年的小学教育,这份记忆恐怕已经不大值得信赖了吧。但是在20多年前小学里的一些场景、对话和心情,在我后来的生活中,仍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涌现出来,与当时所处的情景融合起来。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在我30多年的生命里,20多年在学校里度过,时间不断地向前,接受的教育程度逐渐攀升,但对于小学时的记忆和影响却始终不曾减弱,我意识到这已经成为我人生的底色之一。在升学考试时,在毕业答辩时,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在剑桥大学的实验室里——小学教育,尤其是小学教师,对我的影响始终挥之不去。
上课第一天,有关坐姿:背手而坐
我出生在1月份,上小学一年级时还只有6岁半,尚未达到标准的入学年龄,为此当时我的父母还感到有些幸运。入学那一天似乎是在闹哄哄中开始的,父母一起送我到离家并不远的那所小学的操场上,之后呢?妈妈像是哭了,看着我依依不舍——不对,这是我17岁时父母送我去西安上学时的情景;妈妈似乎是很高兴,在电话里说她肯定高兴得一晚上都睡不着了——也不对,这是我29岁那年通过博士答辩后给家里打电话时妈妈说的话。我6岁半时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呢?耳边又传来爸爸略显气急败坏的一声喊叫:“快点跑呀,跟上他们!”即将进入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几乎站满了学校不大的黄土操场,每个班的班主任都出来认领自己班里的学生,然后把小孩子们排成两排,迈向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间教室。
我不大情愿地跑了两步,跟上我人生中的第一班同学向教室走去——随后我被分配到教室的第四排,在这个60多人要坐上十几排的拥挤的班级里算是前排座位了,大概属于会被老师重视的区域。启蒙课程在排了座次之后一天才正式开始,班主任是一位姓杨的女老师,在我印象里她是一位老太太,但现在想来她当时也只有四五十岁而已,父母打听了这位老师在学校里的名声,听说她对学生很严——这是个叫人放心的好事。
语文、数学、自然、音乐、美术、体育,还有课外活动课,这就是我在接下来的5年里要接受的全部教育,但是每门课的重要性显然有所不同——这样对于课程的划分在我后来的教育经历中成了常态。在小学里,语文、数学和自然是主课,学生在心里自然对每一门课程有权重。在以后的学习中,不被高考、考研涉及的学科都只是副科而已,只有体育和艺术特长生才去专攻那类课程,而我也几乎没有从课堂上得到过涉及美术和音乐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缺憾,现在已经转化为人生的遗憾了。从早上的第一节课开始,小学生们就被要求把双手背在身后听课,腰板要挺直。双手反剪背在身后听一整天课,对于小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能容易办到的事情。
这样的要求没有人觉得不妥。小孩子爱动,老师更要严格管理,但这种生硬的听讲姿势伴随着身体的僵硬感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国外的小学生是怎样听课的?直到我来到英国,和我的英国同学交流小学生活——英国的同学告诉我,在他们的小学教室里会有一个“den”(小窝),小学生在上课时如果情绪不好,就会自己跑进den里面休息一觉,里面还会有一些“fancy dress”,学生们大可穿着这些看上去夸张的衣服来上课,每周五学生们还可以带着自己心爱的玩具上学,英国同学还意犹未尽地对我回忆起小学时在老师腿上爬来爬去的课堂生活……这样的小学教育,不仅是我无法经历,甚至已经是我无法想象的了。
零分,哇哇大哭
我因为不了解小学课堂而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远不止于不习惯双手背在身后听课,我想不到自己6年多的人生中最大的挫败正在入学第一天的末尾等着我。下午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已经打响,我已经做好准备收拾书包回家,但此时班主任老师并未如我所愿地宣布下课,而是说出了另外两个字:“考试。”我的同学们又一次显示出了让我惊讶的适应能力,他们迅速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作业本和铅笔用来考试,而当我掏出书包,找到作业本时,杨老师已经开始念出了考题——考试内容并不复杂,考查的是当天的语文教学内容,也是当时我头脑里仅有的知识,四个拼音字母:B、P、M,还有F。默写这四个刚刚学过的拼音字母对我来说挑战不大,虽然拿出作业本的速度稍慢了一些,我仍然大约听到了考试内容,我在每行有四条横向虚线的作业本上用铅笔写下这四个拼音字母,然后把这一页纸撕下来,交给老师。老师当堂判卷。大约10分钟之后,我得到了人生第一次考试的成绩,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零分。原因在于老师在考这四个字母时并未按照当时教学的顺序,而是把它打乱了。我因为那十几秒的延迟,想当然地按照上课时学习的顺序写下这四个字母。老师对全班同学宣布我抄袭,并且当堂给了我零分。在我23年的学生生涯完全结束之后,我已经可以坦白这20多年里我曾经抄袭过同学的作业,也曾经在考试中作弊,但是在小学生活的第一天,我当时尚且不知道抄袭的含义,我完全掌握了那四个拼音字母。如果我的老师能够稍有耐心查明情况,而不是急着给予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零分,或许就不至于在一个小孩子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恶劣记忆,让我对于老师和考试报以长久的不信任。
之后的情节是我妈妈后来告诉我的。走出校门,妈妈等在学校门口接我下学,和我同行的一个同学见到,抢在我之前向我妈妈报告:“他零分!”我随即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现在当然已经记不起这大哭究竟是委屈,是羞耻,是胆怯,还是三者都有。学生时代第一天的经历让我永生难忘,时至今日,我仍然愿意把我人生的第一个零分看作是有某种带有启示性的信号。我后来升入中学、大学,出国留学直至读完所有的学位,心里始终带有某种委屈和不甘,考试对我来说总是意味着不公正,我从未有过令自己感到酣畅淋漓的考试,我的成绩也从未成为父母可以用来向邻居炫耀的谈资。这种对于考试的恐惧、对于老师的不信任贯穿了我的学生生涯,我不能理解以考试为乐的同学,更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和自己的老师成为朋友——如同老鼠和猫之间永远不可能存在友谊一样。
算术竞赛,看谁更快
小学生涯开始了。除了在开学第一天发生了意外之外,我的小学生活还算顺利。班主任老师严格的管教之下,教室里的秩序始终如军队一般井然有序,学生们在课堂上没有丝毫放肆的举动——这被认为是班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管教有方的证据。语文之外,数学和自然算是另外两门主课,在学校里已经可以听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顺口溜。从老师到学生,美术、音乐和体育这样的课程并不太重视,更谈不上有英国小学生要学习的“主课”之一:人文教育(Humanities)。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无奈之举,学校操场不大,各年级的学生课间时在操场上疯跑已经足够拥挤,学校里当然不可能有塑胶跑道或是游泳池这样的奢侈品,正如没有足够的英语老师而无法开设英语课——更不可能组织学生像我未来的英国同学一样在学校的运动场上练习曲棍球,美术课上的蜡笔和水彩笔已经是很多学生家长一笔不小的开销。
数学被认为是和语文同等重要的科目,学习数学的重中之重则是速算。一张张油印的或使用复写纸印出来的速算考题被学生们带回家里,这是属于学生和学生家长们共同的课后作业,要学生在家长的监督和计时下完成各种速算题,从10以内的加减法,逐渐发展到100之内的加减乘除,完成之后,学生家长负责在作业上签字并且写下完成时间。后来在我以物理学为专业的博士训练中有时也需要进行各种计算,做计算时我头脑里有时竟会回想起小学时在油印纸上进行速算的场景——同样是坐在桌子前面对数字,对人的训练和要求却截然不同:公式推导、数学演算是一种智力劳动,而简单的数字计算则可以用计算器来完成。数学能力和数学思想的培养实际上与小学生做速算练习那种类似于赛跑的竞技训练几乎没有任何关系,速算锻炼的是人的反应速度,与数学学习并无真正的联系。
假期、标准答案与奥数
假期是天堂,小学时家里订了《故事大王》《儿童漫画》《学与玩》和《童话大王》每月可以读来消遣,但在课堂上的阅读不但没有任何趣味,而且有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一首古诗或是一篇课文也好,在课堂上,在考试时,学生们总要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作者这样写表达了他怎样的思想感情?我不知道一个唐代诗人创作的初衷,也不可能知道一个已经故去的作家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作,但老师有着标准答案。阅读中文课文并试图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这种阅读练习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完成我人生中最后一节语文课,始终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我知道这样的问题有技巧和套路可循,却从来都猜不准,每次只能答对六七成,这或许是我的语言天赋所决定的。
阅读方式自然会影响写作手法。对小我一年级的堂妹介绍经验,我说写作文就是要胡编乱造——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长达300字、500字、800字的作文作业里,情节和人物的真实性是最不重要的。胡编乱造是为了能够在结尾提出主题思想,立志为一项事业奋斗终身,总是能得到一个还过得去的作文分数——这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接受的文学启蒙,现在也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是聪明人的比赛。小学四年级,我被选拔参加学校的奥数培训。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责任,每周有三天的时间,我需要在下午下学后换到另一间教室参加学校里的奥数培训。这样的课堂里无须维持课堂秩序,学生们都知道自己是被选中的数学苗子,而坐在身边的同学都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格外认真听课,做笔记。讲解的内容超出了课本,奥数老师为刚刚学习了一元一次方程的学生讲解二元一次方程和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在为小学生提前讲解初中的数学课程,是为了考试。那一天到了,奥数班的学生集体到了市里另一所小学,与其他小学的总共几百名学生,一起参加数学奥林匹克比赛,如今只记得当时坐在那间陌生教室里的新奇感觉,题目是早就忘记了的,成绩下来,班里有同学拿了二、三等奖,我没拿到什么奖,奥数班从此解散了。
小学快毕业,要上一个不太差的中学
我转学了。在市区里为数不多的几所中学里,爸妈竭力想让我避开一所声名狼藉的中学,想让我去市里的重点中学,重点中学旁的一所普通中学也可以接受。小学毕业生分配上中学,由小学所在的学区决定。为此爸妈为我转到一所离家更远的学校,每天上下学要坐20分钟的公共汽车。问题还不止这些,市里的小学教育正处于转型期,九年义务教育有小学五年加初中四年和小学六年加初中三年两种,我上的五年制小学,在四年级之后转学到这所六年制小学的六年级,初中只要上三年,相当于省了一年,算是跳级了。这也让我17岁半就上了大学,21岁出国留学,最后把这些省下来的时间荒废在英格兰。
转学到一个全新的学校,进入全新的班级,面对全新的老师,同学却不都是新的,我原来班级里的同学接二连三地转学过来,教室里很快就坐满了,有些原本供两个人分享的课桌要坐三个人才够用。新的班主任依然是语文老师。这是位年纪更大一些、大约50岁出头的妇女,这位老师一路把学生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已经和班里的学生相处了5年多的时间,和许多学生情同母子。这也导致了她对班级的失控——学生们并不怕她,在上课时学生们有时会忽然哄堂大笑或闹起来,班主任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待哄笑结束,指着学生们说:“你们呀,哎!你们呀!”数学老师是邻班的班主任,住在学校附近,听说邻班有很多学生都会在周末去班主任家里玩,我从来没去过,那更是一种我无法想象的境界。忘记了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学过什么课程,只记得当时的课堂总是闹哄哄的。
我的小学生涯该结束了,最后面对的是小学生初中考试。考试只有语文、数学、自然三门,之后迎来人生中第一个没有任何作业的暑假。几天后收到考试成绩,我三门都在95分以上,其实这成绩并不算太突出,班里有好几个同学考了三个100分,判考卷的老师们在打分时想必都很慷慨。小学生涯结束了,但升初中最关键的时刻还未到来,我爸妈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当时市教委意识到了很多学生为了避开那所名声不佳的中学而转学,这给他们划分初中的工作带来了麻烦,决定不仅通过小学的位置,也要通过学生的家庭住址来分配中学。一些小学毕业生的家长听到了风声,提早做了准备,提前准备了一个在重点中学附近的家庭住址等待检查。结果还不算太坏,我没有被分配到那所重点中学,也避开了那所声名狼藉的中学,最终被分配到重点中学旁边的普通中学——这在当时是我爸妈所操心的事,而我正在享受一个无拘无束的暑假。
这是一份有关童年和小学的回忆,把它与我后来的成长经历和别国教育方式的对比,算得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而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人被他的过去所塑造和定义,而小学教育正是一个人成长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我所经历的小学教育,或者说中国整个“80后”群体所接受的小学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教育方式,整个“80后”一代所成长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是极为特殊的。时代会改变,学校的教育方式也会随之改变。现在的小学里更加提倡素质教育,网络社会的小学生们所接受的教育方式与上个世纪已经截然不同,师生关系也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追求高学位,追求名师和名校,期待自己被教育所改变,但我们始终需要意识到,一个人对于自己和社会最大的责任,就在于一生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教育,无论与老师和学校之间有怎样感情,都需要意识到离开学校并不意味着教育的终结,时代与社会并不能完全定义自己,这种信念,或许才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前行的原动力。
(七月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