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他的除夕

一

爷爷家在县里最早一批装上有线，所以那台索尼彩电能收几十个频道，其中就有卫视中文台，他至今记得看《双旗镇刀客》带来的震撼。

刚上山烧纸回来，他身上还残留着寒气，本以为能暖暖和和地看一会儿卫视中文台，没想到爷爷和邓媛媛坐在电视前的沙发上。

二

对于彼时的他来说，除夕无比漫长。后来他去了纽约，美国人问中国人都怎么过年。在饭桌上过呗，他客客气气地说：“整个除夕就像一大桌吃不完也吃不懂的菜，大人之间有许多条条框框，从来不会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却要求孩子们严格遵守，所以我不太喜欢。”

可他那时又期盼除夕，因为只要熬到那个午夜，就会以一段尴尬的拜年词为代价，收到一份来自爷爷的红包，小心翼翼拆开，露出散发着崭新味道的钞票。那味道让他兴奋，他叫它“钱味儿”。从大年初一到二月份开学，这钱味儿便以每元四个币的速度转化为街机厅的烟味儿。

三

邓媛媛和他同班，又是老邓太太的侄女，按辈分他应该叫她姑。但他不想让同学知道他俩是亲戚，何况还是这种七扭八歪的亲戚，所以在学校从不和她说话。

他瞥了一眼爷爷家的索尼彩电，正在播县里的点歌节目。谁谁谁结婚、谁谁谁开业、谁谁谁过生日，都在那上面点歌。他日后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流行歌莫名其妙的敌意，就是那时养成的。

四

邓媛媛手握遥控器，爷爷坐在她身旁，笑得慈眉善目，不像是后继的姑父，倒像是亲生的爷爷。

多年后想起爷爷，他还是不知道爷爷到底爱不爱他。爷爷也确实让人捉摸不定，平常对他不笑，却又背着老邓太太给他零钱。为什么不笑？因为自己是个男孩，无须像女孩那样宠着，就不用笑？还是爷爷当了太多年的书记，早已习惯不苟言笑？对邓媛媛怎么就笑得出来呢？

好在“爱”这样的字眼对他来说太大太重，不适合夹在亲人之间。干脆放弃透过这个字去回忆爷爷。

五

进入农历十二月，公司HR（人力资源部）给他发来邮件，不是人头落地的当场解雇，而是鼓励他“在未来一个月里积极开拓新的职业规划”。

所以距离失业还有一个月，距离春节也有一个月，他干脆将这两年攒的带薪假期全部挪过来，给自己放一个长假。白天一封接一封发那些没有回音却不得不发的求职邮件，晚上就在家里视频，告诉爸妈一切安好，只字不提失业。倒不是故意骗他们，而是这种事没必要让他们知道。至少没必要现在知道。年初，爸妈感染了病毒，家里连个感冒药都没有，他们也是等到夏天才告诉他。

说到底，三口人隔着太平洋，有时候得瞒来瞒去，才能够幸福平安。

六

除夕这天傍晚，他坐大巴去了时代广场，各种肤色的人群涌动如常，并不因为这一天是中国人的春节而有丝毫不同。

他走到任天堂旗舰店门口，站在花里胡哨的橱窗下，头皮被寒风吹得发麻。滑开手机，查了温度，五十华氏度，折成摄氏度也有十来摄氏度，为什么感觉这么冷？是自己被失业吓坏了，还是年龄到了？再看家那边的温度，大雪，零下十五摄氏度，爸妈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七

小时候的雪，比他的脸颊还炽热，打火机一点就着。父亲用木棍在雪上画出一个圈，中间摆上烧纸、冻梨和冻柿子。烧纸是淡黄色的一厚摞，父亲带他去摊子上买的。那些摊子还卖美元，面额是一长串数不过来的零，父亲却从来不买。外国钱你太爷根本没见过，父亲说，不知道怎么花，烧过去也没用。

他还没学会走路的时候，一家三口人都住爷爷家。县人民影院头一次放古装片《胭脂》，母亲拽父亲去看，临走让太爷帮着看他。太爷笑呵呵地答应了，可是等母亲回家就发了火，用拐棍指着那盏酒盅，原来是他把里面的酒当成水给喝了。

多年后他在纽约定居，除了偶尔去一位讲广东话的大姐那儿理发，平时都不用现金。如果自己也有儿孙，他想，不知道他们会烧什么货币给他花。

方方正正的纸钱被父亲放在腿上，叠成锐角三角形，像一柄淡黄色的刀。每十张一刀，分毫不差。父亲说这样纸钱就不会被风刮散、刮出了圈子。

所谓圈子，就是父亲用木棍在雪上画的圈。那是一扇圆形的门，通往“地下的世界”：叠成刀的纸、冻成坨的梨和柿子，被火焰一样一样带到太爷那边。

母亲说太爷牙口好，爱吃甜的，就洗干净梨和柿子，用温水泡在熟铁做的洗衣盆里，挑大寒那天放在屋外，隔夜冻好，父亲带到圈子里烧掉，足够太爷吃完整个春节。

纸钱被烧成黑灰，冻梨冻柿子被烧化、烧开，最后烧成一团团黑球，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香味。雪也在圈子里被烧得又黑又焦。

父亲推自行车上山，前面吊着要烧的东西，后面坐着他。他拖着一根棍子，拖出的雪痕一路蜿蜒，与自行车碾出的痕迹彼此交错，像两条无限纠缠的冰蛇。那棍子被父亲用来画圆圈，拨弄和雪一起烧着的纸钱、冻梨、冻柿子，所以顶端那一截永远发黑。

父亲戴着白线手套握住棍子的一端，他站在雪里浮想联翩，发黑的那一截正透过圆圈，被太爷握在手里。

八

父亲其实在雪上画了两个圆圈，一大一小，互不相通。大的烧给太爷，小的烧给奶奶。

奶奶也在县里当干部，每次去市里出差，都给他买新衣服。每一件都被母亲留下来了。不是给儿子留念，是对婆婆的敬重。

奶奶是脑出血走的，很急，急到母亲一提奶奶就全都是好。奶奶生前没什么特别爱吃的，不知道该给她烧什么。母亲听说吃酸的能降血压，就去买橘子，专挑别人挑剩的青涩的小橘子。他偷尝一个，比中药还苦，心想何必烧橘子呢，直接烧降压药不就得了？

奶奶走后，爷爷再婚。老邓太太的关里口音很重，母亲听不懂，也不喜欢听。父亲还好，毕竟是长子，又留在县里，但凡能让爷爷过得舒心一点，都不在话下。

过小年那天，他踏雪去爷爷家，老邓太太穿皮大衣出去了。爷爷给他一张一百元、一张十元，说是给太爷烧纸用。他回家只交出那张百元大票。“你爷提没提你奶？”母亲问。他摇头。母亲没说什么，第二天破开百元大票，上街买了两斤青涩的小橘子。

九

烧完纸下山回家，母亲已糊好对联：春回大地暖，家和万事兴。奶奶走后，爷爷家里来了老邓太太，母亲就不大愿去过年。倒不是怵做一整天的饭，而是要和老邓太太共用一个厨房、一张菜板、一套锅碗瓢盆。

他早就叫老邓太太奶奶了。母亲只叫她邓姨，父亲也没改口。

他佩服爸妈的勇气，又有点替老邓太太鸣不平。后来读了一点旧式小说，发现最安全最便捷的称呼恐怕是邓氏。

因为这个邓氏，爸妈吵了太多架，除夕这天也不例外。他烧完纸，揣着满肚子的寒风与厌恶，一个人去了爷爷家——那栋被邓氏和邓氏后代们日渐填满的房子。

十

在爷爷家以外，老邓太太可不叫老邓太太。奶奶还在的时候，县里叫她邓出纳，一粮店的邓出纳。等奶奶没了，她带着三个女儿嫁过来，因为爷爷的缘故，她变成了邓会计，电业局的邓会计。

邓会计的三个女儿都随她前夫姓房。他不知道这三位后姑的名字，只知道爸妈叫她们房大、房二、房三。特别是房三的三，尾巴要缀上一个拐弯的儿化音，听着像是假小子，里头有一种轻蔑。也是因为当书记的爷爷，房大、房二成了电业局的正式职工，高中没毕业的房三儿也骑着小摩托车开始挨家挨户收电费。

房三儿那小摩托车是大红的女款木兰，在县里很惹眼。父亲却不屑，说跟塑料玩具差不多，母亲说坐相难看，双腿并拢，上身不动，好像是坐马桶。他还好，有一次放学赶上雨天，房三儿披着紫色雨衣开过来，让他上车，钻进她的雨衣，坐在她身后。那雨衣勉强能包住两个人，看着像一头在雨中快速移动的紫骆驼。他紧紧贴住她的后背，嗅着她的气味，闭上眼，听雨滴敲打蒙在头上的雨衣。平时看房三儿总以为瘦小，岂知贴近竟如此多肉，这反差让他惊异。

有了电业局的饭碗，三位后姑很快就有了三位姑父。爷爷家的外姓人从四口变成七口，再过一两年，直奔两位数去了。

“都成他们老邓家的了。”母亲跟父亲抱怨。

“我爸愿意，”父亲说，“我当儿子的能说啥？”

“你爸眼中就没有你这个儿子。”

母亲指的是父亲的工作。父亲那时在交警队，要没早没晚地跑国道，还有许多酒肉上的往来，父亲肝功不好，身体撑不住，想调走，可爷爷那时已经不当书记了。

母亲又说：“你爸就是给老邓家办了太多事，被别人给告下去了。”

“要不是老邓太太，谁伺候我爸？”父亲反问，“你伺候吗？”

母亲转而对他说：“你爷眼中更没有你这个孙子。”

爷爷眼中有他还是没他，他自己毫无概念。他只知道每次跟爷爷要零花钱，必须得背着老邓太太。爷爷每次给他钱，也得背着老邓太太。爷儿孙俩像在玩捉迷藏，老邓太太就是那块蒙住眼睛的红布。后来房大、房二、房三儿，还有她们领进来的各路姑父，都化为这块红布，他这零花钱就要得越发隐蔽，爷爷也给得越发迅速，一递一接，转眼就完成。这捉迷藏的游戏，居然成了见不得人的买卖。

所以爷爷眼中有没有他，他还是想不出个究竟。他干脆依情况而定，比如母亲说“你爷眼中没有你”，他就顶嘴说“我爷每回都给我零花钱”。爷爷说“你回家告诉你爸，让他管管你妈那张嘴，别老胡说八道”，他就耍性子，钱也不要，抬腿便走。

十一

任天堂的橱窗前，他掏出手机自拍，用微信发给爸妈，算作拜年。没有回复。爸妈可能在准备初一的早饭，也可能是昨夜看了会儿春晚，还没起来。他也给自己找了点过年的乐子：一个叫Roncanli的意大利杂耍团，在林肯中心附近搭起巨大的帐篷，现场表演节目。若是往常，他对这种哄小孩儿的把戏毫无兴趣，可眼下距离失业不到半个月，在纽约孤身一人满肚子焦虑，却没法跟家里人说，所以格外需要安慰，便出示手机里的电子票，走进杂耍团的帐篷。

帐篷里充满了美式爆米花的黄油味儿，到处都是孩子和孩子们的家长。像他这样孑然一身的成年人，坐下来实在有些突兀，甚至尴尬。实际上他那电子票是三口人的家庭票，一位朋友在网上预订的，因为孩子突然生病，便送给了他。位置相当棒，不但距离舞台很近，就连在舞台上方小阁楼演奏的乐队也看得清楚。他一个人坐在三个人的位置上，还真有点哭笑不得。

十二

“你过来了？”邓媛媛笑着问他，口气就像大人，“大哥大嫂呢？”

“大哥大嫂”是指他的爸妈，他在辈分上的的确确矮邓媛媛一截，这让他感到羞恼。

“我爸我妈待会儿就来，”他挑衅地说，“你爸你妈呢？”

邓媛媛的爸爸，是老邓太太的弟弟，在粮食局当干部，秋天时因为几吨黄豆没对上账，被关在里面还没放出来。老邓太太看着她们可怜，叫邓媛媛和她妈妈一起来爷爷家过年。他爸妈在家里吵，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张嘴就在那儿胡说，”爷爷盯着电视，“越来越像你妈。”

“姑父，没事儿，”邓媛媛对爷爷说，“我爸我妈要能像大哥大嫂那样一起过来就好了。”

小学时他就和邓媛媛同班。她那时成绩好，当“三道杠”，爸爸又在粮食局管事，所有大人都夸她——爷爷也就算了，连父亲都跟着夸。不但夸，还拿他做反例，母亲不爱听，回家和父亲吵。父亲说那不过是几句场面话，把老邓太太哄开心了，爷爷也会好过一些。母亲听了更恼，说：“当年你妈过世没几天，你爸就没日没夜往那个姓邓的屋里跑，自己儿子不管，给人家老少都找了班儿上，现在退休了反倒看人家眼色过日子，到底算咋回事儿？”父亲也动怒了，倒是不吵，只是不和母亲说话，也不跟他说话，连着一两个礼拜，家里像少了一个人——其实是少了三个人，只要不说话的父亲在，他和母亲也不好说话。所以他那时怕见邓媛媛，不单是自己被当成反例，更是怕爸妈在家吵完不说话。

后来上中学，邓媛媛的成绩掉下来了，大人们还是谈论她，说她站有站相，坐有坐姿，说话办事就像个小大人。他听明白了，大人们真正想说的是邓媛媛长得好看。对于那个年龄段的女孩来说，长相可不像成绩，不能拿出来随便夸，所以大人们只能拐弯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