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与隐

仕与隐，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镌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圆融，一种顺势而为、进退自如的生存哲学。

仕，是向外拓展，是功业的追求；隐，则是向内沉潜，是精神的皈依。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仕隐的先后之序一人之初，总是先立足于世，试图在功名的洪流中争得一席之地。若仕途顺遂，便继续驰骋于庙堂，广布宏志；若仕途坎坷，则心生退意，寄情山水。然而，无论仕途得意或命运沉浮，仕与隐从来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智慧，一种身处尘世却能超然物外的境界。

年少不思进取，未曾搏击风浪便遁世求隐，实则是一种精神的畏缩与懦弱。仕，是建设现实世界的实践；隐，是构筑精神世界的修炼。若无仕之磨砺，便无隐之深邃。仕而不隐，易为名利所役；隐而不仕，则难免脱离现实，沦为空想家。仕途失意而隐遁，若是暂避风波，以求蓄势再起，便是智者的抉择；若是心灰意冷，从此遁世，则难免流于消极。更何况，仕途一旦放弃，再入尘世便需更大的勇气和心力，若少了这份历练，隐逸的生活便容易沦为与现实脱节的空壳。因此，仕不可执迷，隐亦不可沉溺，唯有二者相济，方能成就一种真正的自由。

然而，仕不意味着彻底融入世俗，隐亦非完全脱离尘世。仕是相对的进取，隐是相对的退守，在用舍行藏之间，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便悄然生长。这正是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圆融精神。苏轼便是这种精神的化身。他一生仕途浮沉，时而得意高歌，时而贬谪天涯，但无论身处何地，他都能在仕与隐之间游刃有余，随遇而安。仕时，他纵笔直书，敢言天下事，渴望以己之才辅国安民；隐时，他泛舟赤壁，与江上清风对饮，笑谈宇宙之浩渺，不以身处逆境而困顿消沉。他在仕途上怀鸿鹄之志，亦在贬谪中自得其乐，既能“老夫聊发少年狂”，又能“此心安处是吾乡”，仕与隐于他而言，并非进退之抉择，而是顺势而行的自在。

王维的隐则是另一种境界。他的隐不是仕途失意的避世，而是对纷扰世事的超然放下。王维的隐逸是一种诗意的修行，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然，是“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的洒脱。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但他没有被现实的浮沉所困，而是以隐的姿态重新定义了仕的意义。他的诗歌，既寄托了对山水的向往，也映照着对人生的思考，仕与隐在他身上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交融的生命状态。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人士大夫都能在仕与隐之间找到这样的圆融。孔子与屈原便是两种极端。孔子仕途不顺，便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虽渴望施展抱负，但亦能接受现实的不济，以求自保；而屈原则是赤诚炽烈的，他无法忍受世道沉沦，无法调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终以身殉国，化作汨罗江上一抹悲怆的涟漪。孔子的圆融，使他成为千古不朽的思想巨匠；而屈原的炽烈，则成就了千年不灭的精神丰碑。仕与隐，并无绝对的优劣，重要的是，它们是否与个人的价值追求契合。

最终，仕与隐不过是人生不同阶段的角色转换。人生在世，当行己所适，行己所求，仕则慷慨激昂，隐则逍遥自在。唯有在功业与闲适之间找到平衡，在进退之间洞察智慧，才能真正领悟人生的圆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