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

从先秦到两汉，“诗言志”一直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主线。“诗言志”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其从诗与音乐的双重统一来建构先秦时期的礼乐秩序。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认为，“志”即指“怀抱”。这里的“怀抱”与儒家提倡的“礼”息息相关，与实用的政治教化不可分割。孔子删减而成的《诗经》，其中“风”的部分虽然大部分涉及男女爱情以及其他的个人情感抒发，但更重要的是，《诗经》的整理、成书、修正，都是经“采诗官”的严格筛选和甄别的。“采诗官”采诗的标准，除了娱乐之外，更看重的是诗的教育和引导功能。西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被汉代的大儒们一再解读。为了迎合统治需要，其解读过程不断地加入“美刺”“德”等内容。《诗经》的社会教化和政治讽谏功能一再被强化，诗的创作主旨被定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诗缘情”的概念来自西晋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丽”。在陆机看来，诗歌有两个最明显的标志，一是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二是文辞的华艳，二者冲破了“诗言志”对诗歌创作的束缚。陆机所说的“情”，为个人因特定时空万物的变化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波澜，“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文赋》）。从“志”到“情”的转变，其源头，我们可以在战国后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中一作窥探。屈原的作品《离骚》，其主旨当然是抒发个人在政治上的失意和落魄；但有两点我们不能忽略，一是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史记》），二是“其文约，其辞微”（司马迁《史记》）。屈原的作品不仅有意倾注个人情感，而且也醉心于诗歌的语言、韵律、逻辑之美，已经初现“诗缘情”的端倪。两汉的文人，如司马相如、扬雄、贾谊、枚乘、班固等，用极其华丽的辞藻和想象力，创作出了大批优秀的诗赋作品。但是，两汉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缘情”的时代。

魏文帝曹丕为“诗缘情”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所创作的《典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完整的文学批判文章，其中“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等观点，都被后世作家采纳和接受。可以说，曹丕的诗文观是契合“诗缘情”本质的。其独特的个性、充沛的情感、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不断探索诗文的写作模式，完全冲破了“诗言志”的约束，“诗缘情”的曙光已然到来。

一、曹丕“诗缘情”文学实践的社会基础汉魏鼎革之际的社会剧烈动荡

（一）政治秩序崩溃

东汉中期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各种执政危机，政治黑暗，民生凋蔽，宦官专权，地方上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失去土地的农民或变为大地主阶级的奴仆或佃农，失去人身自由；或变成颠沛流离的灾民；或迫于生计和自保，揭竿而起。而地方豪强利用镇压农民起义的机会，扩充自己的力量，最终造成诸侯割据的局面，军阀之间的混战。无论是上层统治阶级，还是底层贫苦百姓，他们都亲身参与了这一社会浩劫，都认识到了生命的渺小、短暂与无奈。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集团，在饱受战争与社会动荡之苦的同时，投笔从戎、经世济国。他们并没有因为生命的短暂与无常而及时行乐、萎靡不振，他们身上释放出的建功立业的政治热情和对底层芸芸众生的关怀与侧隐，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下，建安文人珍惜友情、寄情宴游，相互支持鼓励，他们的人生选择为“诗缘情”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后世文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完全不同于“诗言志”的范本。

（二）自然灾害频发

汉魏易代之际，自然灾害频发，瘟疫流行，百姓生存面临极大考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破坏。瘟疫流行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人口锐减。《伤寒论》作者张仲景家族“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杂病论》），曹植目睹过“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完全是一片人间炼狱的景象。“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场、刘桢等，也未能幸免同年而逝。“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丕《与吴质书》）死亡与别离成为建安文学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旨。诗人开始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和终极意义，他们作为社会动荡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加深了对于“人生如朝露”（班固《苏武传》）的体验，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涉及“恋故乡”（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一），“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其驰”（曹丕《善哉行》其一），“忘忧”（曹丕《善哉行》其二），以及“客子常畏人”（曹丕《杂诗二首》其二）等主旨。

二、曹丕其人及政治经历、文学素养

汉灵帝中平四年（187），曹丕出生；这一年，曹丕父曹操，讨黄巾。中平六年（189），董卓持政弄权，立献帝，东汉名存实亡。曹丕一生流离征战，未及成年，便随父转战中原。曹操与诸侯征战的洛阳、徐州、冀州等地，曹丕都有涉足。建安二年（197），曹操讨伐张绣，曹操长子曹昂战死，曹丕时年十一岁。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克邺城，曹丕随父入邺，曹丕时年十八岁，纳袁熙妻甄氏。此后，曹丕经营邺城，使得邺城成为建安年间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同时，曹丕成为建安文学的执牛耳者。建安十六年（211），因其理政才干，曹丕出任五官中郎将，为丞相之副。从这一年开始，曹丕与曹植展开多年的立储之争。曹植雄心勃勃、才高八斗，但因其任性轻薄，行为不羁又酗酒，被曹操排除接班人序列，曹丕胜出。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世子。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曹丕继承魏王位，不久胁迫汉献帝刘协退位。最终，汉祚终结，曹丕称帝，改元黄初。

曹丕是汉魏之际颇有建树的君主。在思想上，他复兴荒废已久的儒学，组织力量重新整理儒家经典；在文化上，他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施行九品中正制，将人才的选拔权收归中央政府；他安定边疆，压制吴蜀两国，复通西域，再置戊己校尉；他减轻徭赋，发展屯田，改革两汉以来形成的厚葬之风，身体力行，提倡薄葬，减轻百姓负担。

喜爱文学的家庭氛围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培养了曹丕深厚的文学素养。目前流传下来的曹丕文学作品，如诗歌、抒情赋、书论、谏文、诏令等，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言语、逻辑，都体现出曹丕的文学创新意识。

三、离别之情的具象与深化 —对人的渺小与人生短暂的忧以及反思

因为战乱、瘟疫，每个人的生活不能安居，聚少离多，生命无常。汉末到魏晋，诗人普遍短命。“建安七子”中有五位死于同一年的瘟疫，他们作为曹丕的至交和诗友而不能善终，其对曹丕造成的心灵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三曹”中的曹操六十五岁去世，曹丕四十岁去世，曹植四十一岁郁郁而终。朝露般的人生使文人们具有普遍的“过客”意识，也使得他们对于离别更加敏感，因此离别之情成为建安文人们诗文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旨。

（一）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一送别时刻的依依惜别之情

汉末至魏晋时期，战乱频繁，政权割据，文人们异地仕宦，或主动或被动地寓居各地，追求功名。在不断地离别中，他们以自己的眼光审视人的内心世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性质决定了所有人的人生轨迹。“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铭于斯，其魂气无不知也”（刘岳申《申斋集》），安土重迁的观念深入人心。再则，中国是“人情”社会，讲求和谐融洽，讲究友睦和善，独特的“人情”社会使分别极易触动人心。曹丕作品中的别情，总体上角度比较特殊，并不是他自己送别亲友，而是他站在旁人（或怨妇，或情人，或游子，或征夫）的角度书写别情，以他特有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想象力，探索乱世不同生命个体的愁绪，言约而旨远。

以曹丕《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为例，此诗以树和野草起兴，“郁郁河边树，青青野田草”，但树和草以“郁郁”“青青”修饰，映射别绪之深。“舍我故乡客，将适万里远”，舍家适远是自古以来所有人都会遇到的寻常经历，但这是十室九空、哀鸿遍野的魏晋时期，前途命运可想而知。用叙事方式写诗是汉魏文人常用的手法。眼含热泪不忍丈夫远行的妻子，不谱世事艰险、不思父亲离去的童子，托付家小给兄长的远行之人，催促登船的舟子…诗人以极细腻的观察，以同情惻隐的心绪，展开了一幅乱世贫苦人家的离别画卷。曹丕生于贵胄之家，但他并没有因其出身而脱离底层劳苦大众。他以同情惻隐之心，书写时代的伤心之事、离别之人，以贫贱百姓的口吻反问批判世道，“饥渴常不饱，谁令尔贫贱？”

（二）哀道路之漫漫，痛长河之无梁 羁旅之人的思乡之情

曹丕对于流寓外乡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出生于沛国谯郡，三岁时随父开始军旅生涯，转战中原各地。在《典论》中，他说，“以时之多艰，故每征，余常从”。他成年之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居于邺城，他开始主导北方地方的文学创作实践活动，形成了以他为主导的“邺下文人集团”。虽然曹丕地位尊崇，但战争、疾病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冲击着他的心灵，“人生如朝露”的感叹在他的诗文中时时出现。曹丕在《杂诗二首》其一中用秋夜、北风、白露、明月、孤雁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意象，刻画出一幅凄凉、孤寂、冷清、內心充满幽情苦绪的游子思乡画面。曹丕的诗歌不同于其父曹操，观察细腻，情感充沛。萧瑟肃杀的秋季引起诗人情感的抒发，这是中国传统文学惯用的手法。《杂诗二首》其一写游子，开头即让读者置身于“漫漫秋夜，烈烈北风”的悲凉之下。游子思乡，思绪万千，辗转无眠，“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诗人用自然流露的笔法，从不同的视角、听觉出发，写所见、所听之景物。“彷徨忽已久”，说明诗人来回踆步之久，思乡情感之深。“白露沾我裳”，因为深夜露水的侵袭，打断了诗人的思绪，所以他“俯视”和“仰看”，通过不同视角的转换，塑造经典场景，引起情感波动。诗人又仰看“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来加深夜之深，天之冷，思乡之切，心情之孤寂。“天汉”指天上的银河，银河向西，是因为随着夜深而方位变化，转向正西，可见夜已很深；“三五”指天空稀疏的星斗。这两句诗既有明线也有暗线，诗人所看到的星汉西斜是明线，而披衣彷徨之久和长夜不寐的痛苦则是暗线。“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这两句则是听觉与视觉结合，“孤雁”又与上文的“仰看”对应，无论如何，俯仰之间，一切皆是伤心之物，伤心之音。“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直接说明诗人忧愁而绵密的思乡之情，诗中所有所见、所闻、所感皆由此而生发。

（三）其物如故，其人不存- 对至亲的思念缅怀之情

东汉末年，社会秩序的瓦解使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反映在文学上，汉末文人集体性地将亲友的死亡与别离付诸笔端。曹操诸子中，曹丕并不是曹操最喜欢的一个，即便曹丕被立为世子也是一波三折。但抛开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之外，曹丕怀念其父的诗文，感情是质朴真切的，比如曹丕的《短歌行》。这首诗模仿《诗经》的写法，为四言诗，每四句为一解，共分六解。此诗语言朴实自然，情感真挚，至今读来，让人潸然泪下。一解四句：“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诗人深情地瞻望父亲生前用过的帷幕几案，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之感涌上心头。二解四句：“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连连。”诗人在极度的悲痛中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无依无靠，形影相吊，今后的路，只有自己踽踽独行了。这种孤独无助感中既有父子之情，也有政治上失势的考虑。三解四句：“呦呦游鹿，衔草鸣魔。翩翩飞鸟，挟子巢栖。”诗人用自然界的鹿鸣和鸟携子归巢两个暖心的画面，来反衬自己内心的伤痛。四解四句：“我独孤，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诗人直抒胸臆，对丧父十分哀痛。全诗总体上朴实自然，又不失曹丕诗歌“工于言情”的特色。

曹丕的诗歌醉心于塑造凄凉悲情的意境，在借鉴《诗经》与汉乐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随着汉末统治秩序的崩溃和两汉经学主导地位的失去，加之现实中战争、瘟疫、土地兼并而造成的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场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了疑问，开始关心个体生命价值和个人情感。这种改变为“诗缘情”的文学觉醒奠定了社会基础。人本来就是渺小的，人生也极其短暂，而乱世时代的生命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正因如此，才需要创作出不朽的作品，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苦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离别相思之苦是曹丕诗文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也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情感经验。江淹《别赋》曰：“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曹丕在别情方面的实践探索，使他在群星璀璨的建安文人团体中更加具有温情，“工于言情”的文学特色更加突出，他为“诗缘情”时代的到来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