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 《文心雕龙》 的言意观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文学批评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和评论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导。作者刘勰总结南朝以前的文学批评成果，构建了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提出“神思”“风骨”等核心概念，深刻影响了后世。他在“言意之辨”的问题上主张言语与意义的辩证统一，既不绝对支持“言能尽意”，也不完全认同“言不尽意”，并提出将“隐”作为应对“言不尽意”问题的关键策略。

一、言意之辨

（一）“言”与“意”的基本内涵

1.“言”

《说文解字》载：“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可见，“言”和“语”之间的区别，前者侧重于自我表达，而后者指对答。“言”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包含着两层面意思：一是指语言本身，即人类用来传递思想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构成系统，这一系统使我们能够交流思想、表达感情，以及进行文化传递；二是指言语，也就是包括口语和书面语在内的具体语境下的语言的实际运用。二者在传递信息上的作用有所不同，口语是即时的交流方式，而书面语则更具延展性，可用于记录和思考。

据赵文晶《〈文心雕龙〉中的“言意论”》一文的统计，“言”字在《文心雕龙》中出现的次数多达242次。例如，在《原道》篇中，“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中的“言”指的是语言；而在《征圣》篇中，“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中的“言”指的是言辞。由此可见，在《文心雕龙》中，“言”具有多重含义，既可指语，又可指词，还可指文。

2.“意”

《说文解字》载：“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这里的“意”指“志”，也就是带有明显主观能动性的意志和愿望。从字形演变来看，“意”皆从“心”，表明其与内在心理活动密切相关，包括思维、认知等。换句话说，“意”是尚未外化为语言的内心想法。此外，“意”也指意思、见解。而在现代汉语中，“意”的含义更为宽泛，包括意志、意气、愿望、胸怀等多种解释。

“意”字在《文心雕龙》中出现的次数多达78次。例如，在《辨骚》篇中，“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中的“意”指的是意思或含义；而在《风骨》篇中，“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中的“意”指的是构思。总体而言，“意”通常指的是作者的思想，或作品的主题、立意。

（二）言意之辨

对言意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有人认为“言能尽意”，即语言能够完全表达思想和意图；而也有不同的观点提出“言不尽意”，即语言往往无法完美传达思想的全部含义，存在着表达的局限性。

主张“言能尽意”的代表性人物是孔子及儒家学派。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曾说：“子曰：辞达而已矣。”这句话表达了孔子的观点，他认为只要语言得当，言辞恰如其分，就能够清晰而完整地传达思想。他不仅强调语言在表达思想中的功能，还将语言的精准性扩展到政治和伦理领域，认为语言的恰当使用是实现“仁教”的基础。孔子认为，只有通过准确的言辞，人与人之间才能实现理解与和谐，而语言的缺陷或误用则可能引发误解和冲突。因此，他主张通过修辞和措辞达到完美的表达，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与此相对，道家学派则主张“言不尽意”。《道德经》中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认为，语言是有限的，它无法完全表达宇宙的真理和“道”的本质。语言虽然能够描述事物的表象，但对于“道”的深层次理解，语言显得无力和不足。《庄子·天道》也进一步阐述：“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庄子认为，真正的意义是无法通过言辞完全表达的，它超越了语言的界限。语言只能传达表面的信息，而深层的思想和真谛却无法通过言语直接表达。此外，还有类似的观点，如“立象尽意”。《系辞》一书中提到：“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在《易传》中，通过引入“象”这一符号系统，弥补了语言表达的不足，体现了“言不尽意”的思想。圣人通过“象”的运用，不仅可以表达外在的形象，还能传达其深层的思想和意图。尤其是卦象，这一符号体系不仅仅是表象的展示，还是一个表达“意”的媒介，尽管“意”本身无法通过直接的语言传达，但通过立象，可以更加生动、精确地表达内在的精神和意图。因此，在道家思想中，“象”成了传达深层意义的有效工具，弥补了语言的局限，体现了语言与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总体上看来，无论是主张“言能尽意”，还是“言不尽意”或“立象尽意”，这些观点都从认识论的角度将语言视为传达意图的媒介、工具或外在形式，但忽视了语言自身的本质价值和诗性存在。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正是通过“言意之辨”这一诗性转化，完成了对语言的深刻阐释。

二、刘勰的言意观

（一) “言能尽意”

王元化在《文心雕龙讲疏》中主张刘“言能尽意”的观点，并认为刘勰关于语言与思想关系的核心理念在于：“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他指出，刘勰认为语言是能够精确传达思想的工具，能够揭示物象的本质，进而消除任何模糊的表象。例如，在《物色》篇中，刘勰引用《诗经》中的名句“‘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强调语言和文字不仅能表达思想与情感，还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与形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语言的表意作用尤为重视，他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语言表达思想的功能，充分地肯定了语言在表情达意方面的潜力。例如，在《原道》篇中，刘勰提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在这一论述中，刘勰强调了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思想一旦产生，就必然通过语言来表达。在《神思》篇中，刘勰指出语言是思维与外界的连接桥梁，能够揭示事物的真实面貌。而在《征圣》篇中，刘勰进一步阐述了圣人如何通过文章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表达出来：“‘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辞矣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这些表述表明，圣人通过简洁或丰富的语言，传递着自己深邃的思想与情感，语言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精准地表达出复杂的意图和情感。

通过以上论述，可看出刘勰总体上持有“言能尽意”的观点。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之间是相互交织、紧密相连的复杂关系。正如他所言：“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这句话揭示了语言与思想虽然各自有别，但它们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只有当语言与思想结合得当，才能够精准地传达思想的深层内涵，实现“密则无际”的效果。然而，如果语言的运用不当，表达就会出现偏差，导致思想与语言之间的距离加大，从而产生“疏则千里”的局面。

（二） “言不尽意”

刘勰虽然认可“言能尽意”的观点，但他并不认为在所有情况下语言都能完全传达思想。在他关于文学创作的论述中，尤其涉及“言不尽意”的问题。在《知音》篇中，刘勰指出：“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这表明，语言无法完全描摹出细腻的神道，甚至连具体的形象也难以准确呈现。在《序志》篇末，刘勰这样感叹道：“‘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而“言不尽意”的成因主要涉及言说者、言说物、接受者三个方面。

1.言说者之难

“言不尽意”首先与表达者自身的能力密切相关。正如陆机《文赋》所言：“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这句话表明，表达能力的不足可能会导致“失语”现象，从而影响诗文创作的顺利进行。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构思往往是首要且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刘勰在《神思》篇中提到创作时的思维状态，指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他强调，艺术的想象力是极其自由的，能够超越时空的束缚，达到非常高远的境界。刘勰进一步认为，创作过程是从外界事物到内心情感，再到语言的转换，这一过程的核心特征便是“神与物游”。在他看来，创作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描绘，更是思想与情感在语言中得以具象化的过程。而这种过程的复杂性和难度，正源于表达者内在能力与外界物象的互动。

关于言辞的运用，刘勰认为这是表达创作意图的关键环节。他指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这意味着思想的变幻无常和难以捉摸，而语言则具有客观性，在二者的转换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偏差或障碍，导致语言难以完全契合思维的逻辑，从而使思想与表达之间产生断裂。

立意和文字的运用受创作者的创作能力和文学素养的限制，有时正是由于立意与表达的双重困难，使文字难以完全承载创作者丰富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从而形成“言不尽意”的现象。

2.言说物之难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言不尽意”的困难，实则是“言说物”的挑战。世界万物纷繁多样，各具独特形态与特征，一部优秀的作品要想精准地再现事物，不仅需要逼真的描绘能力，更要能够捕捉其神韵，把握每一草一木的风貌。这种复杂性与独特性无疑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勰深刻地理解到事物的变化无常，但他也指出：“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这段话表明，尽管外界的景象千变万化，其本质形态却相对稳定，不会因时间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而人的思维则常常难以捉摸，既可能因一时的冲动而达到极致，也可能因过度精雕细琢而失去原本的精髓。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既要捕捉事物的稳定特征，也要灵活应对思维的变幻莫测。

3.接受者之难

读者在文学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个读者都会根据自身的经验、情感和理解方式，对作品做出独特的解读。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言不尽意”主要体现在个人理解与作者原意之间的差异和隔阂。

刘勰在《知音》篇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这表明，由于审美趣味和个人阅历的差异，不同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有些人偏好激昂的文辞，有些人喜好深远含蓄的意境，而有些人则偏爱华丽的辞藻或是奇异的思想。正因如此，读者往往依据个人偏好来评判作品，很少有人能做到全面、客观地理解作品。这种个体化的阅读体验，使得读者的“自我之意”难以完全契合作者的“原意”，更遑论真正全面领悟作品的深层意义。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正是“言不尽意”在文学鉴赏和批评中的另一种体现。

三、言意矛盾之跨越

言说者的创作水平与学识高低，言说物的情貌特征和接受者的喜好偏见都可能造成“言不尽意”的情况。面对这样的文学困境，如何解决呢？

刘勰认为，创作者应保持内心平静与专注，不受外界干扰。他在《养气》篇中提到：“水停以鉴，火静而朗。”这意味着宁静的心境有助于激发深远的思考，强调宁静心境的重要性。此外，创作者还应广泛阅读经典，理解前人的思想与写作经验。《神思》篇指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这表明学识的积累与经典的研读能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使写作更流畅。

在表达方面，刘勰认为“隐”是解决“言不尽意”问题的重要方式。他在《隐秀》篇中提到：“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一部优秀的作品应同时具备“隐”和“秀”这两种特征。其中，“隐”是隐藏在语言表象背后的深层含义，而“秀”则是文中最富表现力的句子。刘勰认为，许多微妙的思想情感难以直接言传，因此写作并不需要穷尽一切，而是应当留白，让文字承载更多的意蕴，使读者在品味之中体会言外之意。

总体而言，刘勰为跨越言意矛盾，提出了两个关键策略：一方面，创作者需不断提升文学素养，积累广博的知识，并保持内心的平和专注，以此捕捉世间细微的变化，准确地呈现事物的本质，使创作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另一方面，他强调，遣词造句固然重要，但不应局限于语言的直接表达，而要借助“隐”的表现手法，让作品富有层次和余韵，从而实现更深远的审美追求。

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他对言意关系的探讨不仅限于“言能尽意”或“言不尽意”的判断，而是通过深入分析这一关系，揭示了文学语言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及其在表达“意”时的能动作用。他指出，文学创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解决言意之间的矛盾，需要创作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学习与积累。同时，创作者不应局限于具体的词句，而应追求语言之外的意境，营造丰富而深邃的多义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