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目的论视角下萧红《呼兰河传》的英译研究

东北地区地处中国边疆，是民族交融的重要区域。该地融合了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基因，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这片寒冷的土地上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呼兰河传》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其中有许多关于东北地区的民俗和文化的描写。《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萧红于194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乡土文学的经典”。小说以20世纪初中国东北小城呼兰河（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为背景展开描写，讲述了铁路的发展，以及由于其发展而被打破了的传统的农耕秩序，同时也描述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与殖民资本如何侵蚀着百姓生活。《呼兰河传》中富有许多文化内涵，包含了许多中国传统诗词、方言和特殊称谓，这些给该小说的翻译增加了难度。因此，译者需要灵活运用翻译理论，增强翻译的有效性。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使用翻译相关策略，译文会变得更加合理，避免导致误译，造成文化误解，因此为《呼兰河传》的英译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一、目的论概述

目的论是由德国功能学派学者汉斯·弗米尔于1978年在《普通翻译理论的框架》中提出的，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不是文化之间死板的转换，翻译过程受到行为、意图、语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翻译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的过程。目的论包括三大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翻译目的论的首要原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包括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翻译活动可以有多个目的，这些目的进一步划分为三类：译者的基本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以及使用某种特殊的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通常情况下，“目的”指的是译文的交际目的，即译文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对译入语读者产生的交际功能。而连贯性原则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即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能够使接受者理解并在译入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语境中有意义。这一原则确保了译文在语言上是连贯的，能够让目标语言的读者理解并接受。最后，忠实性原则要求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语际连贯一致。这相当于其他翻译理论中的忠实于原文，但与原文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取决于译文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忠实性原则确保了翻译的准确性，使得译文在传达原文意义的同时，也能够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背景。总体来说，“‘目的论’三个原则的关系是：在翻译目的的指引下，译文流畅通顺、易读易懂的同时传达原文内容”（王雨晴、刘靖《“信达雅”与“目的论”三原则的对比研究》）。

二、翻译目的论在《呼兰河传》英译中的应用

“传统的翻译理论将忠实性原则作为翻译的唯一标准，而目的论则根据不同文化的不同特点对原文进行翻译。翻译目的论主要受译文的目标人群、译本的真实语义环境等影响。”（钱堃《探析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萧红的代表作《呼兰河传》由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所译，他正确恰当地处理了其中的民俗文化，对在目的论视角下该小说英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小说《呼兰河传》彰显出别具一格的文学特性。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它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展开，融合了作者的个人经历与情感体验。语言天真、质朴却又隐含人物成年后的反思与感慨，翻译时需要保留这种双重叙事视角的复杂性。其次，小说以东北小城呼兰河为背景，大量使用东北方言、民间俗语和地方文化负载词，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翻译时也需要在保留文化特色与确保译文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此外，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民俗活动和宗教仪式描写，这些元素是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翻译时需通过适当的策略将其传递给目标读者。同时，《呼兰河传》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东北的社会风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的艰辛，翻译时需要准确把握这些隐含的情感，并通过适当的语言表达将其传递给目标读者。这些特性为翻译目的论的应用开辟了丰富的实践舞台。

（一）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的应用

连贯性原则要求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确保目标读者能够流畅理解；而忠实性原则要求译文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风格，保留其文学性和文化内涵。在《呼兰河传》的英译中，葛浩文灵活地处理地方方言、文化负载词以及诗化语言，体现了这两项原则的平衡。

例如，原文：

一进门，炕沿上坐着外祖母。

译文：

Ashe entersthe room，he sees his maternal grandmother sitting on the edge of the Kang.

原文中“炕”这一具有浓厚东北特色的词语，是我国北方居民取暖的工具，在英语中缺乏直接对应词。葛浩文采用音译“kang”并辅以上下文语境，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又确保了译文的连贯性。

再如，原文：

那漂亮得和新郎似的车夫的名字叫：

“长鞭”

马童的名字叫：

“快腿”

译文：

Thename of the carriage driver，whose good looks give the appearance of a bridegroom，is：

"Long Whip”

The groom's name is：

“Fleet of Foot”

在中国文学小说里，名字具有特殊的含义，通常会暗示角色的职业或特点，因此在翻译人名时，葛浩文没有采用音译，而是根据名字的含义进行了意译。他将“长鞭”译为“LongWhip”，“快腿”译为“FleetofFoot”，这样的翻译不仅保留了原文中名字的象征意义，还增强了译文的连贯性。在英语语境中，读者能够通过这些意译的名字直观地理解人物的特征，从而更好地融入故事背景，体会到整个文本的逻辑和语义的连贯。

又如，原文：

也是秋天，比方这一年秋收好，就要唱一台子戏，感谢天地。

译文：

If，for example，the autumn harvest is good， there will be an opera performance to thank the gods.

葛浩文在翻译时，将“天地”译为“gods”，这种处理既符合西方读者的宗教观念，又保留了原文中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之情。同时，通过将“唱一台子戏”译为“operaperformance”，他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戏曲的概念与西方的“opera”联系起来，既忠实于原文，又使译文在西方语境中更具连贯性。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葛浩文在翻译《呼兰河传》时既注重译文的连贯性，又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改写，使译文能够更好地适应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

（二）归化和异化策略的应用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目的论中两种重要的策略，分别强调以目标语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传递信息和保留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色。在《呼兰河传》的英译中，葛浩文根据文本特点灵活运用这两种策略。对于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表达，他采用异化策略，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和语言风格，使英语读者感受到原作的文化底蕴；而对于难以直接翻译的文化负载词或习语，他则采用归化策略，通过意译或替换使译文更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无论是直译、意译，还是归化、异化，都不是孤立使用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翻译是两种语言转化和文化移植的过程。“在翻译时，巧妙地、有选择性地采用各种翻译策略，既保留了中国民俗文化的特色，又使译文语言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有效地避免西方读者对译文产生的误解，使民俗特色文化在翻译中得以再现，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杨柳《从文化翻译观角度看民俗的翻译一—以〈呼兰河传〉的英译本为例》）

例如，原文：

正房里，窗帘，被格，桌椅板凳，一切齐全。

译文：

The main room is furnished with window curtains，beds，tables，chairs，and benches.

原文中的“正房”翻译为“mainroom”，“窗帘”翻译为“windowcurtains”，“桌椅板凳”翻译为“tables，chairs，andbenches”，这些词语都是英语中常见的对应物，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但是“‘被格’在东北指的是用来放被褥、枕头等床上用品的简易柜子。在译文中“beds”属于归化翻译的方式，表述得更加简单了，译入语读者很容易理解”（黄丽双《译者的“越界”与“重构”—以葛浩文译〈呼兰河传》中的方言俗语为例》）。

再如，原文：

有钱能使鬼推磨。

译文：

Moneycan makeevena ghost put hisshoulder to the grindstone.

“鬼”和“推磨”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虽然在英语中也有类似本句的表达，比如“Moneytalks”（金钱万能），但葛浩文并没有选择这种更贴近英语习惯的表达，而是直接翻译原文，保留了源语的风格和意象。原句中的核心意象“鬼”（ghost）被直接保留，未替换为英语中类似的文化符号（如“devil”或“spirit”）。这一处理保留了中文特有的超自然元素，让英文读者接触到中国文化中“鬼”的象征意义（如神秘、非常规力量）。而“推磨”（grindstone）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具体的劳动场景，而“puthisshouldertothegrindstone”虽然在英语中有“努力工作”的意思，但这样的表达能让英语读者想象出“推磨”的具体意象，让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文化特色。这句使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使得源语意象在翻译过后能够在英语读者面前完整地呈现出来，使读者能够更近距离地感悟源语文化的內涵。

又如，原文：

头是秃的，一只耳朵上挂着钳子。

译文：

No hair on the head，a clip hanging from oneear.

“钳子”指的是一种耳饰，即“带穗钳子”。这种耳饰有两种材质：“一种是金的，翠的。一种是铜的，琉璃的。有钱一点的戴金的，少微差一点的戴琉璃的。”（萧红《呼兰河传》）这种耳饰在耳朵上摇来晃去，显得非常好看，是当地妇女在特定场合（如看戏时）佩戴的装饰品。结合它的这种特点，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将“钳子”翻译为“clip”。在英语中，“clip”的意思是装饰耳朵的珠宝。这句话使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思。

葛浩文在《呼兰河传》的英译中成功运用了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框架，既实现了译文的连贯性与忠实性，又通过归化与异化策略的灵活运用，有效地传递了原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内涵。这为文学翻译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也彰显了翻译目的论在文学翻译中的指导意义。

《呼兰河传》是最能体现萧红写作风格的作品之一，小说中也夹杂着很多东北特有的文化和风俗。在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文学作品的翻译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如何实现《呼兰河传》的有效英译具有一定的难度。翻译目的论的使用为译者葛浩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翻译途径。他使用了多种翻译策略：在翻译文化背景较强的成语或者俗语时，运用连贯性原则；在翻译原文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词语或者原文的文化特色需要被保留时，运用忠实性原则；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或者表达读者不熟悉的文化概念时，运用归化的方法；在翻译具有强烈文化特色的词汇或者需要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时，运用异化的方法。葛浩文准确地向英语读者展现出小说中的许多民俗文化，更加有利于增强英语读者对中国东北地区人文环境的理解，了解20世纪20年代时期的中国和老百姓的生活，进一步增强东北文化的外宣翻译效果，对其他中国文化作品的英译提供有益的参考。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应以目的论为指导，明确译文的功能和目标读者的需求，灵活运用翻译策略，以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

本文系2024年齐齐哈尔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级指导项目）“‘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东北地区红色文化外宣翻译研究”（项目编号：S20241023202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