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沉船事故背后的乡村旅游隐患
作者:覃思记者·覃思 实习记者·余雯彤
编辑·王珊化屋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静了。
这个藏在贵州毕节黔西大山深处的村庄,自从2021年在网上走红后,游客一直不断。化屋村属于新仁苗族乡管辖,地处乌江峡谷,原名“化屋基”,苗语意思是“悬崖下的村寨”。这里是乌江北源六冲河、南源三岔河的交汇处,因为下游有电站水坝拦截,奔涌的清澈河溪在这里变成平静碧绿的东风湖。外地人沿着宽阔绵长的河道坐船,两岸云雾缭绕的百米高峭壁往身后过,像展开的画,化屋村的风景也因此得名“百里画廊”。
然而今年“五一”过后的第二个周末,本该人流熙攘的化屋村,民宿、餐厅大门紧闭,村里唯一的主干道上也看不到几辆车。村子里最大的响声来自江对岸群建村的锣鼓和小号——乐声是送葬仪式上的,化屋村的村民告诉本刊:“是前阵子一个女船长走了。”
两周前的那场翻船事故,给平静的江水覆上阴霾。5月4日,劳动节假期的倒数第二天,百里画廊突发大风冰雹的强对流天气,造成四艘游船倾覆,包括两艘满载游客的船和两艘本已靠岸、只剩工作人员的游船。事故一共造成84人落水,其中10人不幸遇难。经核查,这些船只并未超载,船长和船员也都具备合法资质。
唐玲20多岁,在成都工作,那天天气突变时她正在游船上。唐玲记得,她买好船票的时候还不到下午4点,码头的喇叭里当时传来通知,“买了船票还没有上船的,可以上船了,今天的最后一艘船要发船了”。唐玲没有多想,为了不浪费票钱,赶紧拉上朋友一起上船。她并不知道,正常情况下,这个码头的游船平时要营业到下午5点30分。
上船之后,唐玲先是和朋友到船二楼的观景平台拍照,大概下午4点20分,原本太阳暴晒的天上开始飘起细雨,唐玲听到船员喊大家下楼回船舱坐好。“刚回到船舱里面坐好,暴雨就突然一下子下来了。”唐玲回忆,船长宣布立即返程。冰雹和雨水混着砸进窗口,唐玲靠窗,腿被核桃大的冰雹砸得生疼。船长告诉大家不要关窗,要保持风的对流,唐玲就蹲到椅子上,拿伞遮挡身体,但还是被淋得浑身湿透。
唐玲感觉到船长试图掉转船头,但还没来得及转满180度,船的晃动突然加剧。唐玲和朋友猛地一下撞到一起。唐玲不会游泳。“挺害怕的,雨打进来的时候大家在尖叫。”唐玲记得这艘船上将近30个人,乘客二三十岁的居多,只有两三个儿童。好在,因为发船不久,还没开到河中央,唐玲乘坐的船很快靠了岸。
但处在河中心的其他几艘船就没那么幸运——这段河道的平均宽度七八百米,最宽处一公里,船最快也要花上两三分钟才能靠岸。在下午4点25分到4点30分,风最急的五分钟,两艘满载的游船倾覆,“只剩船底还露出来”。唐玲开始后怕。“一下子想到自己(的船)也差点翻了。算得上是劫后余生。”
5月18日,我到码头的时候,河边整齐停靠着几艘空船。村民告诉本刊,自从翻船事件后,全村都要“整改”,游船、渡船一律不能发。村民如果想渡江到对岸的村子去,只能坐车绕一百多公里山路,五分钟的路程被拉长到一个半小时。没人知道整改具体到哪天结束。民宿老板李巧面带愁云。“生意受影响非常大。现在气温合适了,正是旺季,我们一共12间房,只住了一两间,还没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房间‘五一’假期都是爆满的,周末也有八九间房住。”5月4日那天,余荣的船赶在冰雹下来前紧急靠了岸。他60多岁,目光炯然,精瘦,皮肤晒出了深麦色。余荣有30年的开船经验,是化屋村最有经验的船长之一。他告诉本刊,天开始下小雨的时候,他就决定提前靠岸,而不是停在原定的码头。“当时那个风声相当吓人了,船遭不住吹。”当时他的船上有12个游客,船停下后,他让游客每个人拿两个救生衣,穿一个,另一个顶在头上挡冰雹,尽快上岸。“他们不出去,我说赶紧逃命,赶紧逃命啊。”
靠岸之后几分钟,风开始小了,冰雹也停了,余荣立刻叫上其他村民一起开船去救援。“(河上的)船是翻面了、底朝上,人工是拉不动了,我们就开个垃圾船下去,它有起重杆,和那个吊车一样的,能把船吊起来嘛。”
他们开向一艘翻了的大游船,事后余荣才知道船上有38人。但“垃圾船太小了,能吊3吨,(要吊起整艘船)至少要10吨的”。余荣等人决定把船头吊起来,再打碎船头的玻璃,然后救人。玻璃一破,水瞬间灌入船舱,余荣看到游客都穿了救生衣,有的人自己划着水从窗户钻出来,但也有被栏杆卡住、沉到船尾,没法浮上来的。这一船小孩子多,余荣他们把小孩一个个拉出来。“最小的可能三四岁,一出来个个都在哭,看得我们眼泪都出来。他们想的是活不了了,也不知道当时是沉下多深。”
“30多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风了,第一次。”余荣说。他觉得这称得上一场“天灾”。但当天成功靠岸的另一位船长陈鹏告诉本刊,5月4日下午1点50分左右,所有村民和船长都收到了毕节市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24小时内该市黔西等地将出现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陈鹏记得当天下午3点多,他所在航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也用对讲机“喊了一下”。“他说今天风会很大,各公司的船员请注意,看情况不对的话就直接停航。但当时其实大家都没有太在意,因为那时候天气还很好,以为风不会有那么大。”
余荣也承认那天发船之前收到了恶劣天气预警,但他抱着侥幸,想着等天色真变了再应对也不迟。“预告也有可能不准,也没有说到底什么时间,风有多少级。”
对化屋村村民来讲,“五一”这样的小长假是他们最看重的时间——在一年的收入里举足轻重。在贵阳周边管理一家中小型景区的景区总经理告诉本刊,贵州很多景区是“小山水”,分散而非连片,因此有“留客难”的问题,很多游客游玩半天就离开,不会留宿或者用餐,这就给旅游创收带来限制。实际上,如今百里画廊的景区商业,在化屋村的覆盖直径不超过两公里,主要集中在两个码头和一个广场,往外走依然是简朴的民居。
余荣的儿子余亮是航运公司的老板,负责船只管理和调度。他向我提到,化屋村在2021年爆红后紧接着遇到疫情,疫情之后,“客流量有点往下掉了”,“游客消费稍微有点保守”。“来玩的人,他来了不一定消费,转一下就回去,也不坐船。”抓住每一个小长假,对于余亮来说变得更加重要,他尽可能把发船的时间表排满,早上8点发船,运营到下午5点30分,下了客就上客,船长几乎不休息。在没了游客的化屋村,小洪是少见的年轻面孔,他20岁,平时在浙江打工。翻船事故两周后,我在化屋村看到他时,他刚刚回家,正拿着扫帚帮家里清理打扫被狂风吹乱的院子。小洪告诉本刊,在他儿时的记忆里,种地、捕鱼养鱼是这个村庄仅有的谋生手段。他记得儿时父母耕田的艰难:贵州这一带土地石漠化严重,陡坡上的梯田只有一指厚的草甸土,下面是黑色的岩石,一锄头下去能冒出火星。
一直到2014年,化屋村还是深度贫困村。化屋村驻村第一书记聂玉林曾对媒体介绍,2014年,化屋村共识别贫困人口145户661人,贫困发生率达63.6%。村民介绍说,20世纪90年代,东风库区水库蓄水,化屋村不少农田被淹,村民经历过一批后撤和外迁,留下来的人开始用网箱养鱼维持生计。但到2018年,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落实国家10年禁渔要求,贵州在乌江全域启动取缔网箱养殖。据化屋村村委会统计,当时全村有18家养殖户,到了2018年底,化屋村的网箱全部拆除。小洪告诉本刊,自己上初中时,父母就离家去了福建,小洪跟着奶奶留在村里。“不让捕鱼之后,本地真的没事可以干,没有钱可以赚了,大家就都去外省打工。”
不过,在农渔业逐渐消亡的过程中,公路的修成给化屋村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以前的土路是从上面绕很远的,还是泥巴路。”小洪指着村后的高山,比画出七拐八绕的路线。2009年之前,村民如果要出山到贵阳市去,得先坐50分钟的船,再到岸上坐两个多小时公交车。2009年,化屋村到新仁苗族乡修了硬化公路;2016年,贵黔高速建成通车,贵阳到黔西的车程由2小时缩短到50分钟,从新仁收费站下来,很快就能进化屋村。
余亮记得,2016年之后游客慢慢多了起来,都是自驾过来坐船游湖的。当时他还在广东打工。“我和同村几个商量说,看这个情况,要趁早来做这个事情。”他研究好了怎么注册公司,也向银行贷了款,买了两艘大船,2018年开始正式运营航运公司。当时一艘最便宜的大型游船要40多万元,两艘是余亮家能负担的极限。回看这笔大胆的投资,余亮很满意,他只用三年就收回了成本,后来也通过游船赚到了钱。“一艘船一年的收入能到二十来万元,刨去三四万元的成本,还有十多万元的利润。”
2017年前后,化屋村的游船生意开始逐渐扩大和正规化。原本坐船是村民自己拉客,后来根据国家新出台的《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考试和发证办法》,驾船者必须完成相应的船员特殊培训,考到《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合格证》。根据人民网报道,2017年8月化屋村村民尤容文参加毕节市地方海事局组织的客船培训,拿下了《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合格证》,成为村里第一个“持证上岗”的专业“船长”。2021年,黔西市成立了化屋村旅游发展运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了化屋村管理办公室。
也是在2021年,百里画廊的人气经历了最重要的一波暴涨。余亮说,那段时间各大短视频平台都能刷到百里画廊,是一股“天降的流量”。中新网报道称,2021年化屋村仅仅“十一”小长假就吸引了超过10万名游客,比起2019年同期翻了一番。而数据显示,这一整年,化屋村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3亿元。一位化屋村的村民告诉本刊,这两年旅游旺季的民宿价格都在单房1000元以上,“最低也是699元、799元”。化屋村的全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2019年是1.05万元,到了2022年变成2.5万余元。
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但只有少数村民能成为老板,并在这波旅游红利中致富。小洪依然在浙江打工——家里没有足够的钱投资游船或者民宿。如果自家没有船,船长拿的是固定工资,一个月2000多元,这个收入比起在工厂打工或者送外卖还是低不少。
也因此,游船老板们遇到了一个新问题——人手短缺。在百里画廊运营一家航运公司的刘婷告诉本刊,两三千元的固定月工资吸引不了年轻人,而对于航运公司来说,雇用全职员工也没有临时聘用兼职来得划算,因为旅游的季节性很强。“人流不是特别稳定,差不多三四月份到国庆期间是七个月的旺季。一到冬季,天冷了,游客就会特别少。”于是,开船变成一个动员起全家的生意:谁家有船,就一家人都去考船证,方便旺季的时候回村帮忙。
一个附近村庄的临聘船长告诉本刊,船证的考证环节其实有松动空间。考证一般要求考生参加几天的安全知识培训,不过实际上也有人不去上课,开船技术更多依赖亲属、同村人的传授。考试包含选择题笔试和实操,“实操比笔试更贴近现实情况,船只之间如何沟通、有人落水如何施救,都要考,但像我们平时遇到突发情况,肯定还是要凭以往的经验,考试涉及的那些不完全够用。船长需要对地形、船只非常了解”。沿着陡弯的山路向下进入织金县大平乡群建村,最先看见的是村口一排黄色的木屋,上面油亮的漆色显示它是这几年刚刚刷好的,但是,每间木屋的门上都挂了一把大锁,也没有挂上招牌。群建村的村民刘婷说,这排木屋其实是“外面”的公司建来做民宿的,“荒废已久”。
这排木屋也暗示着群建村的尴尬位置。与化屋村隔江相望,仅仅隔着五分钟的水程,同样面朝水墨画一般的悬崖和乌江,但旅游的热潮还没能跨到群建村来。对于附近化屋村外其他村的村民来说,加入化屋村的旅游生意是最好的赚钱机会。吕薇在化屋村一间民宿工作,家住在化屋村往上、地势更高的一个村。吕薇直言羡慕化屋村的人。她说只有本地人能在当地建房,化屋村民宿经营的模式是本地人出毛坯房、收租金,交给外省老板来装修、添家具,最后雇用附近的村民来当店员。“我们上面的人没有到下面做生意的,因为摆摊的机会也是优先给本地人。我也不清楚他们赚了多少钱。”
出事的女船长许忠敏的家就在群建村。事故发生前,许忠敏本已经靠岸了。与许忠敏同一家航运公司的员工回忆,当时许忠敏的船已经下了客、拴在岸边,冰雹下来的时候,她和另外两个男性船员还没来得及下船,只好在船上躲冰雹。其间许忠敏的对讲机里接到命令,“船开出(岸边)去,让装着乘客的船靠岸”。船就是在离岸的过程中侧翻的,船上三人都没穿救生衣,但只有许忠敏不会游泳。参与救人的村民说,许忠敏漂出去一百多米,被拉到岸上的时候,经过急救、人工呼吸,但再也没能醒过来。
群建村的一位女船长告诉本刊,以前,这些在大山里的村落,一般是一个村一艘渡船,开渡船的都是男性。女性开船,是2018年之后才慢慢变得常见的。除了因为投资了游船的家庭需要足够人手把旺季的生意撑起来,也因为这个工作离家近,方便照顾老人和小孩。
许忠敏的一个亲属告诉本刊,许忠敏46岁,有三个子女,她刚刚当上奶奶。许忠敏曾经在广东打工,2015年跟着丈夫一起回到老家。当时是考虑到家里老人年岁大了,群建村看病不便,去县城看病开车需要两个多小时,许忠敏和丈夫才回群建村来的。这名亲属说,平时许忠敏在家也种菜、养鸭,生活非常节俭,如果子女不在家,就吃点酸菜拌米饭。许忠敏的亲属说,许忠敏平时总在操心子女和孙辈,虽然不说什么,但有时候会悄悄地哭,把儿女的拮据怪到自己身上。
在距离群建村30分钟车程的新河村,30岁出头的女船长张敏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和许忠敏的情况类似,暴风袭来的时候,已经靠岸的张敏接到调度命令把船移走,留出位置让载人的客船靠岸。也和许忠敏一样,张敏不会游泳。新河村的村民陈姨住得离张敏家很近,她很惋惜地说,张敏是“五一”放假期间才开船的,平时都在贵阳市区工作,是一间民办幼儿园的老师。“她是教书的,是有文化的。”
张敏的婆婆告诉本刊,张敏也是毕节人。她身材娇小,但非常能干、勤奋,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自己还去考了教师资格证、船证。结婚生子后,张敏丈夫打工四处奔波,张敏负责带孩子,会找一些时间灵活的兼职。这两年她在贵阳的民办幼儿园做老师。张敏的婆婆说,张敏的两个孩子小的6岁,大的9岁,在贵阳上学,开销大,所以“五一”回家也不愿休息,而是去兼职开船。在村民的感受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乡村女性开始加入百里画廊的旅游行业。吕薇10年前曾经在浙江温州的鞋厂做鞋子。三年前回到了老家,“以前工资还可以,一个月7000元,一天八个小时,一周做六天,累了你就可以请假休息。现在工厂效益不好,没有六七千元了”。除了鞋厂工资下降,回来还有陪孩子的考虑。“我老公在广东开餐馆,大女儿小学要升初一,正是需要管的时候。现在外面工作不好找也不好做,很多在外面的人都回来了,自己找点小生意做,能养家糊口就行了。”
在找到民宿的工作之前,吕薇还在村里的工地上干过活。“前年修护栏,我就跟着他们做。拌水泥我力气不够,我就负责缠里面的钢筋,好让他们在外面裹水泥,有时候两百多元一天。”在吕薇工作的这间三层楼的民宿里,吕薇一个人看一整家店,包含前台、房间清洁,每个月可以拿四千多元,包吃包住,吕薇也可以晚上回家住、陪家人。翻船事件发生后,吕薇每天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民宿一楼绣着花,等待着游客重新光顾。
(除许忠敏、张敏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