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亿元“安置房”骗局：一个基层副科长的“权力”

编辑·王珊这是一套装修极为简陋的房子，灰色的地坪漆地面，粗糙的白墙，几乎像毛坯房，大包小包的杂物凌乱地堆在墙边。39岁的张强一脸惆怅地坐在沙发上，沙发深深下陷。他身高1.65米，方脸，皮肤黝黑，留着黑色短发，其中一撮耷拉在眼前。头发是前不久刚染的，2022年房子出事后他急得长满白发。他的妻子皱着眉头坐在一旁。左耳失聪、右耳佩戴助听器的母亲在帮忙照看7岁的儿子。客厅里唯一显眼的是儿子的两张书桌、一个书架，还有柜子上十几张奖状和三张学习计划表。

如果不是出事，即使简陋，张强对眼前的这套房子也称得上满意。它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滨江桂园小区，是江浦街道的安置房，90余平方米。2021年买房时，张强看中的是这里的地理位置。小区位于长江北岸，周围生活设施便利，距离南京市主城区只有半小时车程，在景区做导游的妻子可以乘坐地铁直达。小区旁边几百米就是实验小学，一公里外是城南中学。两所学校虽非名校，但至少儿子可以在这儿念书，在南京两年的张强想结束总是搬家的租房生活，“不想总是漂着，有了房子心里就踏实了”。

当时，这片区域的发展前景也让张强满是憧憬。早在2015年，南京市长江以北包括浦口区在内的多个区域，就被设立为江北新区，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级新区。当时开车在路上，能够看到江北新区的大幅宣传广告。那时在很多人心中，江北新区有潜力成为南京的“浦东新区”。买房前，作为房产中介的张强注意到，江北新区房价一直在涨。以江浦街道为例，2015年，商品房房价还是每平方米1.5万元，2021年就到了每平方米2万～3万元。

张强是以118万元“买”下的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花光了两代人的积蓄”。张强说，118万元中，10万元是他和妻子的积蓄，60万元是卖掉安徽老家婚房的钱，30万元是从亲戚那儿借的。剩下的不到20万元是他刷了七八张信用卡：刷卡机的纸他还保留着，有厚厚两沓，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出事前，张强已经拿到房子的钥匙，他原计划等手里资金宽裕，好好装修后再搬进来。

但2022年1月28日，一个电话打乱了张强的计划。电话是张强同事打来的，“你们买的房子出事了，卖房子的政府官员自首了”。张强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张强告诉本刊记者，他是从一个叫陈娟的中介那里买下的房子。1月29日一早，张强和妻子在报案后赶到了陈娟的中介公司。公司一楼大厅里已经挤满了几十个像张强这样的受害者，他们激动地向陈娟讨要说法。陈娟已经不是张强记忆中的贵妇模样。个头矮胖的她，黄色的短发披散着，呆坐在左侧一张白色圆桌前，神情恍惚，已经没了讲话的力气。她拿出与“政府领导”的聊天记录自证清白，“领导有路子，钱都是转给他的，每次问他要房子都得求着他，不是一般人能搞到的”。

张强此时才知道，已经拿了半年钥匙的房子竟然是“租”的。360户受害者

张强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陈娟时的样子。当时对方38岁，是一家名叫南京顺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两人见面的地方在陈娟的中介公司，一楼是办事大厅，二楼整层都是她的办公室，100多平方米。办公室内摆放着宽大的红木老板桌，成套的黑色沙发，“非常气派”。陈娟身着亮色的昂贵服装，尽显雍容华贵，说话也很有底气。张强说：“她说自己有门路，能从政府手中拿房子（安置房）卖，说话很霸气，‘你爱买不买’。”陈娟还提到，与她合作的“领导”，“职位很高”。

张强是通过同事王金认识的陈娟。2021年3月，张强无意中注意到，王金在公司的销售排行榜位列第一，以七八十万元的销售额远超其他同事，张强觉得他肯定有卖房渠道。在张强的再三追问下，王金提到，他通过政府门道拿到安置房的独家房源，资源有限，“已经卖出七八套，有的拿了钥匙，有的已经装修。”王金说。跟每平方米两三万元的商品房相比，这批安置房，每平方米1.5万元。即便是政府回购价，也要每平方米1.92万元。

张强听了很心动。他和妻子来自安徽农村，高中毕业后辗转多地打工。2019年，他们才来到南京，张强跑过外卖，后来才干起了销售。

2021年，张强已经35岁，儿子3岁，他想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在南京买房。但南京自2016年起出台限购政策，要求非南京户籍人员，需要提供六个月的社保证明，或者三年内累计缴纳两年的社保，张强并不满足这个条件。王金口中的“独家房源”不要求购房资格。张强打听到，也有其他同事在王金那里买过房。在张强眼里，这将是他和家人从农村一步跨入南京，成为新一线城市居民的重要机遇。

见到陈娟时，张强和妻子已经给了王金5万元定金。对购房这个事仅有的一点疑虑也在进入陈娟的公司后打消了。“一般中介都只有一间门面一层楼。她有两层，她说公司的门面是她买的。”张强觉得陈娟有实力。她“爱搭不理”的态度，更让张强觉得房源稀缺，“再不下手就买不到了”。按照对方设定的要求，张强在签订协议时付了70%的首付，总计91万元，剩余30%的款项分别在交房和办房产证时支付。

陈娟让张强签署了三份文件，《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浦口区征地拆迁购房款预存协议》和《收房确认书》。本刊记者看到，在《浦口区征地拆迁购房款预存协议》中，甲方为南京市浦口区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乙方的被拆迁人一栏，写着张强的名字。购房时，王金向张强承诺，“能够在拆迁协议中将拆迁户的名字改为张强的名字”，等到安置房开始办证，他们就能拿到房产证。张强那时并不知道，从协议到章，都是伪造的。付完首付后，他还想请王金吃饭答谢，但被对方婉拒，“他应该是怕我吃饭时打听房子的事情，抢了他的路子”。他给了王金2万元，作为谢礼。

同样被骗的还有南京人刘科，刘科家住浦口区北侧的六合区的乡镇，距离市中心约40公里路程。他是在一次聚餐时，无意中从一位相识了四五年的老朋友口中得知买房的渠道的。

买房前刘科研究了事发的这个片区，这一片有包括滨江桂园、滨江紫园、滨江馨园、滨江嘉园等在内的八个大型安置小区，小区建设背景是2014年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前的拆迁。《扬子晚报》发布的《南京2年内完成城中村危旧房改造改造179个片区》等报道提及，2012～2014年，为举办青奥会，南京市启动了第二轮棚户区改造项目，对市区内几百个城中村和危旧房片区进行拆迁，南京市拿出1万套保障房用于拆迁安置。刘科的儿子20多岁，刘科希望在靠近主城区的地方为儿子购置婚房。刘科“买”的房子就在滨江桂园小区，90余平方米，每平方米1.7万元。卖房子给他的也是中介。刘科记得在一家写字楼里，中介公司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在该中介的描述里，她的上线是陈娟，她称其为“陈总”。这名中介给刘科的解释与张强所知的差不多：房子是政府的拆迁回购房，通过中介进行售卖。

张强和刘科后来才得知，被骗的购房者多达360户，其中约1/3来自南京市偏远乡镇，约2/3来自安徽、辽宁、陕西、江苏等地区。他们的房产集中在滨江桂园和对面的滨江紫园两个安置小区。刘科现在想来，朋友、小中介、大中介组成了像传销一样的关系网络，将他们网罗进去。也是事发后，这群受害者才发现，这场买卖出租安置房的骗局，从2015年开始持续了七年，直到2022年1月20日，骗局里常被提到的“领导”陈伟自首，才被发现。

本刊记者掌握的一份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12月发布的裁判文书显示，被告人陈伟和张位刚因买卖虚构的拆迁安置房，共同构成诈骗罪，因多数钱款与张位刚有关，张位刚被判无期徒刑，陈伟判刑15年。

陈伟比张位刚大4岁，两人是表兄弟关系。案发前，陈伟是江浦街道环保科副科长。张位刚是江苏天禄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裁判文书中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至2022年，作为被告人的陈伟，虚构有低价拆迁安置房房源可出售等事实，指使他人伪造《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等材料及相关印章，单独或交由被告人张位刚等人与购房人签订虚假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骗取他人购房款。2017年6月开始，张位刚明知陈伟并无低价拆迁安置房房源，仍然继续以低价出售拆迁安置房为由，以上述方式骗取他人购房款。经审计，被告人陈伟单独或伙同被告人张位刚等人骗取360名购房人共计人民币42863.42万元。“领导”

2022年10月25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张强第一次见到了中介口中多次提及的“领导”陈伟。屏幕里，42岁的陈伟身着囚衣、手戴手铐，坐在看守所的小房间里，摄像头对准他黝黑圆胖的脸。对于犯罪事实，他供认不讳。张强心里感受到巨大的落差，“本以为是一把手，没想到只是一个副科长”。不止一位受害者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一直认为，整个买卖安置房链条里陈伟只是不起眼的一员。“就像贪污，他们肯定形成了利益链，打通了街道办、拆迁办、房产局等多个部门。”也因此，他们都默契地没有选择追问。

陈伟出生在浦口区胡桥村，村庄后来并入七里桥社区。多位村民告诉本刊，事发前两三年，陈伟才调到江浦街道环保科任副科长。陈伟的邻居叔叔陈军告诉本刊记者，念完初中后，陈伟没能考上高中，父母供他去了附近一个厨师学校念书，相当于只有中职或中专学历。毕业后，陈伟曾在家务农过一段时间，又跟着陈军干了几个月水电工。后来，其父亲托关系把他送进派出所当治安联防队员，之后他又被派驻回到胡桥村驻村。

在村民的印象里，陈伟活泼机灵，“不像农村的孩子沉默寡言，他很爱讲话”。见到邻居，陈伟都会亲热地喊叔叔、伯伯。陈伟从办事员做起，在村里端茶倒水、擦桌子、扫地、送信，干些跑腿活。几年以后他才先后升为村副主任、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在村里工作时，村民的印象是他写得一笔好字，没有官架子，即使当上村主任，他口袋里也常常装着一包烟，碰到相识的村民都会奉烟。他不喝酒，唯一的爱好是打牌，但也没听说输钱。

随着南京城市规模的发展扩大，位于南京西北郊区的胡桥村先后迎来两次拆迁。第一次拆迁是在2005年，有公司计划在胡桥村一片盖商品房。陈伟拆迁后搬进了附近的安置小区揽月山庄内。小区老旧杂乱，一层的车库被老人改造为住所，楼栋间种满蔬菜。一位同村的邻居记得，陈伟夫妇和两个孩子一直住到约2015年以后才搬走。在邻居印象里，搬走前，即使在村里当上干部，陈伟也一直比较朴素低调，一直骑电动车上下班。

第二次拆迁，即发生在2011年到2014年南京青奥会前夕。一位村民回忆，除了山上的两个小组，整个七里桥社区都进行了拆迁，阵仗很大。一位村民记得，陈伟作为七里桥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曾和一名拆迁办工作人员一起，单独与每家每户谈判拆迁安置事宜。“很滑（头）”，这是村民对陈伟的印象，村民原先要求补偿款90万元，陈伟谈到了40万元，村民不同意，他们就一直“磨”到村民同意为止。

到2017年，村民看到，陈伟的交通工具换成了四五十万元的豪车，甚至聘请了专职司机开车，后来还在老山底下的东方熙龙山院别墅区买了两层共300多平方米的叠墅，“里面住的不是做生意的，就是当官的，装修费起步都是100万元”。案发后，陈伟向公安机关供述，2011～2014年七里桥社区拆迁时，他在负责社区拆迁工作时垫了钱，他自称2015年开始他在经济压力逼迫之下，开始假称“手上有低价的拆迁安置房源”房票，他让表弟张位刚负责找买房人，其提供假的拆迁协议，让买房人相信，交房款。

陈伟说，与被骗者签订的协议，都是按照真的拆迁协议模仿的，因为其当时在村里工作，有这些样本，其就拍了照片给别人做。因为真协议上有拆迁办公章、保障房公司预存款章以及私章，其也让别人按照上面章的样式做了假章。陈伟说，拆迁协议是张位刚或者张位刚找的人跟客户签，他不直接跟客户联系。一般是张位刚打电话说要几份拆迁协议，就给他几份。他跟张位刚说好每卖一套房，给自己40万元，用以补村里的亏空，至于张位刚卖多少是他的事，剩下的都是张位刚赚的。如果说2015年左右，这场由陈伟主导的诈骗还围绕在陈伟和张位刚的亲朋好友之间，那2017年之后，一切都变得更加疯狂和失控。

2015年，张位刚开始给陈伟“卖房”时，他只是南京一所技师学院的教师，平时还兼职教吉他赚钱。邻居记得，2010年左右，张位刚父母、夫妻和孩子，一家五口挤在90余平方米的安置房内。在供述里，张位刚提到，一套房子给陈伟40万～50万元，剩余均为张位刚的提成。2015年夏天至2017年，张位刚介绍了包括表哥、堂嫂、学姐、同事等在内的多位亲友购房。

2017年6月，张位刚发现了问题。那时，安置小区陆续交房，张位刚经手的有约30套房子需要交付，陈伟无房可交。他跟张位刚摊牌，“房子并不存在”。此时的张位刚在经济条件和性格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张位刚相识多年的毛平记得，张位刚原先开一辆10来万元的本田汽车，2015年左右突然换成了100多万元的白色保时捷卡宴。2016年，张位刚曾给毛平展示过账户余额，流动资金就有1000多万元。2017年，张位刚花了700万元在陈伟同小区的东方熙龙山院买了两层叠拼别墅。张位刚还开了公司。企查查显示，2017年张位刚注册了一家公司——南京迹动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实缴资本500万元。

陈伟供述，在他交底后，张位刚反应很平静，对方说，他已经把钱拿去开店和购置外汇，没有钱退，建议继续假卖房子，收到买房人的钱他再投资，赚到钱就可以把前面的漏洞填上。为避免穿帮，两人商议高价买一批房先交付。买房的钱，是用新购房人的钱填补的。

摊牌后，张位刚的胆子更大了，他不再满足于亲朋好友小范围内的销售，开始与陈娟等几个大中介合作，大面积卖“房”。裁判文书显示，每套房子，张位刚会给中介一个底价，中介在底价的基础上加价买卖，这就是中介的利润。陈娟供述，她每平方米加价500～1500元。张位刚找陈伟要协议的频率也在加快，2017年之后，有至少200份。单独陈娟这条线，就帮忙介绍了约140个买房人，陈娟发展了几十个小中介作为下线，小中介再发展普通居民作为介绍人。

与此同时，张位刚的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2017年到2021年，他又接连投资了10余家公司，涉及纺织、养生、传媒、餐饮等不同领域。一个同事的印象里，张位刚十分忙碌，一直不停接电话，朋友圈里都是他去迪拜、印尼等世界各地考察业务的身影。他越发自信，嘴里“动不动投资一两个亿，还要买飞机，开幼儿园，说认识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包括毛平在内的多名员工都力劝其不要着急开店，但他偏要开，毛平曾听他提起，“挣不挣钱无所谓，先做大规模争取上市，就能融资挣到更多钱”。

但事实上，裁判文书显示，张位刚公司财务主管提及，旗下12家分公司，均存在大量亏损，“张位刚基本没回过钱，都亏掉了，在职期间公司也从未分红”。而他的外汇和虚拟币投资，也陆续爆雷，“网站登不上去，软件也打不开”，很多参与的投资者的钱也付诸东流。

从2018年开始，随着安置小区逐渐交房，为了假卖安置房的事情能够不穿帮，陈伟开始找中介租房，并告诉受害者这就是他们买的房子。一套房子通常租2年，总计4万元，一次性支持。拿到出租房的钥匙，陈伟再将钥匙通过张位刚转交给购房人。张强和刘科都是在2021年拿到的钥匙。

整个过程里并非没有漏洞。裁判文书里多人的证人证言显示，2020年1月3日，陈娟的一名客户在一次扫黑行动中被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抓捕，警方在清理其财产时发现，此人购买安置房时签订的拆迁协议是假的。因此，陈娟当时被公安喊去做笔录，公安要求她把拆迁安置房的房主找来了解情况。陈娟联系了张位刚和陈伟，陈伟通过找人作伪证逃脱。

一位房东也差点戳破骗局。他向本刊记者回忆，2021年秋，他从小区旁边经过，发现自己出租的房子窗户被换。上楼后，几个装修工人正在施工，不见“租户”。他连忙联系承租的中介，对方解释“给领导住肯定要装修，装完也不要你给钱，退租时你全部拿走”。房东也没再说什么。当购房者装修时正面遇到原房主，陈伟等人也准备了多套说辞给购房者：卖房子是子女操办，老夫妻不知道；这家人性格计较，房价涨了要加钱；等等。

王才亮是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多年来以房屋土地征收拆迁之行政诉讼为核心业务。王才亮告诉本刊记者，类似诈骗案在全国并不罕见，但凭空捏造安置房的案件挺少见，很多案件中房子都是真假参半。2013年，他曾接触过某省会城市的拆迁安置房诈骗案例，一个安置小区内有400多套房子，剩下十几套多余的安置房，按规定是要上缴财政。拆迁办的官员将其拿出来，借用中介对外出卖，但利益驱使下，他们一房多卖，卖给了七八十人，最终爆雷。

王才亮告诉本刊记者，类似诈骗案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部分地方的拆迁安置房并未按照规定公开，不少地方官员通过权钱交易私下处置安置房，只要有关系，就能违规买到安置房，这种案例不罕见。此外，以前盛行大拆大建，安置房的建设速度远低于拆迁速度，拆迁户通常先拿到房号，等待多年才能拿到房子，这种时间差也给了诈骗犯很大的操作空间”。事发前一个月内，毛平还和朋友一起，在张位刚手里买下一套120余平方米的房子，支付120余万元。他们的想法是——“人家几千万的公司，还会骗我几十万元的钱？”被撕裂的家庭

事发后，张强和妻子强行搬进了“购买”的安置房，一边与房东“斗争”，一边试图讨回房款。每周，张强夫妇都会和几十个受害者一起联系北京的律师，去信访局、检察院、街道办等部门求助。

张强说自己必须咬牙坚持，买房时卖掉的老家婚房，是用父母一辈子的积蓄买的。张强非常愧疚。父母都是农民，父亲从他六七岁时就开始外出务工，寄钱回家给他和有小儿麻痹症的弟弟读书及治病。2005年张强和弟弟毕业后，一家人都在浙江湖州工作，那时父亲和母亲都在木板厂打工。木板厂是简陋的铁皮棚，夏天闷热冬天酷冷。凌晨4点起来，一天站十五六个小时，回家时除了两只眼睛，身上甚至鼻孔里也全是灰。父母就这样在木板厂干了十几年。

父亲话不多，但与张强关系很好，常常坐在一起谈心，后来父亲才说起，以前在工地干活，最热时，他拿钢管的手都被烫出水泡，他常常加一晚上班，白天还干活。一个月30天，他拿的工资是45天的工资。出事后，父母从未怪他，只是常常自言自语，担心他没了房子，如何在社会上立足。

去年，张强妻子工作的旅游公司倒闭，妻子失业。全家依靠张强一个人的工资养着，但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好的时候能挣到七八千元，差的时候月薪只有一两千元。每月，他还有5000块钱的信用卡贷款要还，他只能几张卡来回倒腾。没脸回家见借钱给他的亲戚，他现在老家都不能回。张强夫妻两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说话就是夹枪带棒，刀枪相见那种”，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两人就能引发战争，甚至打架到报警的程度。“离婚成了口头禅，离婚登记都做了三次。”他们没有心情出门，但回到安置房内，更感觉压抑，进退两难。最让他们难过的是，吵架时儿子会在一旁哭喊着拉架，但他们无法控制住自己。

两人都感觉亏欠儿子。小时候家里穷，过段时间老师就会询问，哪个同学没有交学费，站起来。张强常常是那个站起来的学生。这让他深感自卑，“当时心想，家里怎么这么苦，以后我一定不让我的孩子再受这样的苦”。如今7岁的儿子表现得非常懂事。在路边看到其他孩子喝饮料、吃炸串，他只是盯着看，当妈妈要给他买时，他就执意拉开妈妈。晚上妈妈跟他谈心，他才说，“爸爸妈妈没钱，我不吃”。跟本刊记者讲述时，张强妻子难过得大哭。

事实上，360名购房者中，很多人直到事情败露都未看到房子。大约有30户拿到钥匙的购房者，则选择继续住在安置房里。为赶走他们，一些原房主停掉了水、电和燃气。受害者王莉已经在没水没电的世界里生活了三年。她只能买煤气罐做饭，花钱去邻居家提水，一个客厅恨不得放满水桶。她每天提着硕大的充电机器一趟趟地跑下楼，去电动车充电桩充电，只为让10岁的女儿写作业时有一盏台灯照亮。她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黑暗的夜晚，还在继续熬着。

最让她感到艰难的，是处理与原房主的矛盾。“他们来砸一次，我就崩溃一次。”王莉告诉本刊记者，事发后为讨回房子，房东来砸过三次锁。先用胶水把锁眼堵死，后又往里面塞满牙签，最后一次是去年年底，监控视频里，一个成年男性抡着大铁锤，朝她的入户门锁砸了约20下，锁被砸得稀烂。现在听到这轰隆的砸门声，王莉依旧会发抖，女儿也曾被吓得躲在被子里哭。

原房主也有苦说不出。因无法收回房子，有的家庭，女儿只能借住在亲戚家，常常委屈得落泪；有一个房主一家三代五口人挤在80多平方米的两间屋里；还有一位年老的母亲，因房子拿不回来，儿子的婚事告吹，如今儿子天天冷脸相对，不愿再次恋爱，今年干脆离开了南京。

去年7月案件终审判决，法院维持原判，刑事案件已经有了结果，但民事赔偿仍然是难题。裁判文书提到，陈伟、张位刚在案发前通过退款、购买真实房源过户等方式退还61人全部损失，最后造成299名被害人损失共计3.27亿元。其中，多数房款被用于开办公司、投资理财、偿还欠款、消费等，追回的只有少数。张强最近听说，每户可能能拿回9%的损失，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如今，夫妻两人只能寄希望于上访。每周二，张强的妻子都会去信访局了解最新情况，“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上的班，哪次没去，我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有什么重要线索我不知道，就没有希望。与受害者待在一起，心里感觉踏实一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陈伟、张位刚、陈娟，其他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