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础科学堡垒”如何从内部沦陷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主任潘查坦（S. Panchanathan） 突然辞职。Science（《科学》）杂志上说此事的原因，是特朗普政府下令削减 NSF 年度经费的55%，并裁撤一千七百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半，潘查坦无法服从只好辞职。三十日，NSF 员工又收到“停止所有基金资助项目拨款，包括新批准的和现有的科研项目”的通知。

NSF 一直是许多人心目中美国的“基础科学堡垒”，眼下科学界人士哀声一片，都认为特朗普正在“摧毁”这个堡垒。殊不知，所谓的“基础科学堡垒”，在此前数十年的内斗中早就已经沦陷了。

美国的“基础科学堡垒”

一说起美国的科学技术，许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它非常先进。一代人根据身处的现实形成基本认知，这种认知通常就会伴随他们一辈子。在这个“美国科学技术先进”的基本认知中，还包括了一种“标准叙事”— 美国科学技术是因为重视基础科学所以才先进的。这样的“标准叙事”被视为天经地义，并且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推论——只有重视基础科学，科学技术才会发达，国家才会强大。

在上面的认知链条中，“美国重视基础科学”居于关键位置。由于许多人的认知定式，从来没有人提出“美国到底重不重视基础科学”这样的问题，也没有人要求举出“美国重视技术科学”的具体证据。几年前，当笔者率先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不出意料地引发了剧烈争论。笔者的问题，当然要求主张“美国重视技术科学”的论者举出具体证据。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笔者的文章《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的吗？》在经历了报社内部长时间争议之后，终于在《文汇报》发表，几天后被观察者网转载，阅读量超过二十六万，留言区一片争吵。按照通常的惯例，笔者自己不会加入争吵，但乐意观察那些争吵。据笔者近年在网上搜寻所得，“美国重视基础科学”的证据，居然自始至终只有一条——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注意此人未当过总统）在《科学 ：无尽的前沿》中说过要重视基础科学。

好吧，这条证据如果能够成立—这需要建立在“布什的想法=美国的国策”这样极其冒险的假定之上—那总算也是证据。于是笔者近年从几方面考察了这条证据，本文是这些考察中比较关键的部分。

布什创立 NSF 的基本理念

“二战”后，关于科学在国家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者说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投的钱应该怎么用，美国政府中主要存在两种意见，分别以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范内瓦·布什和西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基尔戈（H. Kilgore）为代表。这两人都赞成建立某种国家科学基金，但基尔戈希望国家科学基金把钱花在进行应用研究的政府实验室，而布什希望国家科学基金由科学家管理，只支持非营利性机构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或者说，基尔戈希望科学基金能够为国家带来明显的实际回报，而布什却希望打造一片远离政治、不受“立即产生实际结果”压力影响的“纯科学研究”的绿洲。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罗斯福书面要求布什提交报告，考察关于科学发展四个方面的问题。布什将任务分包下去，他按照精英主义理念挑选了一些人，分别成立四个委员会，让每个委员会各自向他提交报告。布什为四份报告分别撰写了提要，这些提要构成一份他提交给总统阅读的报告，而将四份报告全文，连同他交代四个委员会成员构成的报告，作为附录。整个文件取名《科学 ：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a Program for PostwarScientific Research）。但是当一九四五年七月布什将报告送上去时，罗斯福已经去世，美国总统换成了杜鲁门。

由于杜鲁门并未要求布什提交这样的报告，他自然也就没有义务重视之—事实上杜鲁门一点也不重视。布什报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努力了五年之后，总算在一九五〇年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但是这个被视为“基础科学堡垒”、被许多国内学者盲目崇拜的机构，其实从来没能主导美国的科研资助—第一年只得到了十五万美元，此后长期只能得到全美国年度科技研发总经费的1.5%左右，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表明，布什在《科学 ：无尽的前沿》中所表达的愿景，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

NSF 的长期内斗及其结果

NSF成立七十余年以来，布什关于基础科学的理念，实际上一直面临着两方面的严重挑战：一是以工程学为代表的应用技术，要求在NSF 机构内部获得和基础科学平等的地位 ；二是国会希望 NSF 更多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成为远离政治的“纯科学绿洲”。这两方面的挑战，都与布什最初设立NSF的理念直接冲突，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布什最初设立NSF的理念，后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过践行？

NSF 首届管理机构是由二十四人组成的“国家科学委员会”（NSB），其中物理学家占绝对多数。唯一的一名工程师是普渡大学工程系主任泼特（A. Potter）教授，这样的人员比例此后很多年没有明显变化。

NSF 设立之初，在政策上确实曾对“基础科学”极力倾斜，即使对工程学的资助，也主要关注基本原理，而不是设计和应用方面的课题。这种资助倾向让一些申请人公开抱怨说，只要一个提案有实际用途，就会被 NSF 直接拒绝。

美国的工程师和搞实际应用的科学家们，当然对 NSF 的这种做派极为反感，所以 NSF 从成立之日起就种下了内斗的根芽。最初工程师们在 NSF 人事安排上完全处于权力外围，几乎没有决策话语权。而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种内斗就完全表面化了。

一九六〇年，NSF 成立之初被排除在外的“社会科学”正式成立了单独的办公室，这更让工程师们感到不平— 连社会科学都能在 NSF 拥有专属领地，为什么工程学却不能？也正是这一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美国工程教育协会主席沃克（E. Walker）当选为二十四位委员之一。沃克努力要让工程学成为一个单独部门，虽然他历经的两任 NSF 主任都对他的努力明确反对，但他的努力得到美国工程师行业的积极声援。

一九六四年七月，NSF 内独立的工程部终于成立，与其余三个部门——数学与物理学部、生物和医学部、社会科学部——共同组成 NSF 的资助部门。工程师在 NSF“争夺名分”的努力初见成效。

一九六五年，达达里奥（E. Daddario）担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对 NSF 的立法章程拥有管辖权，达达里奥被指派负责对 NSF 成立十五年以来的目标、历史和法定权力进行全面审查，以评估其当前职能的有效性，以及未来角色和工作的定位。

审查持续了一年多，一九六六年四月，达达里奥在Science 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对审查的过程和结论做了全面回顾。审查总共形成三个报告 ：国会图书馆对 NSF 成立十五年来工作的研究报告、国家科学院向众议院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基础研究和国家目标》、达达里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国家科学基金会 ：现在和未来》。

基于这些报告，达达里奥认为，NSF 成立以来“一直以被动的方式发挥作用”——坐等学者提出申请项目，NSF 选择后批准。这种方式现在已经过时，“基金会没有跟上社会的要求，也没有在不断变化的政府机器中充分地定位自己”。他要求 NSF“对国家需求的变化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更加敏感”，并告诫 NSF 不要“沦为只会唯唯称是的应声虫和低头沉默的速记员”。为此达达里奥主张对 NSF一九五〇年的原始法案进行修订。

一九六八年七月，经过漫长的众参两院讨论投票后，达达里奥第二次提交的修正案（编号H.R. 5404）终于送交总统约翰逊签署，正式成为 90-407 号公法（即所谓“达达里奥法案”）。公法第一部分“基金会职能”，首次添加了有关“应用研究”的内容 ：“授权基金会在学术和其他非营利性机构发起和支持包括应用研究的科学研究。在总统的指导下，授权基金会通过其他合适组织支持与涉及公共利益的国家问题有关的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研究。”

“达达里奥法案”意味着 NSF 将不再仅仅从事基础研究和相关教育活动，应用科学接下去将可以以合法方式进入 NSF 争夺资源（经费）。事实上还在法案通过之前，Science 杂志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发表的评论中已经指出：“达达里奥建议 NSF 应该对社会需求做出更多的回应。这一建议只能导致 NSF 角色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科学基金会将逐渐被迫支持科学的应用，而不再专注于科学概念和知识的增加。”

一九八一年三月，NSF 成立了独立的工程理事会（EngineeringDirectorate），下面设四个部门，囊括了电气、化学、土木、计算机、系统工程、环境工程、机械工程、应用力学等方面。工程理事会的成立，意味着工程师们终于把应有的地盘夺了过来。事实上，NSF所能拿到的全美国年度科技研发总经费的1.5%这个小盘子，早就不能都用来资助没有任何应用价值的“基础科学”了，而现在工程师们更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在这个小盘子里分肉（申请项目）了。

NSF 作为“基础科学堡垒”的沦陷

仅仅参与分肉当然并不能让工程师们完全满意，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人提交要求成立“国家技术基金会”的法案，结果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到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工程师们再下一城 ：参众两院完成法定投票程序，经总统签署，又一个修正案《一九五〇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有关工程学的修正案》成为第 99—159 号公法的组成内容。

该修正案对NSF基本法案进行了全面修改，在三十六处“science”和“scientific”后插入“engineering”（工程学、工程学的），在三处“scientist”后插入“engineer”。比如原法案中的“科学和教育活动”改成“科学、工程和教育活动”，“科学价值”改成“科学和工程学价值”，等等。

工程师们的“平权”斗争，最高诉求是单独成立自己的国家基金会，退而求其次是将 NSF 改名为“国家科学与工程（技术）基金会”，最低诉求才是要求 NSF 基本法案将“工程”与“科学”并列。上述修正案其实只满足了工程师们的最低诉求，但这毕竟意味着“工程学”从此得以名正言顺与“科学”分庭抗礼，成为两个平行系统。

一九九二年十月，Science 杂志发表社论《NSF 的未来》，说NSF 正在面临三重抉择：一、进一步介入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领域；二、保持现状 ；三、回到最初。社论希望 NSF“不忘初心”，“在美国大学中培育免费的、基础的、以好奇心为导向的研究”。

同年十一月，一个专门委员会发布了报告《二十一世纪的基金会：NSF 的进步框架》。报告一方面重申 NSF 的主要使命，另一方面却建议将经费部署在“满足国家目标的科学战略领域”。Science 杂志揶揄这份报告像“神谕”，不同的人可从中解读出不同的观点。然而NSF 前主任布洛赫明确支持变革主张，他高调表态说 ：“人们必须意识到，布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时候重塑 NSF 了。”

二〇〇〇年以来，中国大幅增加了科技研发方面的投资，正在迅速接近美国。据Science 杂志报道 ：二〇〇〇至二〇一七年，美国的研发支出平均每年增长4.3%，但同期中国的研发支出每年增长超过23%。二〇一七年，全球研发支出 2.2 万亿美元，美国占25%，中国已占23%。这些统计数据让美国政府官员感到担忧和恐惧，而这正是二〇二〇年美国国会提出《无尽前沿法案》（The EndlessFrontiersAct，S.3832）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