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明末士人的阅读世界

作者: 刘莹

天启乙丑八月朔阅,抵昏而罢。

这条阅读记录写于上海图书馆藏善本《北齐书》卷三后。此本为明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刊北监本,中有明代佚名者批注、圈点,并记录了阅读进度。天启乙丑年,即明熹宗天启五年(一六二五)八月一日便是此人记下第一条《北齐书》阅读记录的时间。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种明万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刊北监本《南齐书》善本,有同一人的批注、圈点和阅读记录,所有文字及圈点均用蓝墨写成。

如果稍稍留意明人留下的文字内容,会发现其颇有特色,所有文字内容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便是开头所引的阅读记录。这种阅读见于《北齐书》《南齐书》大部分卷末,一般采用“某年某月某日阅”的简单形式,比如“乙丑八月初二阅”“乙丑九月廿三日阅”。有时也会记录阅读的地点、天气,或者生活中的事件。比如“舟中阅”“雨窗阅”,八月中的“澍雨”,以及小病初愈,“头风初好,岑岑而止”。

从阅读记录来看,这位明代人从天启五年八月一日开始,到同年八月二十三日,读完了《北齐书》。大概在九月中,开始阅读《南齐书》,一直到“乙丑十月十九日,娄江道中阅竟”。在这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有时一日阅一卷,有时一日读多卷,偶尔也有未读书,或未按卷次阅读的时候。比如八月“二十日秋分,晴,有客至,小饮停阅”。十月八日先读了《南齐书》卷四十,也要说明“偶先阅此卷,故在初八日”。

第二种文字是写于眉端的批注,数量颇多。部分眉批是明人读书所感、所想,既评价书中人物、事件,也评论史笔好坏。另一部分眉批则是为阅读后的摘抄所做的标注,数量较多,值得特别关注。此类眉批大都十分简洁,一般直接注明“抄”,或在“抄”字前后写明摘抄后的分类。明人对《北齐书》内容的分类十分细致,类目多达一百二十三种。《南齐书》中的摘抄大多不做分类,但所见类目也有二十五种。

从书中摘出的段落难免会有信息缺失,为此,明人还有第三种批注,即随文加批。这些加批也有少部分涉及对人物、史事或史笔的评价,但更多的是补充摘抄段落缺失的年号、时间、姓名、官职等信息。不难想象,这些摘抄出的内容会被整齐地誊写在“征乱”“御人”“纪异”“天文”等不同类目下,并补出缺失信息,以便日后浏览。对此,莫棠在《北齐书》书首跋曰 :

余获明人评读本两《齐书》,既记其详于《南齐》矣。案其岁月,盖先阅《北齐》者,眉端分门标出,当时固因有所编纂而然。然今日从而读之,殊便省记,足见前人读书之善。惜乎一时难考其人也。莫棠又记。

这位明代人是否真是为了编纂才如此不厌其烦地分类摘抄,已不可知,但读书方法之善,却诚如莫棠所言。东魏、北齐政权是北魏东西分裂后的政治产物。其政治核心是高欢家族,军、政中心在今山西太原与河北磁县。从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五三四)自洛阳迁都邺城,到北齐幼主高恒承光元年(五七七)为北周所灭,两代历史不过四十余年。唐人李百药所著《北齐书》便记载了北魏末年到北齐灭亡这段历史。这部史书虽为“二十四史”之一,但全书仅五十卷,篇幅不广,地位与影响也难与《史记》《汉书》等名著相提并论。在唐人李延寿《北史》著成后,《北齐书》的流传和阅读更受影响,唐代中期以后,部分篇章逐渐亡佚。直到宋人刊刻时,用《北史》等书补充,才又成完秩,但其中仅余十七卷为李百药原文。面对这样一部几乎“面目全非”的正史,这位明代人在阅读时却如此耐心、细致。这不免令人好奇,当他阅读《北齐书》时,究竟在读什么?

《北齐书》中,明人最感兴趣的是兵略,摘录最多。由于处于动荡、分裂的时期,东魏、北齐的历史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明人摘抄时,特别留意作战的谋略和方法。例如,高欢打算征讨尔朱兆,先后四次扬言出兵,又四次中止。等尔朱兆放松警惕,高欢发动奇袭,直捣尔朱兆大本营,迫使尔朱兆自缢于赤洪岭。又如段韶用火攻破北周栢谷城,独孤永业增加马槽数量迷惑敌军,以及卢叔武论攻守之策,源彪献守淮之方等,明人均加圈点,并一一摘录。这种对兵略的兴趣在阅读《南齐书》时依然不减,看到垣崇祖以奇计退北魏兵时,还忍不住叹一句 :“妙!”

在战争中,常有一些神异之事。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五五五),萧梁司徒陆法和等以郢城(今湖北武汉)降附,北齐遣司马俨守城。司马俨刚入城中,便受到萧梁大都督侯瑱、任约的攻袭。司马俨死守城池,侯瑱等不能克,便在长江上游造荻洪,阻塞航道,隔绝内外,使郢城孤悬一境。当时,郢城内有城隍神,司马俨率士卒祈请护佑,荻洪竟被忽然吹来的大风和掀起的波浪冲断,如此者三。司马俨等以为有神灵相助,不禁大喜。明人摘抄此事并批注 :“城隍之始。”城隍信仰在春秋战国之际大概就已形成(王涛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以毗沙门天王和城隍神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北齐书·慕容俨传》虽不是“城隍之始”,却是关于城隍神的最早记载。这位明代人对神鬼、信仰可能颇有了解,才能做如此判断。

高欢微末时,有双目失明的老妇人为其“暗相”,预言其终当显贵(《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而高欢居住的团焦有赤气,床上有赤蛇盘踞,种种异相也都显示其并非常人。还有北魏洛阳永宁寺的火灾,刘丰与司马绍宗的死亡等,这些记载都被明人抄入了纪异类。

与纪异接近的,还有征乱、纪瑞、梦兆、天文等。明人所记的天文,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关于宇宙、天体的学问,而是关于天象的解释。比如岁星(木星)、荧惑(火星)、镇星(土星)、太白(金星)汇集觜宿,并光芒璀璨,这是王者兴起的预兆。据说高欢在信都(今河北衡水)起义时,便有此象(《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而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五四六),高欢西征关中时,却有“死气逆生气”,这预示着出兵不利,且有害于大将。果然,高欢攻玉壁不下,班师还晋阳后大概两个月,便去世了(《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明人从《北齐书》中摘抄的与天文相关的内容并不多,但从《南齐书》上、下两卷《天文志》中,却摘抄出大量内容。这不禁令人疑惑,这位明代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抄出这些发生在他生活时代千年以前的天象呢?

在《南齐书·天文志》的批注中,这位明代人解释了“成勾己”“合宿”“犯”这些现象,可见他是具备一定的天象知识的。但是对于某些现象,如老人星见、不同云气的含义等,他还不甚了解。在《南齐书·天文志上》卷末的阅读记录中,他这样写道 :

天启五年九月廿三日阅。晴。

附记本年七月廿七日午时,月在张(旁小字:井)二十度,太白亦历此度,并见于昼。早时,有人共见星突跃入月中。余见于午时者,月已离星约尺余。日、月、星并见,古所绝少。未审此何祥也。

又在下一卷《天文志下》关于荧惑的记载处批注:“天启五年九月内,荧惑星光色闪烁四射,如是者已数月。”明人从《北齐书》中抄出的另一条天文相关的内容来自《段荣传》。传称段荣“少好历数,专意星象”,曾通过观天象,察人事,预料到北魏末年发生的大乱(《北齐书》卷十六《段荣传》)。这位明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大概也留心星辰变化的各种现象。只是要像段荣这样“观于天文以察时变”,预见人生祸福吉凶,还需要专门的知识。

《南齐书》中夹有一张小纸条,上书“读南齐书钞”。不难想象,明人阅读《北齐书》《南齐书》后的直接成果,就是《读〈北齐书〉钞》《读〈南齐书〉钞》。摘抄在阅读中是很常见的行为,但在过去和今天,摘抄的意义大不相同。随着科技和时代的进步,今天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前所未有地成为传统社会的“外乡人”,是过去的“他者”。当我们阅读《北齐书》这样的正史时,摘抄往往是问题的导向,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那个时代。但明代人虽与北齐有着千年的时间间隔,却在文化与知识方面享有某种共性。因此,对于明代人来说,《北齐书》不仅是历史记载,更是重要的知识库。

在古人的观念里,兵法与天文、历法、阴阳、占卜多有重合。这些知识往往需要专业授受,同时也要有经验性的实践与学习。中国古代的王朝正史虽被梁启超批评为“二十四姓之家谱”,但其中包含的政治、制度、学术、文化等内容,却是符合儒家士大夫的需求的。古人要熟读兵书可能并不难,但真正上阵杀敌,运兵法于实践者却少之又少。像这位明代人这样“纸上观兵”,何尝不是一次战事观摩?当他从正史中抄出一条条天象的记载,又如何不是对过往的“天象阐释学”的经验性学习呢?说到底,以“二十四史”为主体的王朝正史,对于过去和今天的人们意义不同。汉唐间的士人好读《汉书》,北宋曾巩推崇《史记》,时代潮流和个人好尚虽不相同,正史阅读却是古代士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或许我们也可以尝试询问:当古人阅读正史时,他们究竟在读什么?从知识史的视角,也许能为古人的阅读行为以及史籍的流传提供不一样的理解。

这位生活在明代末年的佚名者,当然不仅仅只对军事、天文、神异感兴趣,他也关心经、史、文学,以及古人的为官之道。那么,阅读两《齐书》并写下这批批注的佚名者是谁?经考证,基本可以确定此人是出身苏州吴江官宦之家的士人周永言。从家学传承来看,吴江周氏重经学、礼学,擅长文学,亦不排斥其他学问。周永言曾祖周用教诸子以理学,自己好览经史,喜欢读《易》,又擅长礼经(《明周恭肃公行状》,载《周氏族谱》)。其祖父周乾南则文章拔萃,又涉猎书画、音律,擅长投壶、角弈,多有才艺(周兆南:《亡弟太学生涵春行状》,载《周氏族谱》)。其父、兄对佛学颇有研究,兄长永年更以文才知名。不仅如此,明代吴江重视文教,亦尚鬼神,婚姻、营葬都要经过占卜、堪舆,术数之学颇为流行(曹一麟等修、徐师曾等纂《嘉靖吴江县志》,广陵书社二〇一三年版)。由此观之,周永言在两《齐书》中圈点的世界,又何尝不是与他生长、生活的家庭及乡里社会遥相呼应?

关于周永言,留下的记载很少。钱谦益称永言、永肩“善小词,工画”(《周安期墓志铭》,载《牧斋有学集》卷三一),乾隆《苏州府志》及《震泽县志》皆著录其《晚香斋诗余》一部,今已佚,《乾隆吴江县志》收其《吴江竹枝词》一首。《乾隆震泽县志·文学传》在周永年传后附记永言、永肩 :

弟永言字安仁,邑诸生。永肩字安石,国学生。崇祯末,并以荐授中书舍人。并能诗,与永年齐名,时号“三安”。永肩写花草竹石亦工。(《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二十三册,凤凰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

周永言批注两《齐书》后二十年,大明王朝走向了终结。所谓“荐授中书舍人”,指周氏兄弟出仕南京弘光政权一事。但朱由崧的小朝廷不久便在清兵铁蹄下飘摇而逝,周氏兄弟避乱,移居苏州西山。又三四年,其兄永年逝。当周永言在读书之余仰望夜空,观察斗转星移时,他是否也曾预见到明末的大乱,在面对“世际更移,人罹流散”(《先伯兄安期行略》)时更加坦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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