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广敏雄在云冈

对于艺术史研究和佛教研究而言，京都大学教授长广敏雄（一九〇五至一九九〇）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曾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次访华，借助战时的便利，对华北一带的石窟佛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最负盛名的学术成果当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陆续出版、与京都大学同事水野清一合作编著的《云冈石窟 ：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直至今日，仍是值得参考的影像记录。而这一调查报告正是日本对华全面入侵开始后，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期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派遣相关人员对云冈石窟进行全面科考调查的产物。

长广敏雄在中国的丰富经历，虽不亚于年龄相近但属留学的目加田诚、吉川幸次郎等学人，却并不如后二者一般广为人知。在一九二六年进入京都大学学习佛教研究，由此数次来华进行调查前，他就曾于一九三四年秋季独自前往北平游历，在傅芸子的绍介下与许多在平的文艺人士交流，展现出别样的文艺兴趣。十二月，分享考古、民俗及人类学等资讯的日文杂志《石墓》（ドルメン，即Dolmen）刊载了他撰写的《郑颖孙先生的琴》一文，即为本次游历的产物，显示出他对“支那文艺”的兴趣所在和细腻的诗心。

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活跃在北京（北平）文艺圈子的古琴家，郑颖孙和他的音乐事业频繁出现在同时代人的记述中。相较于周作人那篇广为人知，甚至不无反讽意味的《国乐的经验》，在这篇笔调清丽的散文中，北平的金秋、郑颖孙的风度、院落陈设的韵味与琴音的悠长动人，在年轻的东洋学子的“异族之眼”的观照下，更多了几分深沉的诗意 ：

郑颖孙先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挺起胸膛，开始调试琴音。琴乐是五声音阶。此前温文尔雅的郑老师，一下子变成了严肃又卓越的古琴演奏家。……微妙的琴音让房间里的空气凝滞于一点。那是一种极其微小的声音，清澈而圆润的回响。它并未充盈整个房间，而是将房间的寂静吸入琴中……

有别于较多音像资料流传的琴家如査阜西、管平湖等人，一九三五年百代公司为郑颖孙灌录的唱片《长门怨》外，后世对这位盛名一时的琴家的真正技艺所知甚少。长广敏雄的这篇文章，也因而成为隔空感受其风采的为数不多的线索。

十余年后，随着战局的逆转，日本学者在中国畅行无阻调查石窟等古迹的盛业一同告终。深受文艺兴趣感召的长广敏雄，却在一九四五年再次来到北京（北平）寻访。这次故地重游，他将目光转向“中国的现代美术”，与多位在京（平）经历了日占时期的画家们访问交流，一一寻访了齐白石、蒋兆和、吴昌硕等当代艺术名家。他将此间的经历与记述撰为九篇文章，次年迅速结集出版为《北京的画家们》一书，成为记录战时北平文艺界状况的可贵材料。

由于中文材料的缺乏和研究领域的罕迹，长广敏雄在中文世界中的形象颇不明朗。而他在云冈石窟调查期间的日记，于一九八八年整理出版，是为数不多被译介为中文的材料，亦不曾得到广泛的关注。这本生动的日记简短且零散，“既不是全部调查的概况，也不是那种客观的报告”，径直阅读并不容易体会其中的况味，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切近的“局内人”视角，审视长广敏雄此一期间的“中国经验”。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大同失陷，成为日军控制下的“蒙疆”地带重要城市之一。对于城市而言，物理质性和日常生态的改造随即开始。一九三九年初抵大同的长广敏雄，即感受到“在大同市好像住着相当多的日本人”。同年十二月，由“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编辑出版的《新支那写真大观》，将大同描绘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并以美女著称的古城。而同样收录在书中的照片则显示，此时古城西门外清远街牌楼上，已然“被迫”悬挂起“感谢日本”的宣传标语。巨大且悬挂于闹市、由本地文字书写的字匾，同古迹并置，强制每一名路过的民众在所谓“观看”中体认此时的情势。

装置性的政治改造外，更进一步的是发生在城市生活细部的潜移默化。在日本陆军恤兵部一九三八年内部发行出版的《支那事变战迹之刊》中，日本当局对崭新的大同地区的描述如下 ：

居住在大同的日本人近千人，有日本料理店、旅馆等二十几家，甚至有汤粉店。随着煤炭开发的推进，这是一个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值得看好的城市。

正如华北交通写真档案中一张题为“大同市街”的影像所示，身着和服姿态优雅的女子与身后的“オリエンタル写真撮影楼”（东方照相馆）、骑马行进的军官共同构成了大同新的“日常”，随处可见的侵略者移民同样将旧有的生活习惯一并移植到这片风土迥异的土地。一九三九年九月，长广敏雄受邀参加当地军队长官的招待宴请，宴席上赫然可见生鱼片的身影。初来大同的他难掩讶异的心情，感慨“这可是内陆啊”。而他也在日复一日中逐渐融入了此间“和汉”交织的生活，在“日本人常去的茶馆喝啤酒”，“去石佛寺门前的日本人开的照相屋看报纸”。

因古迹而著称的大同地区战时生活的特殊之处，即在于各类形式针对古迹的文化调查。如此战时背景下，石窟佛寺的调查便远远超出了学者们个人趣味的范畴。测绘、记录、修补改造等具体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侵略者的权力时刻彰显，亦不失为一种“前线”。

一如《亚细亚大观》《北支》等记录“蒙疆地带”的图录画册，《新支那写真大观》亦收录了大同地区华严寺、云冈石窟等古迹的影像。有别于侧重风俗与景色静物摄影的文艺杂志，《大观》的摄影师巧妙地将两位身着军装的日本士兵置于前景，以云冈石窟佛像为背景。二人凝视古迹的背影构成了此时石窟命运的最佳隐喻。自沦陷起，无论是静守千年的大佛，还是与大佛世代比邻而居的百姓，都深陷如同此图的“虎视眈眈”之中。

在长广敏雄一行研究者留存的录像记载中，一帧闪现的大同石佛寺门前的日军告示，也同样呈现着占领者开展文化考古活动的暧昧功能。在告示中，日军的入驻、管理被巧妙描述为“保存友邦之重地”，“损毁者”将遭受“射杀不贷”的惩处。此刻，古迹本身、古迹的归属都构成了日常政治性权力的一部分，云冈石窟也不例外。一九三九年起，日军就意图加强对石窟的“保护”，启动了动迁周围居民的计划。自居从事“保护”工作的长广敏雄视此为“为了保护佛迹，不得已的事情”。

如果说对于战时的百姓而言，尚有现实生存压力的牵绊，那么长广敏雄们有关改造石窟成为“清净圣地”的考量，就格外体现着身处高位的高傲乃至冷酷了。这些战时工作的组成部分，无论出于何种“文化保存”，都无法回避对村民日常生活的暴力侵扰乃至“主宰”，并非具有某种文化事业的天然合法性。

此一期间，为确保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是出于加强日常监管、对抗民间武装力量的需要，二十余名日本士兵集合为一个分队，“驻扎在与石佛寺院相邻的东边”，“每天早晚到石窟群的前院巡视一回”。朝夕相处的枯燥生活下，年轻的士兵和调查队员们关系相当亲密。留存的录像资料中，记录这段生活的镜头被命名为“‘云冈的早上—’‘台上卫兵’‘—我们也被保护了’”。画面中的士兵成队而行，装备精良，神情轻松，背景处依稀可见近旁的窑洞与村落。由于录像带并未记录各段画面的准确拍摄时间，我们无从得知此时的村民是否尽数搬走并获得经济补贴。但由军队的驻扎而产生的“我们也被保护了”的感慨，无疑是一种侵略者的“残忍”。在长广日记中被反复提及、测绘过程中雇佣的本地青年帮手，和录像资料中同样赶着毛驴，从巡视军人面前匆忙走过的村民，却在文字与图像中沉默。

在长广敏雄所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前往云冈石窟调查前，早在一九〇二年，日本人伊东忠太就曾游历云冈，此后常盘大定、沙畹和喜龙仁等多位学者亦留下了有关云冈的各式资料。一九二〇年日本学者木下杢太郎踏查云冈，撰有《云冈日录》，图文皆备，风格独特，进一步推动了云冈石窟在国际的传播。回观国内，清人朱彝尊注目此地，有《云冈石佛记》传世，是谓近世先声。民国以来，陈垣在一九一九年撰写《记大同武周山石窟寺》，直至三十年代，林徽因、梁思成等营造学社同人撰成《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作为本土云冈研究的起始。但无论如何，长广所参与的《云冈石窟 ：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这组全面而系统的考察报告始终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地位。换言之，想要认识云冈，必须借助长广敏雄团队的成果。让人不禁想到苏珊·桑塔格所说“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在除尘、布光、脚手架爬上爬下的寂寞时光中，长广敏雄也凭借着无数张定格的画面和战争的特殊力量，向全世界宣布“占有”了云冈。晚年的回忆中，哪怕对战争本身带着反思和悔恨，他仍近乎幼稚般确信，战时试图推行的云冈石窟保存计划“绝不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想保护石佛使其免遭崩坏，这是人的感情问题”。

一九八二年，宿白撰文《〈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对长广敏雄在云冈石窟分期上的若干看法做出回应。文章肯定了《金碑》碑文材料的可靠性，对长广有关碑文的数条异见皆进行了辩驳，尤其强调大同新出土且具有确切纪年的资料，为重新厘定石窟分期提供了坚实依据，“不见得就像长广先生认为的那样没有根据吧”。长广敏雄对云冈的“占有”，如同战后两国之间格局的种种松动，在数十年后的笔战中悄然消散。

三年后，长广敏雄受邀重返云冈，此时距离他在云冈的末次调查，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 ：

我对云冈几乎全知。……我很清楚要让观光客站在什么样位置上，能感受到佛像各种形式的美。……完美的补修使有的佛像几乎认不出来了，没有什么不协调感。可见中国在保护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

此次重访并非官方的探查，而缘于日本旅行业者组织的中国石窟考察团。云冈的新貌昭示，无论是纸面的研究还是实地的保护，长广敏雄都不再拥有那份无可辩驳的权威。即便是对云冈之美了然于心的长广，此刻也无从置喙政府的规划，“只是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愿望，没法解决”。而他的云冈生涯，也如同调查期间他曾数次在深夜听到的，“在寂静黑暗中传来的无名工匠凿音的错觉”，成为石窟深处寥落的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