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中的“三年”之后

么书仪先生为父亲么蔼光、母亲李赓俞所做的口述家庭史《寻常百姓家》一书中，提到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父亲以大魄力从唐山举家搬迁到北平城，租住在了西城小沙果胡同一号。当时，他以月租三袋半面的价格，租下了整个外院的七间房。么家在北京的第一位房东刘大中，用么蔼光的话说，是所有房东中“最有资格和程度”的一个，也是最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对象。与清华大学教授做邻居，可不就是背井离乡的意义所在—凡事都得向上看嘛！

么蔼光果然识人，自古谓孟母择邻而居，这位房东兼邻居刘大中（一九一五至一九七五）端的是位人物，至今仍然是享誉世界的华人经济学家中的头一名。

一

刘大中祖籍江苏武进，一九一五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父亲刘成志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一直在京、津交通系统任职，历任交通部育才科长、代理航政司长、天津航政局长、北平交通大学教授等，与妻子张竟新育有一女一子。刘大中的幼年和少年时期都在北京度过，先后就读于北师大小学和汇文中学。一九三六年，他从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专业毕业，赴美国深造，一九三七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在当时的局势下，有感于经济关系着国计民生，抱着救民于水火之心转修经济，并于一九四〇年获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两年曾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任研究员，一九四一年起任驻美大使馆商务参事处副参事。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即谋划回国效力。一九四六年回到北平后，曾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讲课颇受欢迎。他与么家结缘，就在这一时期。他于一九四八年应邀再度赴美，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经济专家，并兼任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教授。一九五八年起，任康奈尔大学最高荣誉的史密斯讲座教授，成为首位担此殊荣的中国人。一九六〇年任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年会计划委员会（Program Committee，Summer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主席。一九七〇年起，担任康奈尔大学经济系主任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大中的研究方向是计量经济学，他的系列成就包括 ：二十七岁时就在经济学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文《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国民所得之探讨》（一九四七年在美国出版）是关于中国国民所得的最早论著 ；他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唯一一位华人学者。他又根据一九一九至一九五二年间的资料建立了美国经济计量模型，准确预测了美国国民经济所得，受到美国政府重视。他长期在美国名校任教，过从者皆一时俊彦：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兹、劳伦斯·克莱因和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学者蒋硕杰的至交好友 ；是二〇〇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的导师。时人评价他是计量经济学的“权威”，在经济学界“蜚声国际”，绝非虚言。

余英时在《刘大中先生与新亚书院》一文中记道，一九七四年八月，刘大中接受了一生中最后一个任命，受聘为新亚书院校长一职，并于次年一月签署了聘约，任期两年，计划八月一日到港就职。“这个消息给新亚书院带来了狂欢和希望。”孰料五月间就传来他罹患癌症的消息 ；六月，刘大中给余英时的长信中对自己的病情还相当乐观，并对新亚校长一职提出两个方案 ：“（甲）准弟辞去新亚校长之聘约。弟虽对控制癌疾之信心甚强，但究系有病之人，工作效率恐将减低。新亚任务重要，无用一病人之必要。新亚董事会如觉以解除聘约为较宜，弟绝不介意（只觉歉仄）。（乙）七月底如此间医生认为弟之病状及精力可去港服务，弟仍按原约去港，唯需稍迟一个月左右到差。新亚为国人以自己能力在艰苦环境中所创立发扬，故愿效绵薄，辅助其继续发展，前决定去港即为此，现时亦然。”余英时认为他的“君子一诺，重于泰山”，完全是出于“在晚年一心一意想为中国社会、中国人、中国教育和学术尽一番心力”。可惜天不假年，八月间病势发展已无法阻遏，西医束手，故“死志已决”。

二

刘大中在康奈尔大学经济系任教期间已享誉国际经济学界。他精力旺盛又效率极高，律己甚严。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回忆在康大担任他的研究助理时，他往往以自己的能力而估算工作时间，在交代工作时，常问可否限定在某小时内完成。不过，通常他所说的四小时的工作，往往学生要耗费十个小时乃至更长时间。某天深夜，他将一台计算机送到学生家中，说约需三个小时来计算一些资料，但实际上学生用了足足七个半小时方才告竣，通宵未眠。早晨七点半，他准时驾车来取，并关切地问其昨夜“睡眠如何”。刘大中交游广阔，性格中又有热情如火、亲切近人的一面，对留美的学生出钱出力，照顾有加。他在康大的寓所坐落于绮色佳城卡幽佳湖畔，名曰“望湖楼”，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往往是华人学者、学生的借宿和聚会之所。他待人接物的细心周到，由一件小事可窥一斑 ：他曾专门给访美的朋友通长途电话，告知旅途中若有事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并让电话公司向他收取电话费。

刘大中个性耿直爽朗，有做事干脆利落的美名。他建议改革外汇制度，建立了总体经济模型，有力地促进了二十世纪中期台湾地区经济的腾飞。一九六八年起，刘大中主持了台湾地区的赋税改革，并由此同时受到一生中最大的赞美和攻击，被朋友比作是春秋时的郑国子产。短短两年间，赋税改革委员会高效地起草了二十五种赋税改革方案，出版了十九种研究报告，均由他亲自主持研讨与撰写，“他修改的部分包括内容、词句、标点符号，甚至哪里要空一格，他也注意到”。上任后，他提交的第一个提案，就是所得税法修正案，由此引发了关于提高综合所得税的大争论。刘大中倡行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将直接税第一级税率从3%提高到6%。他又首次利用计算机来处理财税资料，建立起电子资料处理系统和赋税稽核系统，均是提高稽核效率，防止逃漏税款的有效工具。他的改革方案甫一公布，立刻遭到了极大的非议，推行上受到了莫大的阻力，“赋改会”也被反对者以上海话调侃讽刺为“赋加会”。

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率，人人有切肤之痛，众所周知这一提议纯属吃力不讨好，但他认为，这是推行进步税制所必经的阶段，不宜因阻力而变更。当局宜加强解释及宣传，让人民深切明了所得税之优点，且为社会的现代化必须努力推行。与此同时，为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他又增订了最低标准免除额，从数据上综合来说，改革税制后，赋税得到减轻的家庭占22.1%，增加者占18.7%，不受影响的占59.2%。但是，减轻者往往不发言表态，增加者的反对声浪却相当之强烈。他说，“尽善尽美之赋税改革方案，既在学理上亦不存在，于确能付诸实施之方案尤然”，从提交方案那一刻，已经有了“跳火坑而自我牺牲的打算”。在推行改革期间，他从不为自己辩护，不计个人毁誉，不说冠冕堂皇之语，不刻意讨好纳税人—

只问事情对不对，如有必要办理，明知要挨骂却还毅然行之，费尽口舌去说服持不同意见者。期间虽然饱受既得利益者的痛骂乃至诋毁，不理解者的误会乃至中伤，他亦不改其志。此事非大公无私又意志坚定者不能为之，也正是他的可爱与可敬之处。

三

刘大中的妻子戢亚昭（笔者按 ：《寻常百姓家》中误作“简亚昭”），湖北房县人，系同盟会元老戢翼翘的女儿，一九一五年五月出生于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教育研究所进修。她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温淑贤惠，在友人的回忆中，“一举一动都自有一种发出自然与真诚的节度”。两人在美相识，于一九四〇年结褵，夫唱妇随，是“望湖楼”中的一对“海天仙侣”。

自结为夫妇，戢亚昭就隐身幕后，成为他不可或缺的贤内助，处理研究工作之外的所有杂务。不过，他多年来对工作不遗余力，仍不免对身体健康有所影响。刘大中腹部不适属于陈疾，在“赋改会”工作期间已见端倪。一九七五年初，他因常年困扰的肠胃问题在美国问医，先诊断是胆结石，三月的第一次手术中才发现肝部有癌症，于是马上在四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并辅以化疗，导致食欲全无，体重急剧下降，大量掉发。医生采用的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手术后化疗法，一度起到了控制癌细胞发展的功效。虽然他原本以乐观态度面对病情，但病势汹汹，所服药物是一种尚未上市的特效药，“是砒霜，是毒药”，服之“五内俱焚，穿肠裂肚”。在给亲人和友人的书信中，他更是反复说起“每日之痛苦无法形容”“我这个月承受的痛苦，远在你们所知以上”“病房之苦，有甚于开刀者”。刘大中一向崇尚科学，在西医宣告不治之后，听从友人劝说，决心尝试中医，由戢亚昭每次开车四小时到纽约接受名医诊治。当他意识到中、西医的方案均无甚疗效，心绪恶劣，“已用出最后一两奋斗忍耐的力量。实在不能再撑下去了”。七月间，心境转为“极平静，生死由命运决定”。

戢亚昭一路陪同丈夫求医问药，目睹他的痛苦，对她无疑是莫大煎熬。她行事一向“冷静而坚决”，最后选择如同中国传统戏曲情节一般地以身殉夫，淡然自称“毫无遗憾”。消息传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不过，他们的携手离世，并非临时起意，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夫妇俩的共识。在生病之前，他一早就向姐姐言明 ：“我们两人早已一同约定，一同归去。”“无论哪一个先走，另一个一定跟了去。”一语成谶。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刘大中夫妇履行二人约定，一同于绮色佳饮药离世，享年六十一岁。

刘大中夫妇一生重情重义，在此还可再记一笔的是，戢亚昭的遗书中专门提道 ：“我二人一同到另一世界，与双亲阿姐团聚，岂不是一乐事！”“阿姐”，是家中保姆阿葵姐，在刘大中曾祖母时期就来到刘家，历经了前后五代人。一九四八年刘大中离平赴美任职时，专门将其送到台湾姐姐家，并在台北终老。

四

刘大中是京剧迷，在他逝后，友朋、弟子撰写的怀念文章中无一例外地着重提到了这一点。姐姐刘咸思称他为“戏菌”，包缉庭在《刘大中先生与国剧》文中说他在京剧上“下过苦功夫、见过好角的表演、得过名伶的传授”，故可称之为“资深票友”。

刘大中自幼嗜好京剧，得到了家庭的熏陶、支持与纵容。刘家是戏园子的常客，他在襁褓中就随父母进包厢听戏了。就读于汇文中学时，父亲跟交通部同僚夸赞儿子 ：“歌唱琴鼓之余，常作戏评，刊诸报章。”并揶揄说 ：“如能稍抑平剧兴趣，而转移于学问，将来必可有大成就。”看戏所需经费，则来自姐姐的财力援助。当时，仰仗着姐姐每月两百余元的“高收入”，刘大中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请朋友们看戏。杨小楼和余叔岩合演的戏票一元六角一张，他拿着十元钱往“吃飞的”（黄牛）手里一塞：“不必找了！”各戏园子里的黄牛，没有不认识不巴结“刘大爷”的。一看见“刘大爷”来了，就如迎接财神爷一般地迎接他。

汇文中学中有许多戏剧界人士的子弟，同学中也多有嗜戏者，促成了日后他在京剧上的成就。进入汇文中学的第一年，刘大中就曾在学校的东操场登台亮相，和汇文姊妹校慕贞女校的吕宝芬合演《打渔杀家》。汇文六十年校庆时，年仅十二三岁的他正式上台演出了《捉放曹》。他戏瘾极大，远近闻名。在唐山念大学期间，居然在考试时请假，只为了回北平与名票俞珊共演一出义务戏《虹霓关》。当时台下正坐着以铁面无私著称的某位教授，回校后他不免心中栗栗自危，以为不易及格，结果此教授所批分数很高。

刘大中幼年曾从程继仙学戏，他所演的《戏凤》，得方宝善亲授，陈少霖教正。又曾多次亲聆余叔岩、梅兰芳、荀慧生、杨小楼等名角的演出。他受余、杨影响最大，在信中和朋友戏言与杨小楼“扎靠戏之身段，颇有几分似处”，并在一旁自注云“此自是吹牛，但尚非全是谎言”，对自己的身段、唱功还是相当自信的。他在六十岁时出演《天霸拜山》，也还完全是杨小楼的白口与做派。刘大中听戏、学戏，都是从基本功入手，兼擅各种行当。京剧界人士夸赞他是“全能票友”：文武昆乱不挡，能唱《乌龙院》的老生，《群英会》的小生，《夜奔》的武生，《坐宫》的青衣，而且唱做、打鼓、操琴均佳。尤其武戏，刀枪把子各式武功，腰腿、工架、台步、身段，都重视一举一动的极细微处，不逊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