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楷极则，『玉版十三行』的前世今生

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所书曹植名篇《洛神赋》传至唐代已残缺，仅剩13行，250个字，因此有“十三行”之称。在宋代的著录书《宝刻类编》中，就已经出现“十三行”的字眼了。宋代以来，“十三行”有多种刻本。

首都博物馆藏晋王献之楷书《洛神赋十三行》玉版本刻石，长29.2厘米 宽26.8厘米。石板为苍青色，被美称为碧玉，遂有“玉版十三行”之名。这件刻石几经辗转，于20世纪80年代初入藏首都博物馆，成为馆藏文物中不可多得的重器之一。

“十三行”真迹及唐摹本的流传

元代时，大书法家赵孟頫收藏了“十三行”的真迹。赵孟頫之后，“十三行”真迹便不知所踪。赵孟頫写有一篇跋语，如今我们还能在《松雪斋全集》中读到，对于了解“十三行”真迹的面貌和流传过程来说，是一篇重要的文字。“十三行”真迹南宋时曾在绍兴内府，但仅有9行。宋代周密所著《思陵书画记》中也记载：“献之《洛神赋》，阑道高八寸三分，每行阔六分，共九行。”南宋末年，9行的《洛神赋》归贾似道所有，他又寻得其余4行，分两段装裱，卷上有贾似道的收藏印章。“十三行”在绍兴内府之前存于何处呢？一些蛛丝马迹显示，它应存于北宋内府。北宋内府收藏极富，徽宗时编有《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著录内府书画藏品。

《宣和书谱》著录的王献之真迹中有《洛神赋》两件，一件是草书，另一件是楷书。楷书《洛神赋》下有小字注“不完”，这件藏品有可能就是“十三行”。赵孟頫在真迹上没有见到北宋徽宗时宣和内府的收藏印章，却见柳跋唐摹本上宣和“七玺完然”（宣和内府收藏品常钤有七方收藏玺印，合称“宣和七玺”），由此他认为，《宣和书谱》著录的是柳跋本。

所谓柳跋本，是唐代的一个临摹本，上面有唐代柳公权跋语。据宋代蔡绦所著《铁围山丛谈》记载，宣和内府收藏的唐摹二王帖达3800余件，而《宣和书谱》著录的“二王”作品总共仅有300余件，可知著录的范围限于真迹。柳跋本不是真迹，是唐摹本，《宣和书谱》不会将柳跋本作为真迹著录于王献之名下的。可能柳跋本因有柳公权跋语，被徽宗重视，而钤七玺，但宋人不会不知是临摹本。

“玉版十三行”的发现与流传

“十三行”真迹在元代以后失传了，唐摹本也没有传下来，目前仅有刻本流传。宋代以来，“十三行”有多种刻本，“玉版十三行”是其中一种，也被称作“西湖本”。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人们在杭州西湖发现了一块石板，上面刻着“十三行”，石板青黑，色泽幽邃，质地细润，于是有了“玉版十三行”这一名称。

关于“玉版十三行”的记载，最早见于清初。清代文人杨宾在《铁函斋书跋》中说：“玉版在京师一友人处，余告于陈鸿胪实斋（陈诜）、翁比部康饴（翁嵩年）曰：‘此吾浙旧物也，讵可落他人手。’鸿胪欲得之而不果。康熙癸未（1703）春，康饴督学岭南，遂以白金三百易之而去。”

翁嵩年以后，关于“玉版十三行”的经历，说法不尽相同。康熙时代的文人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玉版十三行，翁萝轩（翁嵩年）送入京师之后，四方求之者甚众。”语意不甚明确。清代书法家蒋衡说：翁氏将“玉版十三行”赠送他人，而后入于内府。清代篆刻家杨澥说：康熙五十四（1715），翁嵩年把“玉版十三行”贡入天府。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玉版十三行”流出皇家内苑，辗转于民间。新中国成立后，“玉版十三行”再现于世。1981年，收藏者求售于北京文物公司。北京文物公司将其收购，后转交首都博物馆收藏。

“玉版十三行”是何人所刻？

经研究，首都博物馆藏的“玉版十三行”源自《宝晋斋法帖》。“玉版十三行”起首是“晋中书令王献之书”这几个字。这几个字不是王献之自己书写的，而是后人为标明书写者而写的题衔。

首刻于南宋的《宝晋斋法帖》卷六第一帖就是“十三行”，面貌不同于柳跋本，除去没有“宣和印”和“篙痕”，与玉版本基本相同。张彦生编著的碑帖研究专著《善本碑帖录》中也提到，《宝晋斋法帖》本“十三行”与“玉版十三行”字体相同。《宝晋斋法帖》每卷在卷首先有篆书题首标明卷数，然后以小楷题衔标出书家姓名头衔。卷六、卷七都是王献之的作品，所以这两卷开头都有同样的“晋中书令王献之书”8个字，字形、位置完全相同。这8个字是《宝晋斋法帖》的题衔是毫无疑问的。“玉版十三行”上同样有《宝晋斋法帖》的题衔，所以“玉版十三行”出自《宝晋斋法帖》便不言而喻了。

“玉版十三行”上最后一行有一个神秘的“工”字，也透露给我们同样的信息。这个“工”字刻得比其他字都小，并且不在中间，偏居右下角，看上去很奇怪。查看《洛神赋》原文，或看柳跋本会得知，这里应是个“輕”字。很明显，这个“工”是“輕”字的右下部分。那为什么不刻完整呢？我们依然是在《宝晋斋法帖》卷六找到了答案。在《宝晋斋法帖》上，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一个“工”。但《宝晋斋法帖》并不是没有刻全，而是因为石版字口变浅，加之拓工不精，这个地方拓不出完整的字。宋拓本中，有许多字的笔画出现这个现象，只不过“輕”字最为严重。帖版或因笔画刻得较浅，或因石质较松，经多次椎拓（通过敲击纸张将石刻上的文字或图案拓印下来），字口会变坏变浅，有些笔画就会拓不出来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有趣的字，“玉版十三行”中，第1行有个“棋”字，这个字很清晰，左边的偏旁是“木”。但这是个错字，曹植的原文是“旗”。柳跋本刻的是“旗”，只不过这个“旗”的左半边的“方”字刻成“才”形。“方”字古时常写成“才”形，这在碑刻中很常见，是一种别体。柳跋本刻得对，为什么“玉版十三行”错了呢？《宝晋斋法帖》宋拓本中这个地方，字口坏了，墨色浸入，不清楚了。于是，后人在剜刻或翻刻时未注意，就错了。

《宝晋斋法帖》是南宋曹知格所刻，成于咸淳四年（1268），帖刻成后，石版放在无为军（治所在今安徽无为县）府学中。明代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中说，明代宣德年间，那里还可见几块帖版的残石。最初西湖发现的“玉版”可能是《宝晋斋法帖》卷六的帖版，流落于杭州，被人发现，石版久经岁月风霜，石面泐（lè）伤，有十余处大的伤残——这便是玉版上的“篙痕”；“玉版”发现后，有的字经过剜刻，但是，“才”多剜出一个点，成了错字，“輕”字伤损过重，没法剜。

围绕“玉版十三行”的问题，有些已有比较明确的结论，而有些问题，仍是疑案，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目前来说，“玉版十三行”究竟在何时是何人所刻，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