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分异

苏珊·加尔（Susan Gal）教授是备受尊敬的一代语言人类学大师，她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进行民族志和语言学实地研究，研究范围涵盖城市和乡村。她的第一本书《语言变迁：双语奥地利语言变迁的社会决定因素》（1979）研究了奥地利与匈牙利少数民族的状况，至今仍被收录在语言人类学领域的标准教科书中。她广泛发表过关于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分异、语言变迁、语言多样性及其政治经济根源对社会的影响，还有政治修辞学和欧洲语言学史等方面的著作。她的许多研究已经成了语言人类学中各个方向的研究范式。

加尔与她的长期合作者朱迪斯·欧文（Judith Irvine）最新的著作《差异的符号：社会生活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Signs of Differenc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Social Life， 2019）概述了一种新颖的语言意识形态构建社会和语言分异的方法。虽然我在这篇文章中会更关注书中加尔教授写到的田野调查的例子，但也无妨看看整本书的基调。

意识形态的分异

在此书第二章中，加尔考察了匈牙利的德语后裔在语言和社会类型上形成的分异，以及他们使用的德语类型。在这处可爱的小村庄，人们似乎喜欢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工匠，一类是农民。他们说话的方式在外地人听来是非常奇怪的德语和匈牙利语混合，但他们自己之间似乎很坚持工匠和农民说话是不一样的。工匠大多在镇上工作，说话有分寸，用餐讲究；农民不拘礼节，食物朴实和简单。工匠的“精致”语言和农民的“纯正”语言标志着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即使在这些定居者后裔共同生活几十年后也是如此。加尔开篇写到，一位老妇人接受采访时用匈牙利语讲故事，但讲到同是德语定居者后裔的丈夫的时候，就不时切换一些德语词汇，亲昵地称呼她的丈夫为匠人，说他讲话拿捏，词尾多用开元音；讲到她自己时，就说自己是脚踏实地的农民，就事论事，说的德语没有那么花哨。加尔在当地村庄的一位好友是开烘焙店的，对做薄煎饼很有心得，还会用不同的德语词来命名“匠人做的薄煎饼”和“农民做的薄煎饼”，说前者要如何加水和揉搓面团，成品比较精致，后者制作过程直截了当，所以做出来比较硬，吃的时候要加果酱，等等。他解释的时候用当地通用的匈牙利语，但是切换到德语时，模仿匠人说的德语和农民说的德语都惟妙惟肖。这次采访以愉快地吃薄煎饼结束了，用不着说，以外人的味蕾来品尝，那几种薄煎饼吃起来都一样。

加尔意识到，一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对比被投射到了其他领域。匈牙利的农民（地道）和工匠（国际化）之间的对比也被用来区分加尔进行研究的城镇居民（朴实）和附近城市的居民（国际化），以及德语使用者（地道）和匈牙利语使用者（轻浮）。而那些与意识形态框架不相符的现实方面被忽视了。人们不仅通过说话方式，还通过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服饰、房屋以及众多其他符号和活动来区分彼此。语言、社会组织、地理、历史都截然不同。但事实上，在这个城镇，一类人说话做事都相对矜持内敛，相比之下，另一类人则似乎在各方面都更加精致、生动、富有戏剧性——这些都是对差异的刻板印象。人们以这些社会类型为导向，并经常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这些角色。在这里，我们可以多用一些加尔写到的例子来理解这些意识形态分异。比如说，人们的刻板印象认为“匠人”这个身份代表着自由流动，是国际化精英，他们往往会带来创新的技术和新思想。而“农民”这一身份则代表着固守原地，保持传统的形象。然而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来看，是当地符合“农民”这一身份描写特征的人们革新了农业经营运作方式，从奥地利引入了先进的灌溉系统，从而彻底改变了当地人的经济面貌，也随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些符合“匠人”这一身份描述的人们，也并非常常跨国旅行，并非是创新的技术和哲学思想的来源。他们更像是符合人们意识形态中那些有更包容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更前卫开放的人而已。上面提到的加尔做田野调查的匈牙利小村庄中关于匠人和农民非常固化的印象，也深刻进入了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以及对当地德语不同口音的感觉。

加尔和欧文都受过语言学、人类学甚至心理学的训练，所以特别理解对比在人类语言和感知中的重要性：存在“类别A”必然意味着也存在“非A”。正是基于这一点，她们探讨了“区分”。书中的研究说明，差异并非冲突或分裂的问题。相反，它是创造关联性的先决条件。即使注意到两件事之间的相似性，也依赖于对它们差异的感知。标题中的“差异”是否会误导读者，认为她们设想了无休止的分裂和争论？希望并非如此，因为她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将区分作为一种建立关系和比较的方式。尽管比较是人类学的专长，加尔和欧文却发现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比较。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做什么？这是书中讨论的另一个重点。即使在最小的社会群体中，也存在着多种想象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某种千篇一律、浑然一体的“文化”。

研究方法的分异

加尔和欧文在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到想要将田野调查作为中心议题，而且寻找不同田野调查之间跨越时间的联系。事实证明，她们的研究中就有一些有趣的先例：即使在19世纪，北非和匈牙利也存在联系，至少在语言学家的眼中是如此，因为这两个地区都处于当时似乎代表着人类成就巅峰的欧洲中心的边缘。加尔很关注语言学家是怎样进行意识形态上对分异的理解的。她发现研究芬兰-乌戈尔语的德裔匈牙利学者亨法尔维（Hunfalvy）、非洲语言学克劳瑟（Crowther）以及对非洲和南亚语言着迷的英国殖民官员卡斯特（Cust）之间，存在着一个松散的联系网。通过阅读东方学大会的会议记录和回忆录，加尔和欧文发现有证据表明亨法尔维和卡斯特一定在1881年的柏林大会上见过面，甚至可能在更早的一次大会上也见过面。她们关注的其他几位语言学家温克尔 （Wenker）、科埃勒 （Koelle）、卡斯特伦 （Castrén），甚至舒查特 （Schuchardt）， 在当时欧洲范围内兴起的科学语言学专业化进程中，都是相对边缘的人物，因为他们都致力于研究没有文字传统的语言，而且他们都秉持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人是为了推进殖民统治，有人是为民族主义项目提供可用的历史，有人希望通过翻译经文来促进宗教皈依，还有人是为国家集权绘制乡村生活图景。但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深刻的方法论难题：如何将基于古代文献的语文学分析传统转化为基于面对面交谈的民族志语言学。正如加尔和欧文所论证的，他们通过坚持被边缘化的群体对理论语言学的重要性，扩展了欧洲语言学研究。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努力争取将像他们一样研究其语言的学者纳入专业领域。讽刺的是，尽管他们如今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但正是这些学者将语言学本身提升为一门具有普遍相关性的学科。然而她们也注意到，这些19世纪有趣的语言学家们面临的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也就是说对民族志的研究尚未与当今的理论语言学很好地融合。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