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丝路与佛教石窟艺术

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和西域诸国之间最早的一条交往和通商之路，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成功开通之后，很快就发展成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文化经济通道。处于世界东方的古老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而是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和其他地区的文明建立了密切联系。东西方文化交流在汉唐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华民族通过丝绸之路吸纳了其他地区文明的精华，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自己伟大的创造力和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

丝绸之路对西域诸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是来自中原王朝的影响，对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意义深远的浸润和融合。汉唐时期，都将经营西域作为对外开放和开拓的主要目标，将西域诸国纳入国力强盛的中央政府的统辖和版图之中，从而促进了这些绿洲城邦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奠定了中国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和友谊。其次是来自中亚、西亚与南亚的影响，它们为西域诸国的商贸和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东西，特别是佛教的东渐和犍陀罗艺术的传播，使西域诸国成了佛事活动最为昌盛的地方，在丝绸之路沿线建造了大量的寺庙雕塑和石窟造像，从而对中原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唐以来佛教东传，西域曾是佛事活动的昌盛之地。丝路沿线的西域诸国，不仅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寺院，创作了绚丽的壁画，还修建和凿造了众多佛教石窟造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量的寺院已随着绿洲城邦的湮没而废弃，但那些开凿于深山幽谷崖壁之上的石窟艺术，在经历了千年的风云变幻之后却依然较好地保存下来。这些石窟艺术，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佛事活动的昌盛情形，也是我们研究丝路文化交流和西域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这些散布在新疆各地的石窟群，大都称之为千佛洞，其中既有大量供养佛像做礼拜的“支提”窟，也有很多供僧徒修行的“毗诃罗”窟。千佛洞中留存了大量珍贵壁画，其中多幅画面表现的是佛本生故事和千姿百态的“千佛”像，还有一些反映当时生产与生活的生动画面。例如克孜尔千佛洞中的“牛耕图”“锄耕图”等，前者采用“二牛抬杠式”的犁具，后者挥动“砍土镘”形状的锄头，壁画中描绘的这些农具至今仍在新疆的一些地区沿用。壁画还描绘了许多供养人像，这些人物大都是当地的贵族，其容貌体态和衣服装饰展现了当时浓郁的民族特色。一些千佛洞中还留存了大量的汉文榜书，出土了用汉文、梵文、婆罗谜文、回鹘文写的佛经。

新疆各地的千佛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曾是外国探险家眼中的重要目标，有些遭到了掠夺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各地的千佛洞作了多次调查，对许多重要的千佛洞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如今，这些丝路沿线的名胜古迹，已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著名游览观光之地。

在佛教传播于天山南部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和其他传播渠道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认为大体上有四条通道：一是以中亚阿姆河流域为起点，经巴达克山，东逾帕米尔高原，到达莎车、和田等地，称为南道。二是以印度为起点，经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复经中亚撒玛尔罕城与托克玛克城，沿伊赛克湖东进，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噶尔，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北上，到达库车、吐鲁番等地，称作北路。三是以印度的西北部为起点，出瓦罕山，南逾帕米尔高原，经塔什库尔干，到达喀什噶尔。四是以印度北部为起点，经克什米尔，由拉达克山北逾昆仑山，到达于阗。总之，佛教通过丝绸之路和多种传播渠道，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在天山南部地区广为传播。到了公元2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绿洲城邦诸国的佛事活动已大为昌盛，取得了与中亚地区同等的地位，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佛教中心—丝路南道有于阗、鄯善，丝路北道有龟兹、焉耆、高昌等。与此同时，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叶前后，佛教已沿丝路东传进入中原地区，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广泛传播，日益兴盛。很显然，丝路沿线绿洲城邦的这些佛教中心，在佛教东传中原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佛教中心不仅建造了大量的寺院，开凿了众多的石窟群，还涌现了佛图澄、鸠摩罗什、惠琳等一批高僧，他们在翻译佛经、传播佛教、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犍陀罗艺术又称印度希腊式或印度罗马式佛教艺术，它与诞生于北印度笈多王朝的笈多艺术并称为古代印度艺术的两大流派，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伴随佛教的传播而东渐，对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犍陀罗艺术的形成和兴盛，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有着很大关系。其主体是源自印度的佛教信仰，后来又吸取了希腊化的因素，从而形成了一种富有特色的创造性宗教艺术形式。犍陀罗艺术因此也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在印度早期佛教艺术中，表现佛传故事的浮雕主要以菩提树、台座、法轮、足迹等象征符号暗示佛陀的存在，这与原始佛教或小乘佛教不主张偶像崇拜有关。到了贵霜时代，大乘佛教的兴起使佛陀成了人格化的神。迦腻色伽王在犍陀罗地区不仅建造了大批佛塔寺院，还仿照希腊、罗马神像雕刻了大量佛像和菩萨像，使犍陀罗佛教艺术大为繁荣。正是由于犍陀罗艺术家们打破了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禁忌，接受了希腊、罗马雕刻的影响，充分发挥了印度佛教的灵感，才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从而在佛像的起源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佛教的传播和犍陀罗艺术的东渐，自东汉后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西域的佛事活动大为兴盛，沿着丝路往来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中外僧人频繁地进行设像传教和取经赍像活动。这个时期，丝路南道和丝路北道沿途的佛事活动中心自然而然地也都成了犍陀罗艺术的盛行之地。龟兹、焉耆、高昌等一批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不仅建造了大量的佛教寺院，而且开凿了众多的石窟群。据考古工作者多次调查，留存至今最为著名的主要是古代龟兹石窟和高昌石窟。龟兹石窟群主要有：位于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现存236窟;位于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现存99窟;森木塞姆千佛洞，现存52窟;克孜尔朵哈千佛洞，现存46窟;此外还有玛扎伯赫千佛洞、吐乎拉克艾肯千佛洞、温巴什千佛洞、台台尔千佛洞等。高昌石窟群主要有：位于鄯善县的吐峪沟千佛洞，现存94窟;位于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现存57窟;雅尔湖千佛洞，现存10窟;胜金口千佛洞，现存10窟;此外还有奇康千佛洞、拜西哈尔千佛洞、大小桃儿沟千佛洞等。

这些石窟群在建筑形制和造像雕塑以及留存至今的大量精美壁画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在东方佛教艺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堪称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遗憾的是，它们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由盛而衰，遭到了废弃和破坏。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对它们进行了考察和发掘，掠走了洞内出土的大量文物，甚至盗揭和割取壁画，致使很多千佛洞蒙受劫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石窟的研究和保护才逐步纳入正轨。有关部门组织了调查组，对新疆地区的石窟作了多次全面考察，进行了测绘、摄影、临摹、维修和有效保护。学者们对丝路沿途石窟的形制、壁画内容、艺术风格以及时代分期等，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龟兹在汉代曾是西域诸国中最大的一个绿洲王国，魏晋时期古籍记载龟兹已有上千所佛塔庙宇，其后在库车、拜城等处山谷中又开凿了大量石窟。这些石窟在窟形、造像、壁画等方面，都体现了古代印度和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因素，并加以发挥创造，形成了独特的龟兹风格。龟兹石窟在建筑形制上，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等类型，分别用于供养佛像，供信徒们进行礼拜，或供僧徒修行和讲学，以及日常住宿。龟兹石窟群中存留有大量精美的壁画，那些丰富多彩的画面，对佛本生故事、因缘比喻故事和佛传故事等题材作了生动而形象的描绘。壁画中还描绘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乐舞图像，表现了古代西域社会一些世俗生活的情形。

吐鲁番盆地中的古代高昌，也是西域丝路北道上的著名佛教文化中心。东晋和南北朝时期，高昌的佛事活动已极为昌盛，建造了大量的佛寺，开凿了大批的石窟。由于王公贵族的大力提倡，佛教在高昌成为影响当时社会政治的强大势力。又由于中原战乱，大量汉人迁入高昌，使高昌佛教的发展受到了汉族宗教信仰和当地风俗习惯的强烈影响，与东传的犍陀罗艺术和印度佛教艺术羼揉在一起，让高昌佛教艺术具有了与龟兹佛教艺术不同的风格。

随着佛教的东传，河西走廊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佛教石窟。例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古代泾州南北石窟寺、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都是著名的

佛教石窟艺术杰作。河西的寺庙建筑也曾昌盛一时，驰名中外。在河西和陇东地区这些著名的佛寺和石窟中，大都凿造或雕塑了极为高大的佛像，有的高达十几米或数十米，显得十分生动威严，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这些佛寺和石窟中，还留存有大量的壁画和众多的雕像，描绘了绚丽多彩的佛国世界和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情形。在艺术风格上，河西众多的大佛很明显受到了犍陀罗艺术和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而与西域模式相比又有不少新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自身的许多特色。河西的寺庙建筑，那些大房顶的殿阁楼宇，则显示了浓郁的中国传统建筑特色。

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举世闻名的丝路名城，而莫高窟更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佛教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莫高窟在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创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诸朝的不断开凿和扩建，形成了长达1600米规模宏大的石窟群。如将这些重重叠叠的石窟排列起来，可布置成一个长达25公里的画廊，是世界艺术史上的惊人伟迹。而莫高窟藏经洞中约6万件历代写经、文书、帛画等，更是举世罕见的历史文化资料宝库。

莫高窟将建筑、绘画、雕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它不仅是佛教传播和犍陀罗艺术东渐的辉煌体现，更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莫高窟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从地理环境来看，自从汉武帝时代遣使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敦煌便成为此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并发展成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繁华城镇。在日益兴盛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敦煌最先接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不断得到中原文化的充实。敦煌很自然地成了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的交汇点，加上这里有独特的山地崖壁和自然风光，是丝路交通线上一处得天独厚的区域。佛教石窟艺术向东传播，至迟在公元3世纪，天山南部地区已大量开凿石窟，到公元4世纪犍陀罗艺术沿丝路东渐，首先落脚敦煌，然后进入河西，进而影响中原内地。公元五六世纪，河西地区已石窟佛寺林立，公元八九世纪，中国石窟雕凿已极为昌盛。莫高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顺应社会潮流而生的，它汇集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创造，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谱写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绚丽篇章。

莫高窟中有大量彩塑，是历代造窟工匠们因地制宜，采用泥塑代替石雕而成的精心之作。留存至今的元代以前的两千多尊彩塑中，基本完好的原作有1400多尊，其余大都经过后代（特别是清代）的妆色或重塑。这些彩塑不仅时代跨度长，数量众多，而且技艺高超，生动传神，在我国的佛教雕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莫高窟壁画也同样是一座丰碑，它以蔚然大观的画面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不仅对奇妙的佛国世界作了富有想象力的精彩描绘，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着形象而生动的反映。这些绚丽多彩、洋洋大观的画面，如今已成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艺术最珍贵的资料。藏经洞中大量经卷文献的发现，更是举世轰动，为此还出现了世界性的敦煌学。莫高窟无愧是驰名中外的艺术宝库，它那穿越时空的魅力，已成为丝绸之路上最灿烂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