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文明的源头：西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中国数十万公里的国道中，有三条极为特殊，它们蜿蜒迤逦、彼此相连，环绕着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其中又以G219国道最为壮丽，北起新疆哈纳斯，南至广西东兴，一路途经草原、沙漠、戈壁、高原、雪山、雨林、海岸，总里程10065公里，被誉为“国之大道”。

G219国道的5000公里处，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康马县嘎拉乡。如今，许多自驾路过的游客都会在此驻车打卡，不单因为这是一个中点，也不全因为秀美的风景，更因为这里矗立了一座别致的雕塑。那是一个铜制的卷轴，展示了西藏史前先民的渔猎生活。

曾经，这样的场面就鲜活地呈现在西北方向一个叫作“玛不错”的湖泊之畔，那里水草丰茂、物产充足，哺育了早期特殊环境中的人类，繁衍出一脉独特的高原文明。只是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古老的图景或在时光的流转里消逝，或在历史的尘埃中埋没，几千年来都未曾为人所知。直到过去的五年里，随着一番持续的科学发掘，当初的勃勃生机才又显露出种种痕迹与线索。

在这个意义上，这座雕塑不只是G219国道的一个里程碑，它琢刻的同时是西藏史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玛不错遗址。迄今为止，这是青藏高原腹地所发现的年代最早、海拔最高、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今年4月，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入选了“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而一切的开始，都要从几枚陶片的意外采撷说起。

依湖而生

从G219国道拐向玛不错，直线距离不过4公里左右，真正走起来却遥远得多。它们之间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迂回崎岖的土路，实际上绕出了20多公里。

2019年，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杨晓燕就是在这样的曲折与颠簸中走到了湖边。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的她，正在进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田野调查，雅鲁藏布江支流年楚河的沿线区域是她考察的重点之一。

具体线路是夏格旺堆帮忙规划的。作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他的选择带有明确的考古意识：“年楚河流域历来是后藏地区的粮仓，而且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很多藏文文献里都记载着7世纪以后这里人才辈出。但是过去的工作当中，我们始终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所以也就没有发现过比吐蕃更早的遗址。”

然而开始的前几天，收获并没有期待的那么大，因此当杨晓燕一行人来到玛不错时，原本也没抱什么希望。但就在将要离开时，杨晓燕一犹豫，还是下车看了看，结果这一看就看到了惊喜。

今天的玛不错，周围是一片广袤的草原，附近牧民都会来此放牧，为了方便，他们在湖岸边两处隆起的小丘之间修了一条村道，于是明显的文化层从东南方向的阶地剖面露了出来。就是在这个剖面中，杨晓燕看到了一些陶片，她立马拍了几张照片发给夏格旺堆，随后收到回复——它们至少应该早于3000年前。

“2003年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我们在羊八井发现了加日塘遗址，确定是距今3200至2900年。照片跟加日塘的陶片特别像，我就感觉玛不错起码不会晚于加日塘。”夏格旺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些陶片以及一些同时发现的骨块、炭化农作物种子等样本被送进了实验室，借由精确的测年，确定为3800至4000年前的遗物。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突破，此前4000年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只在西藏东部的考古工作中有过发现，而在中部一直处于空白。

次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一支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式向玛不错迈出了发掘的脚步，夏格旺堆担任队长。经过详细勘察，湖滨的遗址范围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分别位于东南岸、南岸和西北岸，总面积达22.4 万余平方米。

对西藏地区而言，考古发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高海拔就足以带来重重困难。最关键的是，自然条件留给野外作业的窗口期很短，像是玛不错这样4400米以上的地方，每年只有6月到9月之间的百余天时间。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玛不错遗址发掘取得了极大收获。

特别是60余座墓葬的出土，给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这些墓葬依照不同的时期，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比如，在距今4000至3300年的第二期，以土坑墓为主，同时存有叠葬墓，属于西藏高原墓葬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再比如，以石室墓为代表的第三期（距今3300至3000年），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封堆墓，将这种墓葬形式的认知记录从7世纪吐蕃时期直接提前到了史前时代。

墓葬内人骨所呈现的葬姿也非常多样，包括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二次捡骨葬等，几乎西藏其他地区能见到的丧葬习俗都存在于玛不错遗址。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前段出现的俯身直肢葬，更是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一些遗址（如青海省宗日遗址）的发现相一致，而且通过人类古DNA的检测也发现，两地人群在基因上就有着密切的关联。

不仅仅是葬俗，稻、粟、黍等农作物遗存都说明了彼时的西藏中部早已与中原、西南山地、西域等地区产生交流，而遗址内发现的海贝、象牙、青铜器、玛瑙、红玉髓、费昂斯等贵重遗物则暗示着远距离贸易的存在。“我们推测，4000年前玛不错区域已与周边地区构建起广泛通畅的互动，这极大地延展了学界对‘史前全球化’时间和空间的认知，为探究史前人类文明打开了全新视角。”夏格旺堆说。

另一个饶有意义的发现则是遗址内的大量鱼骨和骨制鱼卡等捕鱼工具。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基本可以确定，鱼是当时的主要食物来源。

夏格旺堆介绍，其实玛不错南面的陆地原本也是一片湖水，最大的时候有100多平方公里：“4000年前，这里的水量很大，鱼的个头也很大。但距今3800年前之后，鱼的个头开始变小，说明这一时期湖水开始干涸。等到了3500年前左右，绵羊、山羊、黄牛这些就都出现了，包括在第四期（距今3000至2000年）的遗址堆积中，我们还发现了大量人类食用后散落的鸟蛋壳。”

不过即便如此，鱼在玛不错先民的食谱中依然没有彻底消失，因为也是在第四期的石构建筑里同时出现了石制的网坠，这意味着在鱼资源趋向枯竭的过程当中，人们已经学会利用渔网进行捕捞。

水泥厂下的遗址

作为西藏中部发现的第一个超过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玛不错遗址不仅为构建西藏历史提供了更多材料，也在考古学文化上表现出了新的类型。

就史前考古而言，文化类型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通过相关特征的区分，为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遗存进行谱系化归类。通常，对文化类型的划定是以陶器为典型标志和重要依据的。

玛不错遗址出土的陶器，便呈现出了独特的面貌。“第一期没有完整的陶器，只在一些碎片上隐隐约约找到了平底器底，第二、第三期则很明显，第二期是平底和圈足，第三期是平底和圜底，完全是本地风格，而且彼此之间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夏格旺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器型区别于已发现的其他遗址，“比如卡若文化的陶器全部是平底；曲贡文化的陶器以圜底为主，有部分的圈足；玛不错恰恰是站在它们中间。”而无论卡若还是曲贡，此前都被认为是西藏无可比拟的原始文化遗址。

相较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西藏地区考古的起步要晚了许多，但卡若遗址作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不仅颠覆了旧史学中的有关认识，重塑了西藏史前史，还首次将西藏史前人类的发展进程与相邻地区紧密联系，科学阐明了青藏高原并非“孤立的荒漠”。在2021年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它也成为唯一入选的西藏遗址。

1977年，当时的昌都县卡若村在扩建水泥厂时发现了一些精致的器物，有的形如石斧，有的质若玉石。正巧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厂里放映一部有关出土文物的纪录片，工人们想起刚挖出的东西似乎与银幕上的有几分相像，便联系了昌都地区文化局。又适逢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三名文物干部来征集文物，经过他们的鉴定，初步判断为新石器时代遗物。

“卡若遗址的发现就是这么偶然，如果不是水泥厂扩建，到现在可能还埋在底下，因为它的地表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层将近两米厚的泥，这个泥是发大水冲积过来的，把早期的遗址全部覆盖了。”侯石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年75岁的他当时才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援藏，有幸参加了卡若遗址1978年的试掘和1979年的正式发掘。

据估计，卡若遗址的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但一部分已遭破坏，残存不足5000平方米。通过两次挖掘，1800平方米的遗址得以揭露，除去500平方米空方（没有任何遗迹和遗物），总共获得7968件石制工具、366件骨制工具、2 万余片陶片、50件装饰品和几个陶纺轮。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地面石墙、石子小路、石台基等遗迹和28座房屋遗址。同时依照碳-14测定结果，遗址的绝对年代确定为距今5000至4000年之间。

所有遗存中，石器、陶器、半地穴房屋以及大量粟、黍和动物骨骼尤其值得关注。它们与马家窑、半山、马厂等西北文化类型乃至营盘山等西南文化类型，显示出了诸多相似之处。正如侯石柱所说：“卡若文化很可能是从黄河上游来的一个原始文化，并在随后向四周扩散。几千年前，西藏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文明的交叉路口，一个南北向的大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