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藏高原寻找祖先

狮泉河缓缓流淌，滋养出一片绿莹莹的湿地，藏羚羊和野驴悠闲地散着步。湿地一旁，高耸起一座百米高的悬崖，一字排开的三个洞穴，高高挂在半山腰。正值盛夏，阳光炽烈，但天气凉爽，7月中旬刚下过一场暴雪。考古学家王社江的绿色冲锋衣里面，叠穿着衬衣和毛衣，旧旧的牛仔裤已经泛白、发软，口袋处擦破了几个洞。

“慢点儿，不能走得太快。”王社江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笑着提醒。7月27日接近中午，记者与考古队员踩在沙砾和岩石上，一路缓缓爬山。这里是西藏自治区阿里革吉县的荒野，海拔4700米。王社江61岁，其余三个人都是三十出头。每走一段，就要歇一会儿，等待过速的心跳平复。爬到洞穴脚下，一块近乎垂直的岩石挡住去路。考古队员靳英帅手脚并用爬了上去，在上面找到一架梯子，递了下来。

一段5分钟即可完成的路程，用了近20分钟才抵达。8年来，王社江已经爬过这座悬崖数百次。这几个洞里装着人们对于青藏高原最新的认识，蜚声国际学界。

陕西人王社江称这些洞穴为“洞子”，语气亲切。吸引他们来此的，是洞子里留下的罕见的古人类遗存。在洞穴的荫庇下，遗存层层叠叠埋入沙土，保留下至少三个时代的痕迹，最早可追溯到10万年前。而长久以来，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证据仅停留在万年上下。

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这一轮考古行动的收获，颠覆了人们对高原古人类乃至全球古人类研究的诸多认知。今天，他们从这个洞穴出发，寻找青藏高原上的祖先。

洞中十万年

阳光照进洞穴，朝外的一半被打亮。岩壁上，白色的海洋生物化石，留着青藏高原还在海底时的远古记忆。而鲜红的人形、手掌和太阳岩画，以及佛教真言，则记录着人类与这个洞穴的故事。

在洞穴中心，一个14米多深的深坑直抵岩石层。王社江站在深坑边缘，仿佛面临深渊，画面蔚为壮观。这是在2018年至2023年6年时间里，考古人员以每层2至5厘米的深度持续发掘而成的。古地质、古生物、古环境、年代学等专业学者，都进入过这个深坑，破解洞穴的身世。

行走在洞中，脚下稍微用力，便带起一阵粉尘。洞中的土壤和动物粪便，在数万年的干燥环境中化为极为细小的颗粒。当考古队员在这里挥铲时，动静如同水泥厂的车间，尘土漫天。他们从拉萨专门运来工业抽风机和发电机，戴上防尘口罩、护目镜，戴着耳塞减弱抽风机的轰鸣声，再套上耳套。

“还不仅是粉尘，还是粪尘。鸟粪、羊粪、蝙蝠粪的粉尘无孔不入，一身臭味。”靳英帅说。他们不好意思住酒店，便在县里租了两间平房住。

在洞中，每次下蹲，都有一股窒息感涌来。这种高原反应比爬坡更难受。刚开始在此发掘时，王社江回忆是“心脏都要跳出来”。

王社江是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也是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委会主任。他性格周到细腻，多年前，考古队在西藏那曲尼阿底遗址附近村部驻扎，他每天给全队烙饼、下面条。在车上，他一边跟年轻队员聊天，手里一边掰掉饼上的霉斑，递给大家吃。那是附近县城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干粮了。

他主持了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的考古发掘。这个洞就是他发现的。

2018年7月，他在从那曲去往革吉县城途中遥望到这几个山洞，随后带着队员进洞勘查。第一次进洞时，靳英帅猛然被山洞的巨大所震撼。“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洞！”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抬头看不到顶，一眼看不到头。”

整个洞平面1000多平方米，深处还有一个隧道，有探洞者进入过，绵延上百米。而洞里的土层堆积，则更令人惊喜，这意味着土壤中会有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甚至可以测定年代。这几个洞，不啻为青藏高原送给当代人的一份厚礼，由考古工作者拆封。

牧民告诉他们，这座山叫梅龙达普，意思是“腰间的镜子”。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群由此得名。

“在我们上青藏高原之前，人们对于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几乎是一无所知的。”王社江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人员，2012年初次登上青藏高原展开调查。在此之前，科研人员仅在20世纪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发现过一些零星遗存，所获信息有限。

与青藏高原并称为世界三大高原的，是非洲埃塞俄比亚高原和南美安第斯高原。埃塞俄比亚高原上，人类活动的极限高度是海拔3500米左右；安第斯高原的人类拓殖高度上升到4480米。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的出现，作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

如同世界上那些知名的洞穴遗址，梅龙达普也被不同年代的人类反复当作家园。从下至上，有三个不同时代的地层，分别距今10万至5万年，距今4.5万年，以及距今4000至3000年。王社江说，考古更多时候只能捕捉到历史瞬间，但梅龙达普罕见地留下了一段绵延纵深的历史轴线。

梅龙达普洞穴的使用持续到几十年前，牧民还在里面圈养羊群，他们垒砌的石墙仍在。这也能算是第四个时代。十万年间，洞穴永在，人类来来去去，暂居其间。他们到底是谁？与我们是否有血缘关系？

青藏高原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只掀起了一角。

“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

7月28日，王社江驱车离开革吉县城，带上记者和两名年轻的考古人员，继续在附近做考古调查。此地的地貌，由一个连一个的巨大盆地组成，四周山脉平缓，如同微风之下波涛起伏，公路平整如新，舒缓地穿越盆地中心。

王社江一边操纵方向盘，一边向两侧打量，凭经验搜寻可能存在的遗迹。“这是个超级‘大家伙’。”他提醒记者。眼前这片盆地中，连绵不绝地分布着古人类遗迹，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

又驶出100多公里后，他突然将车开出公路边沿，颠入碎石嶙峋的戈壁。然后猛踩一脚油门，驶上一片台地。考古队员下车，弯腰在满地碎石中寻寻觅觅，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几块人工打制过的英安岩。这种黑色石头，由于硬度、锐度都十分适合加工利用，成为古人类打制细石器的上佳原料。

但王社江纳闷，捡到的大多是原料，却很少见到成品，不像是古人停留过的“根据地”。他抬头远望，几公里外有一片湖泊，中间是宽广的谷地。“去那边，保准有。”他走向通往谷地的缓坡。

缓坡上矗立着几个来历不明的“巨石阵”，似乎有意地面朝湖泊。靳英帅先走到了最近的一处“石阵”，突然大喊一声：“有了！”王社江赶过去，不住地“哎哟！哎哟！”。眼前，一块硕大的英安岩端正地摆在一块岩石上，在黄色沙石中黑得耀眼。如此硕大的英安岩极为罕见，上下两面平整，二三十厘米见方，外表光滑，颜色纯正，如一匹黑色绸缎。

“一级品！盘状石核王！”王社江双手捧起石头，凑近自己兴奋的脸，与石头对视，“告诉我，是谁把你放在这儿的？”

在这块石头周边数米之内，散落着几片同样材质的小石片。他们试着拼合，严丝合缝，确认是从大石上剥落的。这块大石是一块原料，或称石核，古人类从它身上剥下石片，打制成各种趁手的工具，用来觅食与防身。

他们将这些石器装进样品袋，记录下此地位置和发现情况。王社江相信，附近还有更大规模的人类活动遗迹，“咱们还没找到大窝窝”。但已经是下午5点多，还有150公里的回程要赶，只能留待以后。

年复一年，他们开着车在高原上奔驰，越过戈壁，穿过草原，涉过河流，地上的石器指引着方向。有一次，王社江与另一位学者循着遗迹线索，一不小心开到边境附近，路边牌子上写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青藏高原形成于4500万年前，古人类留下的旧石器，来自数千至数万年前。相比于群山、沟壑、河流与岩石，每个人都是须臾过客，如里尔克诗句所言：“我们只是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

王社江估算了下，西藏60多个县，已经调查过40多个，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旧石器遗址。然而，西藏如此广袤，一个阿里地区便大于两个山东，如何才算跑遍呢？有怎样的筛选和辨别方法？

“这不太好说。”他眯起眼睛，憨厚一笑。虽然性格坦诚，但这是毕生秘籍。

王社江2012年第一次登上青藏高原调查，此前数十年，他的考古领地在秦岭，成果国际知名。连续十多年在高原调查和发掘，行程数十万公里，经验和眼光由此锻炼出来。“现代人很多地方跟古人是一样的，到一个地方一看，在哪里待着最舒服，就会去哪里。”在路上，王社江吐露了些许奥秘，“实际上跟后人的‘风水’是一样的。”

靳英帅后来补充道，王社江曾跟他讲过，了解古人就是了解自己的过程。扔掉所有现代工具，当你置身在一片旷野之中，你会选择在哪里安身？“看到一个地方感觉特别好，往往就能找到。”他说，“感觉突然古今之间就贯通了。”

他们调查的地方，往往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人烟，间或能遇见一些单门独户的牧民。见他们弯着腰在地上找来找去，有牧民好奇地过来问：在找金子吗？不是金子。他们找的是石头，尤其是那种光洁、漂亮的黑色石头。

四万年前的“石器工业基地”

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七楼的办公室里，高星从桌上的样本盒里拿出两块石器，其中一块就是这种炭黑色岩石。石器修长，尖端锋利，握持感很好，像石刀，也像矛头。

这两件出自西藏尼阿底遗址的石器，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高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他手握石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它们的原形是石叶，是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标志。

石叶技术的成品规范、精致、锋利，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技术标识。石叶流行于欧洲、西亚、非洲、西伯利亚、蒙古地区，繁盛期为距今4.5万至3万年，但在同时期的东亚却罕有发现。

可想而知，当考古人在青藏高原发现这些石叶时有多么兴奋。高星回忆说，当时，考古队员们不顾4600米的高海拔，激动地在空气稀薄的旷野中呐喊、奔跑。那是2013年6月，在西藏那曲市申扎县色林错的湖边，他们用附近的尼阿底山脉为遗址命名。

延绵数公里，尼阿底遗址的石器沿湖边散落。约4万年前，一个到此狩猎或采集的族群，偶然在尼阿底山梁上发现了质地优良的岩石材料。他们采石备料，在山脚、湖边加工，敲打之声叮叮当当不绝于耳。“这里是三四万年前一处石器制造场，面积达2平方公里。”高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