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大学才能证明你自己

1973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斯彭思，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发表于国际顶级的《经济学季刊》上。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信号发射模型的经典之作，斯彭思也因此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无聊”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求学读书呢？

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境：你和你周围的小伙伴们都想去本地一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上班。这家公司需要很多聪明人，并且根据聪明程度来支付薪酬。你的小伙伴们有些很聪明，有些一般聪明，你们知道各自的聪明程度，但是公司在招聘你们之前并不知道。因此，你们和公司之间存在一种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每个人都希望进公司拿高薪，但如何证明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呢？大家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去读书。一个人要想在学校考高分，必须有很好的记忆力、推理能力和计算能力，而且越是聪明的人学起来越轻松，越是不聪明的人学起来越吃力。

当读书成为一种证明自己的信号时，你会怎么选择呢？这就要说到做出最优选择的两种规则。

首先，你需要权衡读书的成本和收益。读书的好处是，你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聪明人，毕业后就可以到企业拿更高的薪酬。读书的成本是，你耽误了几年时间，还要缴纳学费，而这几年去上班本来可以挣到一笔钱，这笔钱就是你读书的机会成本。

其次，你需要考虑其他小伙伴和公司的策略。当公司把读书作为挑选员工的手段时，如果有很多自认为聪明的小伙伴都去读书了，那么你就需要比他们多读几年书，这样才能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当聪明的小伙伴们都这么考虑时，博弈的结果就将是，读书的年份越来越长，比如从大学本科读到硕士，从硕士读到博士。

两种均衡

在这场读书博弈中，斯彭思教授推断，最终将形成两种均衡。

第一种均衡叫“分离均衡”，就是不同类型的参与人通过发射不同的信号分离出来。很聪明的一群人先去读几年书，然后进公司工作，并且在公司上班后直接获得较高薪水；而一般聪明的另一群人干脆不读书了，一开始就进公司工作，从而获得普通薪水。总之，不同聪明类型的人通过是否读书发射了不同的信号。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大家都是通过读书来发射信号的时候，想要证明自己聪明的人，究竟要读几年书才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取决于群体的智商分布，以及相应的分离成本和收益。如果一个群体中大部分人智商一般，那么少数很聪明的人只要上大学就足以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了。如果一个群体中多数人都比较聪明，那么极少数超级聪明的人为了和比较聪明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必须读完硕士或者博士。因此，读书作为一种信号，实际上是一种连续变量，可以将两种乃至多种人区分出来。

但分离均衡并非唯一的结果。如果有人发现，虽然花费了很高的代价去读书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智商，但是多读书得到的高工资并不足以弥补读书的成本，此时他就会减少读书的时间，直到读书的收益刚好等于读书的成本。

当人们发现读书带来的好处和成本一样多时，所有人都不再读书了，或者所有人都去读同样多的书，然后宁愿被公司当作普通人支付普通薪水。这样的结果叫作“混同均衡”，即所有类型的求职者都发射同样的信号，公司无法区分求职者的真实类型，只好按平均类型和平均工资来对待了。

过度证明

如果一个群体里大多数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同于少数人，而投入大量资源去证明自己，比如都去读博士，虽然信号发射会成功，但是从社会最优的角度讲，这可能导致过度证明，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因此，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应该避免每个人过度证明自己。

数年前，中国有两家主要的网约车公司：一家叫“滴滴”，另一家叫“快的”。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网约车司机，都希望选择实力强的一家。但是当时的市场形势并不明朗，对于大家来说，两家网约车公司的实力强弱都是不对称信息。于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有实力、市场规模更大，滴滴和快的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开始了长达几年的“烧钱”游戏。

后来，两家企业宣布合并为一家企业，名称就叫滴滴。为什么两家水火不容的企业突然就合并了呢？马化腾透露说：“我支持滴滴，马云支持快的。我们就像打仗，我们最高一天亏4000万元。谁也不敢收手，一收手就前功尽弃了。最后我跟马云沟通，在很多资本方的撮合下合并了。”

对于企业来说，价格战就是一个发射信号的囚徒困境。如果不敢打价格战，企业就会被市场认为是弱者，从而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是打价格战又是一种双输的结果，这就是过度发射信号。

除了读书，大家去考取各种证书，企业参与社会慈善活动，以及企业家担任一些社会荣誉职务，都属于发射信号。总之，只要你能做到别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你和别人就区分开来了，这就是分离均衡。

但是发射信号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发射信号的成本和区分之后的收益是差不多的，那么所有人都会选择同一种信号或者干脆都不发射信号，这就是混同均衡。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过度发射信号，这会导致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