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仙圆成”

一

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是湖南茶陵人，出生于耕读世家。他六岁时，父母先后亡故，得乡绅黄勿仁资助入私塾读书，后考入茶陵县立高小，改名为谭绍书。1919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改名为谭云山。在校学习期间，他曾经参加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组织新文学社，编辑《湖南日报》星期日增刊《新文学》周刊等。后来，他又创办了中兴学社，参加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活动。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谭云山是一位具有深厚的传统旧学根底而又沐浴着新知光辉的时代青年。

但是，学术界有人认为，谭云山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接触佛教，并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众。例如，谭云山的姨甥女（谭云山夫人的胞妹陈箂笙之女）胡玲玲女士在《华夏之心点燃天竺之灯——谭云山的不凡人生道路》一文中称：“早在长沙船山学社时，谭云山就结识了年轻法师、佛教改良派领袖、佛教现代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太虚法师。太虚是1924年积极欢迎泰戈尔访华的中国公众领袖之一，并在上海欢迎了泰戈尔的到来。……五六月间，泰戈尔一行又到湖北武昌游览，武汉佛学新青年会成员也参加了武昌各界人士欢迎泰戈尔的盛大集会。会后，太虚法师又一次与泰戈尔等作了一次会谈。谈过以后，太虚法师到船山学社设坛三天讲‘身心性命之学’。谭云山当时就很敬仰泰戈尔，听了太虚法师的讲座，又加深了他对佛教对泰戈尔和印度文明的亲切感。谭云山当时已准备出国，第一次和法师交流，两人对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交往的历史意义都有共同感受。”

此后，黄蓉《谭云山佛教思想初探》一文对此加以发挥：“谭云山晚年常用‘忍仙圆成’署名，这个名字由太虚法师赠与。早在谭云山在长沙船山书院学习时，就结识了佛教现代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太虚法师。……当时谭云山师从太虚大师皈依三宝，进行佛学研究，‘对太虚大师所领导的佛教，素来有着深刻的认识与同情’。当年，太虚法师对谭云山教授，曾寄以极大的希望，法师给他起了‘忍仙圆成’的别号。意思是要他能忍，才能圆成。这一法号成为谭云山的行动导向。”两文均称谭云山是听了太虚法师在长沙船山学社讲“身心性命之学”后，进而与太虚法师交流，然后“皈依了太虚法师成为一个佛教徒”。据此，指的应该是太虚法师于1920年第一次来湖南长沙在船山学社的那次演讲。

《太虚大师年谱》记载，太虚法师1920年底应赵炎午（赵恒惕）、林特生（林支宇）、仇亦山（仇鳌）等之邀第一次来长沙弘法。他于12月10日到长沙，设坛船山学社，讲“身心性命之学”三日。此后，他参与了长沙的佛教正信会发起的活动，并于15日离开长沙返回武昌。

谭云山时年二十二岁，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如果他也在数百位听众之列，哪怕他晚上随同众多听众去卧室向太虚法师咨询请教，也不太可能有机会与太虚法师进行个人交谈，更没有机会皈依法师成为一个佛教徒。此外，泰戈尔1924年首次来华，太虚法师是在1924年4月26日才在北京的法源寺初次见到泰戈尔，当时没有机会进行深入交流，直至当年的暑期，泰戈尔来到武昌，太虚法师才与他面谈。因而法师在1920年于长沙的演讲之中根本就不可能涉及印度和泰戈尔。具体的演讲内容，收录于他的文集之中，可以参看。

二

1924年，谭云山出国前往南洋，直到应泰戈尔的邀请于1928年到印度国际大学任教，他漂泊于南洋约有五年时间。在此期间，太虚法师曾经应信众的邀请赴南洋（星洲，即新加坡）弘法，到达的时间为1926年9月2日，启程回国的时间为10月11日，为时四十余天。

太虚法师在星洲弘法期间，谭云山撰写了一篇一千七百余字的题为《为太虚法师及其徒众进一言》的评论文章，发表于星洲《新国民日报》的《沙漠田》周刊，后来被1926年11月24日出版的《海潮音》第七卷第十期“星洲佛化专号”转载。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谭云山当时的生存处境、思想状况，以及他对佛教的认识。

在文章中，谭云山开篇便称：“我是一个洪荒中的难民，我困苦颠沛流离在这沙漠的岛上，已经饥渴极了，憔悴极了。我希望一个大慈大悲的救星来救我和救我同类者，真是大旱之望云霓，只要他能给我和给我同类者一滴水喝，一粒米食，不论谁何，我都是极诚地感激，极诚地盼祷：‘好了，救星来了，福音到了。’在这样的洪荒饥渴憔悴之中，忽然有鼎鼎大名的当代佛学名家太虚法师南来宏法的消息，这使我听了真是六根清凉，莫大地欣慰，莫大地欢喜。我自听了这消息之后，天天站在这沙漠的岛上翘望着，盼祷着，翘望着，盼祷着。法师底法驾果然翩翩然到了，我平时略略得读法师底文章，已很想见其人，曷况法师发这样的大慈大悲，不远万里而来到这沙漠的岛中宏法呢。于是在这万声欢腾之中，我也不禁欣欣然有喜色而跟着大家作如是说：‘救星来了，福音到了！’”这段文字，生动展示了包括谭云山在内的诸多闯荡南洋谋生华人的生存处境和心态，以及对太虚法师来星洲弘法的企盼。

接着，谭云山叙述了他心目中对佛教徒的看法：“在过去的佛教檀（坛）宇之上，什么‘和尚’，什么‘僧宝’，什么‘法师’，什么‘上人’，什么等等，老实说，实在不敢望其项背。我尝把过去的佛教徒大别为二类：除极少数的真正的佛教徒在外，一类是疯狂，一类是乞丐。怎么叫疯狂呢？如寒山、拾得、刘伶、阮籍之辈，受佛教染化，好怪喜异，故作奇行丑态，放纵恣肆，不可收拾，徒使一时狂悖之性，毫不顾及人生正当的事业者，皆是。怎么叫做乞丐呢？即普遍一般化缘和尚是，他们工不做，经不念，力不劳，心不用，只顾光着头颅，背着袈衫，到处讨钱讨米，叩门的‘善男’‘信女’，毋异沿街的‘老爷’‘太太’，其卑鄙渥浊的行为，酬（丑）陋怪异的情状，不堪言说。甚之还无□不作。这种佛教徒，不但于世毫无益处，且为害不可胜言。只能分利，不能生利，简直是人类社会之蠹，距佛之本旨不知几千万里。所以板桥先生说：‘和尚者，佛教之罪人！’这句短短的话，真是爽直痛快极了。”可以看出，谭云山对当时佛教及出家人的看法是非常不好的，这与明清以降佛教的世俗化和庸俗化而导致的腐败衰落密切相关。

具体到对太虚法师这次南洋弘法效果的评价，谭云山称：“今太虚法师，是自以整顿佛教为职志的，其徒众之崇奉，俨然释迦摩尼第一，自与我上面所谓的佛教徒不同。释迦牟尼佛是我最敬爱的三个古人中之一个。我最敬爱的三个古人，就是一孔子，二释迦，三耶稣。我以为我们做人，应该拿三位先生底伟大的精神来效法并加以融化，而去其残余的壳核。我所敬爱于释迦牟尼佛的，我所取法于释迦牟尼佛的，是：（一）高尚的觉悟的思想；（二）伟大的救世的精神。佛教徒若能本此高尚的觉悟的思想以自觉觉人，本此伟大的救世的精神以救己救世，那真是好极了，……什么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世界，都没有这样好了。我尝说：‘世界若多有几个释迦摩尼，世界断不会糟到这种样子。’太虚法师既自以整顿佛教为职志，我就希望法师本此二者以行其职志；崇奉太虚法师之徒众既以法师为释迦第二，我也就希望法师之徒众本此二者以崇奉法师行其职志。太虚法师此次南来之名义为‘讲经’，而其徒众之号召曰‘宏法’。我以为讲经之任务小，佛（宏）法之任务大。所谓宏法者，就是把释迦摩尼底高尚的觉悟的思想与伟大的救世精神普及于人间，使人人发大觉悟，发大愿心，而止恶修善，使人类社会因以改良。现在此间的人群社会，实在是堕落到四十八层地狱了。单就华侨方面讲，如自相残杀（械斗），杀人抢窃，以及吃鸦片、赌博等等，都是伤心惨目，可悲可悯，为佛法所必救的。而这辈人之所以如此，依佛法讲，就是没有觉悟。佛法也就是要使此辈人觉悟，不有这等行为，在佛底应病与药，无量法门，是没有人不可以使他感化觉悟的，所以：“我希（望）太虚法师及其徒众，像释迦摩尼及其弟子一样，实行捧衣持钵，到这辈人中间说法，使佢们发大觉悟，发大愿心，止恶修善，把这自相残杀，杀人抢窃，以及吃鸦片、赌博等等，绝对的戒除。”不然，只在维多利亚演几天说，在江夏堂讲几天经，所得的效果，恐怕很少很少。所谓‘宏施法雨’，只洒湿了几位富人底车盖；‘大开妙谛’，只波动了几位闲人底耳鼓。我们这些可惨的难民，依然是饥渴着、憔悴着哟！不看维多利亚底门前，不是排满着风车吧！”

从谭云山的文章可以明显看出，他当时对佛教之“救世”效果的看法是有所保留和质疑的，对太虚法师的这次南洋之行的活动是有所批评的，对太虚法师的思想行为也并不是十分了解的。这应该与谭云山当时在南洋的生活处境以及接触佛教不久相关。基于此，当时他不可能与太虚法师有近距离的接触从而成为其受戒弟子。况且，太虚法师这次在星洲一共收了九十位皈依的俗家弟子，均予详细记录，其中男性二十二人，女性六十八人，均注明了法号（男性派号均为“慧”，女性派号均为“福”）、年龄、籍贯（均为广东与福建）、职业、通信处等，其中并没有谭云山。

三

1927年，谭云山在新加坡结识了印度著名活动家、诗圣泰戈尔，泰戈尔邀请他去印度国际大学。次年，谭云山只身来到印度孟加拉邦的圣地尼克坦（寂乡），任教于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开设了印度第一个中文班。此后至1929年，谭云山均任教于此。

1931年4月27日，谭云山到印度西部巴多利拜谒圣雄甘地。后来，谭云山在《印度丛谈》中称：“他的根本精神就是一个‘爱’字，他无论对于什么人都爱，无论什么人亦都爱他。……他以为‘真理’就是爱，‘爱’就是真理。……他自己的生活是‘牺牲’，是‘刻苦’。他本是富贵子，但现在是无所谓家庭，更无所谓财产。吃的是粗饭、蔬菜、水果、羊奶等物，穿的是自己纺织的粗布。”谭仁侠《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谭云山教授》记述了二人谈话的一些细节：“在巴多利，谭云山经常在傍晚同甘地一起散步。有一天，甘地问谭云山是不是素食者。谭云山回答说：‘不，我现在还不是。但是我喜欢吃素而不喜欢吃肉。’甘地说：‘那么，我劝您不要再吃任何荤腥，做一个完全的素食者。’谭云山一直到现在仍遵从这个劝告。”

1931年6月，谭云山离开印度。7月，他回到湖南湘阴县桃花镇与妻儿团聚。年底，他到达上海，进入他在湖南一师上学时的老师兼新民学会同志匡互生（达人）创办的上海江湾立达学园任教。任教期间，谭云山经常往返于上海与南京之间，筹建中印学会，以及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筹募资金、购买书籍等。他每次到南京，大多借居于设立在南京万寿寺的中国佛学会，给泰戈尔等人的信函也是从这里发出的。

1933年2月，太虚法师的弟子、受师命常驻中国佛学会作为联络员的昙钵法师，曾经与谭云山有过一次深谈，撰写了《云山先生一席谭》，刊发在《海潮音》杂志。该文记述了他对谭云山的印象：“先生湘省茶陵人。……我于他的文章内容方面，就觉得他的人格伟大，学问丰富，思想纯正，不禁生起了我的敬仰心、羡慕心和欣佩心。……而尤其是相信他是一位实行以身作则者。他回国之后，在家搬柴挑水，挖山耕地，从事苦力工作，安心平民的生活。他真算得甘地的信徒，亦可说是第二个甘地，更可以说是中国的甘地。他现在不食肉，但他不食肉，不是学那斋公斋婆的行径，他是读了《楞伽经》与听了甘地的话以后，发起他的仁厚心肠，不忍食肉。他现今立得有博爱、互助、服务、牺牲、刻苦、坚忍、忠厚、诚实、和平、谦让、正大、光明十二个信条。他的主义是：同舟共济，人类互助。他的标语是：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他的口号是：自强不息，大公无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照他这样光明的态度，高尚的人格，纯洁的思想，丰富的学问，真可以为现代青年的模范了。”从昙钵法师对谭云山的衣着形象以及人格、学问和思想的描述，可以看出，谭云山在印度时，由于经常接触到印度教的素食者和静修者，有所感触；加之他在1931年4月拜谒甘地后，明显受到甘地思想行为的极大影响。但截至此时，他还不是一个做了皈依的虔诚佛教徒。

四

谭云山毕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协助泰戈尔在印度国际大学成立了中国学院，并搭建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平台——中印学会。

筹建中印学会的动因，可以追溯到1924年泰戈尔访华。其间，泰戈尔受到中国知识界徐志摩、梁思成、胡适等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但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泰戈尔在一些地方演讲时，有人在场外散播反对泰戈尔演讲的传单，呼喊批评泰戈尔的口号。知识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等人也公开发表文章批判泰戈尔的思想，鲁迅对泰戈尔的来华也表现出极为冷漠的态度。面对种种批评的声音，泰戈尔一度倍感伤心而取消了部分演讲。与此相比，中国的佛教界的僧人与居士，对泰戈尔来访的心态更为积极热情。泰戈尔在佛教界所受到的礼遇，更使得他觉得遇到了知音，感到与中国的佛教界“很容易交换感情”。其原因便是，无论是从历史渊源看，还是从文化精神层面的共性看，佛教的教义与精神使得两国民众有着更多的共同话语。因而，泰戈尔此行获得中国佛教界的支持，筹建中印学会，以便将“数千年前从印度传来的佛化结成的好果子”反哺印度，换言之，就是将从印度传播到中国的佛教再“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