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学的近代化转型之路

一

大航海时代以降，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将商业贸易网络延伸到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加深。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明清时期，随着包括农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不断传入，中国传统农学和西方农学开始相遇、碰撞，中国传统农学逐渐走上近代化转型之路。

明末，西方近代农学开始零星传入中国，成书于1639年的明代农学巨著《农政全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学东渐影响之下的一大农学成果。意味深长的是，作者徐光启（1562—1633）不但是皈依基督教的学者型官员，也是西方科学最早进入中国的推行者之一。徐光启与耶稣教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作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广为人知。而徐光启本人着力最著，平生最引以为傲的学习引进西方科技的成绩则是在农学上。《农政全书》中专设两卷《泰西水法》，介绍当时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同时，徐光启也在上海松江地区和天津等地进行农学实验。代表时代前沿的农学著作采用西方科学试验方法研究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带有实证主义性质，开启了中国农学近代化转型的序幕，但某种意义上也显示以经验农学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农学走向式微。

而反观西方，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学界逐步建立了科学体制，开始形成近代科学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基本态势。所谓的科学“体制化”，概而言之就是国家层面对某个学科提供配套支持系统。最根本的，一是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其职，负责对某个学科的研究、教育、推广、指导和管理工作；二是建立科研、教育、学术机构，由国家财政支持并接受国家行政管理。就中国而言，在漫长的帝制时代，科举制就是这样一个承担了文化、教育、政治和社会等多项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

诚然，自晚明至康乾时期，上至皇帝、高官，下至一般士人、书商，都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西方的科学与技术，甚至在明清之际中国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科学人物，也有一批不同凡响的科学著作问世，比如农学领域的《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不过他们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接受并没有触及当时的国家学术教育体制：一方面，在以儒家经义为核心的国家文教体制下，科学技术被视为旁门支流，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只是停留在个人兴趣的层面。即便是像徐光启这样位于时代前沿的科学家，创造性地使用“格物穷理”的概念来阐述西方农学，试图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学系统，也并没有摆脱将科学活动附属于道统的窠臼。另一方面，正因为外来科技的接受在明清之际是个人层面的行为，故而缺乏相应的促进其发展壮大的制度层面的支撑。

明清易代之后，为加强统治，清朝继续加强闭关锁国，至乾嘉两朝，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的路径基本中断，晚明徐光启们开启的以农学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发展轨道。1687年，牛顿提出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随着时代的发展运用在农业技术上，农业生产由传统的人力、畜力向机械动力发展，新型农具和机械得以广泛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的面貌。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著名生物学家孟德尔通过作物杂交实验发现了生物遗传定律，从而使生物育种发生划时代变化。同时期清朝的农学家还在使用汇集了历代传统农学技术的官修农书《授时通考》指导农业生产——中国与西方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二

中国近代农学是引进的，而不是从传统农学中自然发展而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惊醒了晚清帝国的盛世迷梦，中国社会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先是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学习，如早期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经历种种失败之后，再转向纵深的文化思想层面的学习，遂有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农学也在经历近百年的求索之后，逐步开始了近代化转型。

与率先引进的军事科技、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和特定的工业技术等相比，西方现代农业技术传入的时间稍迟。在经历一段时间富国强兵的艰辛探索后，国家依旧没有改变积贫积弱的面貌，这促使精英集团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从更深层次反思强国之路，把目光投向作为传统基础产业的农业。被誉为近代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晚清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记录了西洋“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的先进生产方式。其后，王韬、郑观应、陈炽等晚清经济思想家也纷纷提出引进西方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以夯实富国强兵之根基的主张。1860年，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75年，格致书室创办于上海。这期间，翻译西书的数量大增，共出各种西书五百多种，其中农学方面的书籍包括花之安译的《西国农政说》、李提摩太翻译的《农学新法》和《意大利蚕书》，另有英美农书八部。

光绪二年（1876），在宁波海关担任副税务司霍搏逊的文牍（即秘书）职的李圭前往美国费城参观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博览会，被高度机械化的美国农业技术所深深震撼。回国后，他将此行观感写成《环游地球新录》一书，在《美会记略》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博览会展出的美国农业成果，呼吁引进美国农业科技，仿效其“何以长茂，何以蕃实，糠秕麸荚何以能薄能少”的农作物种植之法。孙中山先生也极为关注农业民生，早年曾随兄长在美国生活，见识过美国现代化的大农场经营。1891年，孙中山撰写《农功》一书，陈述“三农”对于国民生计之纲要，建议清廷参仿西法，派遣专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畜牧、机器耕种、化瘠为肥一切善法”，以急兴包括地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医学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农学。这篇文章获得与孙中山交往密切的思想家郑观应激赏，经润色加工后收入郑氏的思想论著《盛世危言》中，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引进西方农学，振兴中国农业，几乎成了当时朝野知识精英人士的共识。

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罗振玉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政治上恪守旧制，是顽固的“保皇党”，还曾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成为其一生无法去除的污点。但他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乃至近代科学启蒙方面建树颇多，治学畛域极其广泛。在中国农学史上，罗振玉在中国传统农学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摆渡人的作用。

罗振玉出身百年书香之家，祖辈是古越山阴上虞名门大族。从曾祖父开始，罗氏一门三世为官。因后代不善经营，到罗振玉出生时家道中落，负债累累，经常要举家迁居躲债。罗振玉从小便协助家里生计，在晴耕雨读中度过青少年时代。因两次乡试落榜，仕途受阻，为今后安身立命计，罗遂关注中国传统农学，“念农为邦本，古人不仕则农，于是有学稼之志”，遍访历代农书古籍，对《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农学经典都下过研究功夫，深受传统农学的农本主义思想熏陶。后来他又阅读了大量译介到中国的西方农学名著，颇为服膺西方农法：“读欧人农书译本，谓新法（西方农学）可增收获。”十九世纪末，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大清惨败，洋务运动破产，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长期以来在海外贸易中成为硬通货的生丝、茶叶、棉花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朝野许多人士深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力倡学习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引进工具设施以建立起中国的近代农学。深受这一时代潮流的激荡，罗振玉全力关注曾经长期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农业，将农政与农学视为兴农之道。他认为振兴农业的根本渠道在于教育：“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他明确指出晚清农业式微的根源在于知识技术与实践活动的分离。“农者不学，学者不农”，因此，他立志研究农学，以振兴农学为己任，通过著书立说传播西方农学，并付诸实践。

1896年，罗振玉与徐树兰、朱祖荣、蒋黼等同人合作在上海筹办了农务会（后更名为农学会），其宗旨是：“农学为富国之本，中土农学不讲已久，近上海同志诸君创设农学会，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创会章程开宗明义要复兴中国古农学，导入西方农学加以调剂，倡导“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浚利源”以发展本民族农业。农学会在当时影响很大，得到从政府到民间各界人士的响应与支持，如陈宝琛、张之洞、李鸿章、张謇、刘鹗、黄遵宪、章炳麟、龙泽厚、缪荃孙、唐才常等。湖南巡抚陈宝箴给予多方协助，两江总督张之洞慷慨解囊交银五百两作为入会金，谭嗣同亲自为农学会拟定《章程》。有感于著书出版周期缓慢，不利于快速传播，罗氏遂决定借助报刊来宣传西方近代农学。1897年4月，罗振玉创办了《农学报》作为农学会机关报，梁启超为创刊号撰写序言，谭嗣同、张謇也为该期撰文支持。《农学报》聘日本藤田剑峰等为翻译，主笔为罗振玉和蒋黼。他们大力翻译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农学著作和文献资料，尤其关注与中国传统农业渊源较深的日本农业方面的著述。受其影响，很多在日本留学考察的留学生和政府外交人员，利用在日本学习、游历的机会，广泛了解日本农业，翻译大量文献资料发表在《农学报》上。这些文章对增进晚清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欧美日先进农学的了解，对中国近代农学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罗振玉们的农学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文字的译介与阐述上，还非常注重西方所倡导的科学实验精神。他们出资在上海黄浦江畔购进优质地块百亩作为科学实验基地，从外国进口优质作物、牲畜良种进行科学技术实验，以此探清中国传统农学（经验农学）与西方农学（实验农学）之间的差异，探索二者融通互补的可能性。不出几年时间，这一实证科学的做法得到广泛仿效。1901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在长沙北门先农坛辟官地为农务试验场；翌年，北洋大臣袁世凯也在保定设立直隶农事试验场。在朝廷的倡导下，到1903年，各种农务学堂和农务试验场在全国范围陆续兴办。

由于推广农学上的成就，罗振玉在朝野间声名鹊起，很多地方大员欲委以重任，朝中重臣也推荐他进京供职。后来，光绪帝在颁布变法诏书中对上海设立农学会的创举褒以“颇开风气”，并敕命将农学会编译出版的西方农学著作送各省学堂供诸学子“肄习之用”。一时间，罗振玉成了晚清最具影响力的学问家之一，这也为他后来走上仕途，与清廷结下渊源埋下伏笔。

《农学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农业学术刊物，每期都刊登学人翻译的欧美农学论著，也介绍中国传统农书，如南宋农学经典《陈旉农书》，还有诸如树艺、养殖的传统技术经验以及国内各地的农情，内容极为丰富。从1897年创刊到1907年停刊，十年间共发表中外农学文章七百多篇。在此基础上，罗振玉还编辑出版了《农学丛书》。这套丛书将《农学报》附印的译文汇编出版，合计七册约六百余万字，收录农学译著一百七十余种，计有文章二百三十五篇。内容包括农业政策、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农业法规诸方面。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反映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趋向，还译述欧美、日本的农业著作及实验农学的文献资料。

《农学丛书》体现中国传统农学和实验农学的交汇与融合，初具近代农学体系的雏形。另外，罗振玉在大量译介西方、日本先进农学成果的同时，也在《农学报》上刊登中国传统农书及相关研究文献，使得中国传统农学在现代学术视野下亮相，促成中国传统农学近代化转型。

四

随着学习西方农学的呼声越来越大，遂成趋势，统治阶层也认识到学习西方农业科学技术对于强国兴邦的积极作用，开始从国家政策层面推行农业改革。1898年5月，光绪帝发动变法，诏布《明定国是》，其中涉及农业改革颇多，有云：“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土，未尽地力者尚多。著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准空言搪塞。”

光绪皇帝关于改革传统农业的诏令，反映了国家层面对传统农学近代化的态度，从此中国开始仿效欧美日等先进国家，发展近代农业，完成了将农学知识启蒙上升到国家意志，农业科技近代化进入国家文教体制的历史性转变。

虽然戊戌维新变法短短百日即夭折，变法期间设立的农工商总局也被裁撤。但趋势已经形成，中国传统农学的近代化进程依旧向前发展。1899年，清政府决定继续向欧美日派遣留学生，敕命国内各大学堂等学术机构选译农工商矿各书。1903年，新政重新提上日程，重新设立的农工商部，其下属平准司主管“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畜牧、树艺一切生殖之事”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的农业主管部门。农工商部的设立，使得农业科技体制化有了行政管理上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