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升庵：倔强的灵魂

一

焚烧，如此撕心裂肺。

笃定全身意志，突破障碍。直线走向的绽放，断裂的直，亦是直。哪怕有那么一阵子，趋于蛇形，终究朝着既定的方向。蜿蜒中，寻找端正，仿佛黑暗中的萤，寻找迷失的芬芳。焚烧的香袅袅盘旋，扶摇直上九天。

它扑面而来，忽然就击中了谁心中的柔软。画中人簪花，如此夺目，让人肃然起敬：

一棵佶屈聱牙的老树，与前景一块嶙峋的山石，绞合出一个反向的“S”，即映射出他胸中之盘郁。（王新《见与不见——读图时代的视觉教养》）

我不得不跟随画意的释放，搅动某种忐忑，甚至有些危险的处境。那就自我淳化——放下执念，挫折中踯躅潜行，蜿蜒中谋求线性。

妩媚或者崇高，是画者和簪花人共同的赋予。画者叫陈洪绶，人称陈老莲。崇祯九年（1636年）深秋，老莲作此画。收完笔，明王朝就只剩下风雨飘摇的尾巴了。画中人，早殁于八十年前的黑暗。这是故意造成后观者的误会？那黑暗中的簪花，与拒绝扭曲的枯树之间，到底抹掉了多少辛酸与老泪？

画中蜀人，名杨慎（1488-1559年），字永修，号升庵，死于贬谪边城，傲视西南五百年。

一个老男人，自个儿簪花也便罢了，还能引发多年后另一个老男人的欣赏，如此峰回路转，更像一场审美意外。无主题变奏的秋花，向右遭遇石块的转折，直行不得，迂回也难。腿脚可以挪动，头颅却义无反顾了，笃定意志，憋屈中用力，开向风行的自由。

时间是会说话的。说话的时间，不只在画中的肥胖和妖娆，青春阳光的侍女，更在山花的照眼，老树的压抑，红叶的抗争。所有空间上的违和感，只为营造洞穿黑暗的声泪俱下。

扬慎贬谪云南三十多个春秋，云南人吹嘘了五百年。云南人说，杨慎值得吹的东西太多。单说那学问，那就是绝对的高海拔啊。说云南是扬慎的学问福地，毫不夸张。

扬慎贬谪途中，有过在四川泸州短暂隐居的那么几年。泸州人兴奋得吹上天，说没有泸州，很难想象《三国演义》如何开篇。泸州人甚至异想天开，视泸州为扬慎的“奇点”。

《三国演义》故事很精彩。统领这些精彩的，是杨慎在长江边上的一句感慨：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明·杨慎《二十一史弹词·临江仙》）

耳熟能详的歌词。极度阔大的意境。那超然时空之外的玄妙，近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此话还是泸州人说的。

我无法驳回云南人的自信，也无法拒绝泸州人的嘚瑟。就像东坡老家的我，无法驳回杭州人的自信，也无法拒绝岭南和海南人的嚼瑟一样。

我同样羡慕眉山旁边的新都人。羡慕那片厚土的孕育——儒生世家，扬慎时代，五百年一出的升庵大学士。

文脉横生啊！

新都人吹不吹，我都羡慕。因为杨慎千真万确，生于斯，长于斯。这是泼天的富贵。

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家风好，出人才，就是硬实力。一个新都杨氏，抵多少读书人家？一户人家，历五代，出七名进士，其中一个十八年首辅，一个状元，人才的数量和规格，绝对天花板。新都人还算了一个账，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虽说四川只出了一个状元，但是这个状元不是别人，是年纪轻轻就名冠天下、二十四岁又一举夺魁的杨慎。有人说，考中状元，有很多偶然。几百年就出一个状元，能说明啥？这倒是实在话。问题是，新都的这个状元，具有不可复制性，他一个状元能抵明朝很多个状元。清朝二百七十多年，四川也只出了一个状元，但那个状元，仅仅是个考试的产物，没可比性。人才这东西，量化模型，意义并不大。支撑杨升庵，除了“一个状元”名头，最关键是那垫背的学问人生。这个话题，明显要比状元本身犀重得多。

我等书生，又岂敢随意评说。只能待在山脚下，胆战心惊仰望啊。

扬慎是明朝书生的珠穆朗玛，也是四川书生的珠穆朗玛。

这话是有佐证的。比扬慎稍晚的李贽，算一等一的大书生吧。他研读杨升庵的态度，百分百地五体投地：

吁！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于是以窃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历之详，如昔人所谓年谱者，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明·李贽《焚书》卷五《读史》）

难以想象，一个超级大书生，与比他还大的书生相遇时，那是何等的虔诚？提着鞋，小心翼翼，悄不作声，暗自拊掌，摇头嗟叹……什么模样的感慨，怕都是有的。

三

生在儒学豪门，是幸运的。生在唯有读书高的时代，是幸运的。曾祖父杨玫，祖父杨春，父亲杨廷和（号石斋，谥文忠）。三代教育世家，终培养了独一无二的科举之花。

生在一个不可理喻的时代呢？生不逢时，还是乱世造英雄？

挑战点就在这里。既然此时此地，所谓的滚滚红尘，别无选择。又不愿意随波运流。那就去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去自由书写，书写自在的小我，书写书生的天下，书写一个专属的大时代。

顶级的书生，应该有这个自信。

杨慎的时代，由他一个人书写，并从自号“升庵”开始：

先生尝出游乘一木肩舆，仅客膝，状如升，所谓升庵矣。（明·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年谱》，简称《升庵杨慎年谱》）

简氏是杨慎同时代好友，记录的扬慎事迹，是可信的。一升庵，比斗室还小？能容膝，就已足矣。安放肉体，并不需冗余的空间。精神世界，何其广袤。它由自己主宰。

杨春和杨廷和，本来给小孩子取的学名，叫“慎”。大约是想让其谨言慎行，摸着石头过河，小心行得万年船。其实，他俩也是按天下读书人的通行准则，给家族后人的行为规范，画了个圆圈。这就像苏老泉给大儿子取名“轼”，是一个道理。越是想规避的，越容易陷入宿命。我高度怀疑，升庵跟我的乡贤东坡一样，是个敢于说“不”的天选之子。据说，先生出生后，一天一夜，大哭不止。家里的大人告诉我，当年我从娘胎里下地，也曾啼哭不休的。只是我条件反射式的举止，又如何能与先生冥冥之中的发声相提并论。夜太长，也太晦暗。小孩子的发声，谁能喝止？取个名对冲，也是迂腐的权宜了。

杨慎生在京城，按今天的观念，算京人。杨慎从来不认为是皇城根出来的人。他的生母黄氏，妥妥的眉州人。岳父是眉山籍入仕的国子监丞黄明善。先生自带母体的眉山血液，能算半个眉山人么？

不管是新都人还是眉州人，都是蜀人。蜀人脾气执着，认定的东西，往往一根筋，要命的是嘴巴子还大。

“不”，曾刻就东坡的血脉，现在烙印于升庵的DNA。

说“不”的年轻蜀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弘治十四年（1501年）四月，扬慎随父还京，写了一首“黄叶诗”，现在已经读不到了，留下来的只有当朝文坛泰斗李东阳的盛赞：“此非寻常子所能……”（明·筒绍芳《升庵杨慎年谱》）

杨慎随父在京城求学的几年，干过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弘治十八年（ 1505年）二月，朝廷开乙丑科。他陪父亲杨廷和去主考，见一篇诗文让考官们给扫了地，说是文辞太冲。冲，有啥问题呢？不冲的书生，拿来有啥用？苏东坡比谁都还冲哩。他拿着卷子，找到考官们理论，说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诗。有意思的是，那些大学士竟然被他的说辞给堵住了。正因为他的考场捡漏，这才有了崔铣摘得当科“诗魁”的佳话。崔铣是个有情怀也有骨气的书生。他拜比自己小十岁的杨慎为“小座主”。后来因为支持杨慎反对“大礼议”，愤然辞职回乡，也做了个学问家。

杨慎的“杠”，不只拯救了一个“诗魁”，更像在拯救某种世态。

四

杨慎入仕前参加科举，看似一路绿灯，细究起来，背后也有苏东坡式的黑色幽默影子。

正德二年（1507年），得中乡试“易魁”。四川督学刘文焕说：

“我之才不能如欧阳修，却得到了苏轼之才一样的你。”（明·简绍芳《升庵杨慎年谱》）

此话，第一次把杨慎同苏轼等位评价。督学老师是伯乐，谦虚为伯乐之德。谦虚加上慧眼，千里马就在他眼里生发了可见光。不管是文曲星附体，还是东坡转世，反正那一刻，有一种伟岸的明亮，忽然就照见了。

如此幸运的千里马，正德三年（1508年）春天的会试，为何又会丢失试卷？

弄丢试卷的两个主考，一个是大学士王鏊，一个是礼部尚书粱储。两人弄丢试卷的原因，竟然是考生的试卷太过于优秀，他俩一致拟推会试第一。太激动了！两人实在喜欢那文采，传来看去，哦嚯，灯花落到试卷上，烧了个大洞，这可是要命的渎职罪。放到今天，也是属于严肃问责的考场责任事故，遑论封建王朝的科举！咋办？两人要么冒欺君之罪，如实汇报，要么把卷子按下来，瞒天过海。两个大考官，胆子小，只好选了后者。

杨慎这是招惹了谁呀？

这事可没完。两位主考，开卷后发现他俩不小心给烧了的试卷，“被落榜”的考生，不是别人，是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天才公子杨慎。两人知道这事肯定遮掩不过去了，只好去找杨廷和，下跪求饶。杨廷和如果不依，估计两住主考就有治罪的麻烦了。结果是，杨廷和原谅了二人，让杨慎再研学三年重考。

这是老天爷给扬慎开出的一个天大的黑色幽默。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呢？那幽默会不会正是文曲星的飞来神笔？天造地设的状元，他从现在开始，奔向神的历练之旅——前面等待他的，是一个比一个险恶的关隘。

落榜后的扬慎，去国子监拜“江右大儒”罗钦顺为师。三年后的正德六年（1511年）春天，再次以无可辩驳的文章实力，夺得第一。

五

杨慎入仕的起点，是翰林编修，从六品。品级靠中间，但有特权：遍览“皇史成”（明宫皇家藏书阁）。读书第二，登科第三，修身齐家当为第一。这话是他老爸说给他听的。现在高中了，人生才算有了起色。做官不是要点，要点是他可以把第二要事做到极致，穷经皓首，在一个相对安静的时间和空间内，寻找修身齐家的参考。

杨慎的确没着急想着去做啥官，而是一头潜进文献，开启职业研学。

有志书生当立言。闻名于世的立言之著——《二十一史弹词》，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着手。

杨慎在翰林院一干就是十二年。十二年，在令人的眼里，就是十二年冷板凳，四千天的寂寞和平淡。在杨慎眼里，十二年，那又是多少灿烂学问和锦绣文章？

十二年，要么在寂寞中，积土为高垒，要么在平淡中，温水煮了青蛙。

要不是这令人羡慕的十二年冷板凳，怕也没有接下来波澜壮阔的“丁丑封事”和“大礼议”。

需要交代一下，翰林院任上，杨慎在正德八年（1513年）七月，奔继母丧，回新都丁忧。他的父亲杨廷和荣升首辅。其间，正德十年（1515年）正月，祖父杨春也过世了。年底服满返京时，取道岷江、青衣江，路过眉州青神，在好友也是妹夫余承勋陪同下，游览中岩，并题诗：

夜泊中岩下，扁舟对万峰。一星高岸火，几杵上方钟。水落滩声急，云低雨夜浓。何人吹铁笛，潭下恼鱼龙。（杨慎《升庵集》卷十九《夜泊》）

这算不算中岩寺最打动人的诗句？尤其是这两句：“一星高岸火，几杵上方钟。”“高岸火”，下里巴人眼中的乡村夜色。“上方钟”，读书人一生追求的阳春白雪秘境。数量词“一星”和“几杵”的加持，本来高度对立的“火”与“钟”，一下有了上天落地般的反差和通透感。想来，一等一的才子，才能有如此神笔。

回京复职翰林，有了具体工作：“经筵展书官”。就是专门给正德皇帝翻书查讲义。这算不算帝师？当然算，因为此职需要选拔，不足够博学，连起码的资格都不具备。关键是皇帝有啥不明白的，随时会发问，有些问题讲经官能答，要是问些生僻奇怪的东西呢？这时候，杨慎搜索引擎的作用就凸显了。给正德皇帝解答疑难，那是毫无争议的帝师。做帝师是顶级读书人的梦想。杨慎想没想过，我不知道。李白想做，想了半辈子，没成，抑郁啊。

后来，杨慎还做过丁丑科的掌卷官，发现了舒芬的殿试卷，推荐给主考，拿了第一。舒芬的文章，主考们认为文艺范差了点，杨慎却以为德行人品，应列于文艺之前。今天我们讲德艺双馨，德仍然是第一位的。因为杨慎的坚持，舒芬状元及第。与其说，这个状元是杨慎给舒芬的，不如说，是杨慎阔人的眼光厦人格锋芒的自我求证。扬慎没有看错，这个舒芬，最后做了个刚正不阿的诤臣，也受到了打击，抑郁而死。舒芬才华不及杨慎，骨气却不输。有了骨气加持，就算才华稍逊，也能著得上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