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一日三秋》空间诗学研究

摘要：刘震云长篇小说《一日三秋》中的人物，为生活奔波却都活成了笑话，小说在展开过程中呈现了大量的空间样貌。本文运用空间理论对小说进行阐发，从人物存在角度归纳出凡人的地理空间和鬼神的异质空间这两种空间形态，建构出并置的空间地图；另一方面，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构成权力空间建构的基础，人物主体成为空间关系抽象的能指符号，在人物的行动中，小说展现出花二娘异质空间的支配地位和其他空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本文从刘震云的小说中总结出一条地理空间—权力空间分析的经验路径，以期为中国当代小说的空间书写提供一点儿思路。

关键词：空间；权力；《一日三秋》；并置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日三秋》是以“寻找”为主题而展开的，小说人物在找寻过程中的出走和回归轨迹呈现了多种样态的空间样貌。当前学界对于刘震云小说的分析侧重于作者的写作风格和叙事方法，尚未重视对其小说空间维度的分析，所以本文尝试以“空间”为切入点对小说进行阐发，来解读小说的空间建构以及依托于空间而呈现的权力关系等深层内涵，并从中管窥中国当代小说的空间书写经验。

一、空间建构：从真实空间到异质空间

海德格尔以“栖居”来形容人生存在于大地上，其中蕴含着人和作为物理空间的大地的关系。从人物生存之地的角度来看，《一日三秋》至少呈现了三个维度的空间样貌，这体现了小说文本对叙事的空间特征的强调，这种强调本身所体现的是小说叙事性的消解，从而展现一种“反叙事”特征。何为反叙事？龙迪勇认为：“如果说叙事凝固了时间、建构了历史的话，那么反叙事则可以拆解历史、重塑过去。”[1]龙迪勇是从叙事目的的角度阐发“反叙事”，这是对线性时间的因果叙事的一种反思和反叛。小说中，神仙花二娘和尘世凡人处于两种形态的空间之中，在故事展开中，两种空间分别体现为线性时间和永恒时间的存在，因此小说所呈现的空间样貌是反叙事的，或者说，小说空间呈现的形式并非叙事性的线性结构，而是一种并置的空间关系，并置空间中的样貌各自呈现着不同的时间形态。空间的并置所体现的是空间之间的对立关系，空间的对立往往基于两种依据：界限和异质。鲁斯认为小说中的空间有三种结构形式：一是连续空间；二是特殊情况下可以跨越的异质空间；三是不能直接沟通的异质空间[2]。这种分类方法在《一日三秋》中也是有效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一日三秋》中空间的异质往往依靠空间中所存在的人物的特殊性来区别，空间的对立是人与非人的身份的体现，也就是说，在连续性的人存在的地理空间之外，与其相对立的异质空间是具有神话色彩的，需要依靠基于真实地理空间的想象而建构，所以，空间的对立是人与非人的对立，也是真实与联想的对立。如果说，小说文本所呈现的真实地理空间已经体现为虚构的产物，那么，基于此而产生的空间联想的建构则是虚构的虚构，所以，这种对立也可以说是虚构与虚构之虚构的对立。在《一日三秋》中，这种对立的人物存在的空间被分为两种，这里命名为地理空间和异质空间。

（一）寻找中建构的地理空间

小说中，基于真实地理空间的空间建构并非真实地理空间本身，而是对真实地理空间的一种还原性地模仿。刘震云在《一日三秋》中沿用了“寻找”的叙事主题传统，在小说中，尘世里的人物（区别于花二娘等非人人物）由于各种原因离开旧地而踏上寻找之路，地理空间的全景就是在人物的寻找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从具体来看，尘世中人物的找寻分为“出走”和“回归”两种形式，他们为着寻求精神上或者生活上的新生而出走，但这种目的却往往落空，因为他们发现地理空间的转换并不能改变自身命运，在新空间里的探索似乎是原来生活的一种循环，而其苦苦寻求的答案却可能存留于出发的起点。于是，人物又开始了地理空间上的回归，这种寻找成了“兜圈子”式地寻找循环，人的寻找一无所获，带着目的地出走和回归，使他们的目的性成为无意义。但从另一个层面看，他们的脚步却使得整个小说的地理空间地图清晰了。

从小说的结构来看，《一日三秋》主要分为《樱桃》《明亮》两个主线故事以及《花二娘》一个副线故事，其中，尘世凡人的行动所建构的三个主要的地理空间分别为：河南延津、湖北武汉和陕西西安。第一，河南延津。河南延津是刘震云的故乡，所以刘震云常以延津为其小说的发生地。在《一日三秋》中，延津也是整个故事开始的地方。陈长杰、李延生和樱桃是风雷豫剧团的演员，以唱《白蛇传》闻名。后来剧团解散，陈长杰的老婆樱桃上吊死了，陈长杰带着儿子明亮去了武汉。后来明亮坐火车回到延津，在这里长大成人。小说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来自延津，就连花二娘也在延津扎根几千年，延津是小说地理空间上的根。第二，湖北武汉。樱桃死后，陈长杰带着明亮来到武汉，后来结识带着女儿秦薇薇的离婚女人秦家英，重新组建家庭，在这里生活到晚年。武汉是陈长杰逃离延津的归宿，是樱桃追赶的地点，也是明亮逃离的第一个地方。第三，陕西西安。在延津长大成人的明亮与有过性工作经历的马小萌成家之后，为了躲避当地人的流言，离开延津去了西安，最后彻底与延津断了联系。

这三个具体的地理空间，都是通过人物的寻找和出走而应运出现的。在真实的地理地图上，河南延津、湖北武汉和陕西西安构成一个地理上的三角关系，这是在人物出走之路上建立起来的地理地图上的闭环。刘震云并没有浪费太多笔墨在具体的地理空间细节上做文章，而是把重点放在对整个地理空间的把控上，极大限度地抛开了地理空间中历史的、社会的因素，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保留了地理空间中的地标建筑作为地理地点的参照，例如武汉的黄鹤楼、西安的大雁塔等。此外，刘震云也关注地理空间在时间流变中的历史真实，小说人物的“去和回”成为观察时间变化的空间见证者，通过人物来展现建筑空间这一凝固的时间。

在这三个地理空间点中，延津是故事的原点，也是小说中人物逃离的起点，而其他两地与延津联系的起点都建立在老董的算命上，算命代表的是人与鬼神以及命运的联系，反映了对从前的逃离和未来所要奔赴、寻找的目标都建立在与命运的联系中，这不仅体现出作者所要传达的命运的必然性，而且展现了个体对于命运的反抗，这些都反映在地理空间中的人物的找寻之路中。

刘震云在《一日三秋》里把对地理空间的建构和人物的命运、故事发展交织起来，黄清秀认为：“刘震云小说有着深刻的漂泊感，透露出现代人的孤寂，这种孤寂感的书写与呈现，既有对人自身存在的虚无性的探讨，也有对整个社会民族的存在规律的探寻。”[3]人物在找寻之路上的循环和兜圈子，展现了普罗大众对生活意义之追求的困惑，以及作者对于普通人面对命运无知又无力的同情。一方面，人物自身的奔波在行动中体现为盲目和无意义；另一方面，众多人物无意义的奔波，体现了刘震云对社会生活存在主义的反思。

此外，在对地理空间的建构中，刘震云把延津作为西安和武汉的对立面，以突出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对比。延津作为人物逃离的起点，其相对于他乡之独特性也凸显了出来。对陈长杰来说，故乡是充满记忆的地方，在故乡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充满了熟悉的味道，而这些片段的记忆正是他要拉开距离的、逃离的东西。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里称家宅为回忆与无法忆起之物的结合物：“在这个遥远的区域，记忆与想象互不分离。双方都致力于互相深入。二者在价值序列上组成了一个回忆与形象的共同体。因而家宅不只是在历史的流逝过程中，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日复一日地被体验着。通过幻想，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居所共同渗透开来，保存着逝去岁月的宝藏。”[4]家宅在中国社会语境下可能体现为一个区域的紧密联系，延津这个小城镇之于陈长杰就有这种家宅色彩，每一次对延津的直观，都会勾起陈长杰的联想，而这种联想和体验，正是陈长杰所要逃离的，他要把一个个通过直观达到的记忆拉长，成为可以回避的远方的回忆，而这个逃离或找寻，就是通过地理空间的转换来实现的。作为陈长杰的儿子，明亮三岁的时候回到了延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陈长杰自己的回归。陈长杰说自己一生走错了两步，都是因为唱戏，因为唱戏结识了樱桃和秦家英，可见，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并没有因为地理空间的转变而改变，无论是地理空间上的奔走还是命运的轮转，都似乎是在兜圈子。相对于陈长杰的逃离，明亮离开延津除了对小环境流言的躲避，还有对新生活的追寻。明亮的结局看起来似乎在地理空间上与延津断了关系，但其实并非如此，甚至明亮的回归是小说中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回归。中年的明亮去寻找奶奶院子里的枣树树心，在延津没有找到，小蔡把一个假的刻有“一日三秋”的门匾送到了西安，可明知是假，明亮还是将其挂在了他经营的店铺总店的墙上。明亮的回归是对故乡的回忆和眷恋，通过一块门匾的形式，种种情感被放在了身边，兜兜转转一生，明亮最离不开的或者一直找寻的正是逃离的起点。门匾是假门匾，这更体现了小说人物对生命意义追求的虚无，一切的努力都具有盲目性，最终并非修成正果而是一场虚无。

（二）重构后的异质空间及其两种形式

如果说，地理空间是对真实地理区域的还原性虚构，那么异质空间就是对虚构后的地理空间的重构，它是与地理空间并存并置的空间整体，在《一日三秋》中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花二娘所在的空间，一种是樱桃所在的空间。两者的区别在于，花二娘的异质空间是一个在空间上等同于地理空间而时间上区别于地理空间的空间整体，其时间是非线性的，而樱桃所在的异质空间体现为樱桃所存在的空间地点，她时而隐没于照片之中，时而出没于其他空间，因此樱桃所在的空间可以被视为花二娘空间的变形，它范围狭窄且无法逃离时间流变。由此可见，花二娘和樱桃存在于同一异质空间的不同空间层级中。总而言之，地理空间和异质空间的并置关系，基于两者质料的区别和界限的隔离，虚构和重构之间的空间想象又区分出两者不同的空间结构层次。

刘震云《一日三秋》中的空间建构呈现出层级结构的特点，从真实地理空间过渡到异质空间，存在一个越来越虚化的建构过程。刘震云对异质空间的建构基于对时间和历史的解构，在小说中呈现为反叙事的特征以及对时间和历史的消隐，这种对于线性的叙事时间的反叛并非对时间的否定，在小说中，刘震云往往通过空间结构来表达时间。龙迪勇分析了现代小说的三种空间叙事形式，认为空间可以作为时间的标识物，凝聚着时间的空间形式，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5]这种凝聚着时间的空间形式，在《一日三秋》中不断推动着故事前进，也是花二娘异质空间的特征。

在小说人物寻找的历程中，读者对事件流变的把握往往是通过人物地理空间的转变而获得的，而地理空间的变化则通过建筑物等空间形式的变化来体现。以明亮的行动路线为线索，明亮又二十年后再回延津，“街道两旁的楼房和商铺，都感到陌生”[6]，他看到的是建筑物的变化，可内心涌起的却是对时间流逝、物非人非的失落感。段义孚认为：“建筑空间似乎会折射出人类情感的韵律，所以它被称为‘凝固的音乐’——空间化的时间。”[7]所以，空间的叙事也是情感的叙事。

花二娘异质空间的一个特征体现为时间的消隐。在花二娘的异质空间中，时间是变动不居的，久居其中的花二娘“青春永驻”。由此可见，在花二娘的异质空间里，时间只是代表数字的抽象符号。花二娘异质空间的另一个特征，是其空间之质料区别于地理空间，按照鲁思·罗侬的说法，其异质的特征在于地理空间的人是无法主动进入的，这也就使异质空间具有神话色彩，并且为读者提供空间联想的可能。花二娘的异质空间对于小说人物和读者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这个空间更具有形而上的色彩，是泛神的和绝对的所在。那么，这个花二娘的异质空间和地理空间的连结在哪里？连结在于夜晚的梦境。花二娘具备进入延津人梦境的能力，她让梦里的人讲笑话，把她逗笑就万事大吉，否则就会一命呜呼，在小说里体现为被花二娘变成的大山压死。

此外，上面提到异质空间的另一种形式是樱桃的小范围空间，如果说花二娘连接空间之间的能力是其选择的结果，那么，樱桃的异质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联系则充满了被动性。樱桃的存在需要依附于相片或者他物（比如海报），物本身不是异质空间，而是为樱桃提供了一个寄身之处，而物则是空间之间的连接。也正是因为樱桃异质空间的被动性，才使地理空间中的人物可能与之主动联系。这种联系的可能性主要来自能够通鬼神的天师老董和马道婆。在文本中，刘震云不仅安排了“人死之后是有灵魂的”的预设，而且在小说中用了中国传统中“人间—地狱”的神话体系，人死了是要见阎王的，这就给老董或者马道婆能够通灵提供了可能性。老董能够算出樱桃在李延生的身体里，马道婆能够镇压樱桃使她受尽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