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化变迁语境下马金莲小说的乡土叙事

摘要：马金莲比较关注城市现代化进程对农村的挤压，其小说常以农民为对象，着重表现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生计变迁及生存困境，探讨农民在现代化语境下的矛盾心理。在马金莲近年的小说创作中，农民对现代化的态度是一个从初步认识到被动接受的曲折历程，作家既关注孩童的成长困境和悖逆人格，又揭露成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困境和矛盾心理。在冲突逐渐暴露的过程中，马金莲对乡村困境进行现代性反思。

关键词：马金莲；现代性；矛盾性；乡村困境；乡土叙事

现代性是一个矛盾概念。它本是欧洲启蒙学者有关未来社会的一套哲理设计，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由于其不断给人类生活带来剧变，人们产生频繁的精神焦虑，现代性于是成为“危机和困惑”[1]的代名词。据赵一凡先生所言，现代性问题可以分为文艺现代性、哲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本文中的现代性则具体指社会现代性。“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对现代社会作过矛盾预测”[2]，韦伯试图从社会学意义上将现代性描述成一个理性苏醒、逐步给世界祛魅的过程，但他也发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即现代社会自身具有的矛盾。此后的哈贝马斯放弃黑格尔“现代性的核心是主体性”的观点，从哲学社会学角度研究现代性；而利奥塔则从知识社会学出发，提出现代性不过是一种知识游戏的说法。在此背景下，“吉登斯开启现代性研究的第三维，即以社会学方法反思这一哲学难题”[3]，他提醒人们重视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断裂性和两重性。断裂性是指现代性将人一举背离传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两重性是指现代社会变革呈现一种悲喜交加的后果。

由此而言，现代性最大的特点是矛盾性。在城市现代化变迁语境下，一大批宁夏作家如李进祥、石舒清、季栋梁、马金莲等从自身经历出发，书写时代变革中的故土——西海固。西海固地处宁夏南部山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海固地区气候恶劣、土地贫瘠，但正是这种艰苦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朴实的西海固人民。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西海固不可避免地踩入现代化的陷阱。“从一开始现代性本质就是变革”，故而“利弊交杂、福祸相依、风险与希望同在”[4]。现代化不仅给西海固人民带来了丰厚的利益，还有巨大的风险与挑战。在此情况下，西海固农村地区由于技术、劳动力、吸引力等因素都比不上城市，故而受到城市挤压，导致农村利益受损。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吸引了一大批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青年人涌入城市，导致农村种植业劳动力的缺失和耕地的荒废。在此背景下，政府推行移民政策，此举虽然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部分荒地得以被重新利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但现代化带来的不仅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人们精神信仰的无所皈依。在马金莲的乡土叙事中，现代化导致一系列乡村困境，作者在小说中将其表现为农民进城打工现象、留守儿童成长危机现象、婚姻危机现象和移民搬迁生存窘境现象四个层面，深入思考乡村困境产生的内在机制。在现代化背景下，农村与城市密不可分，城市发展必然会导致农村的变革。因为有更落后的农村存在，一个较为发达的农村相对来说就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城市”，由此推进，整个社会都处在现代化制约之下。从这一角度来看，马金莲思考的就不仅是西海固农村陷入的现代困境，也是整个中国农村面临的社会危机。

一、再现农民进城打工现象

打工潮未兴起前，西海固农民的生存方式是耕种劳作，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丰富经验足以使他们过上温饱的生活，许多人去过的最远的地方，莫过于镇上的集市或是县城，甚至有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村庄，这是西海固农村的常态。所以，当人们听说可以外出务工时，他们既恐惧又渴望。最终，对打破生活困窘的渴望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尤其对青年人来说，他们抱着美好幻想瞒着父母去往大城市打工，但残酷的现实予以他们重击。在表现这一现象时，马金莲常常采用悲剧形式进行书写，如《贴着城市的地皮》《孔雀菜》等都着力描写主人公进城后的迷茫与痛苦，表现他们在都市中的无力感，这是这类人物的普遍性现象。悲剧“不是描写王子的死亡，而是更加贴近个人，同时又具有普遍性”[5]，悲剧的个性在于它是每个人独特的体验，共性则在于形成悲剧的深层原因及悲剧结局。正因如此，马金莲笔下的人物才引起了读者的情感共鸣。但作者并不仅仅揭示他们生存的艰难和命运的悲剧性，而是着重表现简单淳朴的乡村生活和积极乐观的西海固精神。“马金莲正是因为深入其生存地区人物生活的根部，才能如此真实地呈现出西海固民众的生产生活状态，她的叙事也因能够专注于人物在生活中体现出的普遍人性而具有普遍性意义，描写困难却不渲染困难，一切都是围绕着人与其生活去写。”[6]

在思索西海固现代化问题时，马金莲较为关注青少年在成长中的生存困境。青少年正处于一个思维活跃的阶段，与老一辈相比，他们既容易受到现代社会的诱惑，也更有外出闯荡的勇气。也就是说，青少年对农村枯燥生活的厌烦和对广阔世界的好奇与追求，使他们最终抛弃乡村涌入城市。无论是《孔雀菜》中的舍木，还是《贴着城市的地皮》中十三岁的“我”和马沙，前者卖血赚钱，后者靠装聋作哑乞讨为生，他们在城市的侵蚀下逐渐失去自我和尊严，被社会异化为金钱的奴隶，他们最初对现代城市美好的幻想也被现实世界击碎，“他的舍木，一个山里娃，是迷失了，他把自己深深陷入那个奢华富裕光怪陆离的城市”[7]。《少年》中的哈三、哈赛兄弟俩与舍木、马沙不同，兄弟俩是为了减轻家中负担才放弃读书选择进城打工，但弟弟哈赛却在工头“油条”的教唆下染上了抽烟和打麻将的恶习，好在哈赛最终认清了现实，在哥哥的帮助下戒掉了恶习。为了不让弟弟吃苦，哥哥哈三选择一个人进城打工，让弟弟去读书。在对生存困境的揭露和反思下，马金莲呈现了西海固农村一代青年人在社会急剧变革中的焦虑感和无力感。

当城市现代化迅速扩展到农村地区，思想滞后的父母无法阻止青年人对外界的渴望，双方对于现代社会的认识都十分浅薄，这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农村青年在城市生活中往往走入歧途，甚至通过非正常途径来赚钱，尽管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财富，但自己却被城市异化，现代化否定的一面在打工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诱惑和利益面前，哈赛、“我”、马沙和舍木都没有经得起考验，变成城市的“边缘人”和“隐形人”，他们身在城市，却无法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甚至被同乡人压榨，演变为人生的悲剧，失去身为人的尊严甚至是生命。人一旦被异化，人的属性将会逐渐消失，人的精神信仰也会被物质欲望逐渐侵蚀，直至沦为没有思想的机器。在此种矛盾下，打工与否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困境：一边是经济的压力，一边是精神的溃败。无论如何选择，都将面临新一轮的难题。

二、塑造乡村留守儿童形象

打工潮现象的出现伴随着留守儿童的大量涌现。农村外出务工的一般都是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年人，留守在家中的则是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童，祖孙两辈相依为命。留守儿童因此产生情感上的问题——父爱与母爱的缺失，这是任何人无法弥补的遗憾。在塑造留守儿童形象时，马金莲使用隔代视角表现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冲突。对儿童来说，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对老人来说，他们没有子女在身边尽孝。中间一代人的不在场影响了三代人的生活与成长，隔代视角的叙述方式本身就意味着话语的缺失。例如《风筝》《三个月亮》《孤独树》中的小孙子和爷爷奶奶，他们之间的沟通有着无法逾越的障碍，语言失去其沟通交流的功能。留守儿童在马金莲笔下都变成沉默寡言的孩子，他们既有着孩童应有的单纯与天真，会为“父母”带回的风筝而开心不已（其实是爷爷做给小孙子的），同时他们也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身份——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无法像普通孩子一样撒娇吵闹，没有人为他们的行为买账。此外，留守儿童之间还存在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例如《三个月亮》中的艾力夫在得知明明和亮亮也被父母抛下后，逐渐放下了对兄妹俩的敌意，仨人之间建立了美好的友谊。

留守儿童属于“孤独”群体，他们的父母为了生活外出打工，看起来理智地克制住情感，却忽略了儿女对父母有情感需求，父母没有意识到情感上的缺失对于儿女才是最致命的伤害。马金莲显然注意到了这种情感的困境。在《三个月亮》中，艾力夫和明明、亮亮拿着自己画的车票和几块钱，准备去河南和新疆分别寻找自己的母亲，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母亲曾经抛弃了自己，但出于对母爱的渴望，他们还是踏上了寻找母亲的路途，但这一行动无疑不会成功。成熟与天真这两种反差性格在孩子们身上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矛盾却是社会现实造成的真实性格。马金莲所表现的这一类具有反差性格的孩子，就是当时留守儿童的普遍形象。

深入儿童内心，发现儿童的情感需求，而不仅仅关注成年人现实世界中的生存困境，这是马金莲以儿童为主人公的思考点。在孩童世界中，他们的愿望朴实单纯，仅仅只是希望得到父母的关怀，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无法诉说的激烈情感，被马金莲在隐忍的叙事中逐渐披露。例如，《风筝》中的小孙子对父母的称呼逐渐变成“那两口子”，称呼的改变反映的不只是儿童对父母的强烈不满，也揭露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隔阂。社会变革改变了西海固农民的生存方式，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也导致家庭成员的分离，出现大量的留守儿童，这实际上是另一种生活的悲剧与矛盾。

三、反映进城打工带来的婚姻危机现象

现代化带来的问题还有婚姻危机现象。青年人选择外出打工，不仅是由于他们错过了受教育的机会，还因为农村教育条件差，为了下一代人，青年人选择外出务工赚钱，以此实现更好的生活。而外出打工往往会使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夫妻间的情感交流逐渐减少，家庭成为女性一个人的家庭，丈夫与父亲的身份由此缺失。另外，进入城市打工的青年人，他们的思想在都市欲望的诱惑下发生剧烈转变，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发生了质变。事实上，西海固乡村传统的爱情与婚姻是朴实纯粹的，夫妻间的情感更多的是一种亲情——对家庭的共同维护，而少了一种男女性别差异上的独特情感。在农村与城市的碰撞中，爱情与婚姻受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考验。

在反映爱情、婚姻危机现象时，马金莲常从女性立场和女性视角出发，对女性心理进行审视与挖掘，揭示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真实隐秘的情感变化。在马金莲笔下，西海固女性是较为传统的，她们内心渴望成为一名家庭妇女，并且主动将成年男性视为一家之主。这与封建时代的传统女性观不同，前者是由于地域与民族文化传统而形成的一种自然、和谐的女性观，而后者是在封建时代男性对女性的身份压制与戕害下形成的一种残暴、不平等的女性观。当打工现象在西海固掀起一股潮流时，留守家中的女性就独自承担起支撑家庭的责任，同时也必须克制自己作为妻子——女性的情感需求。在《大拇指与小拇尕》中，自哈蛋与媳妇结婚开始，哈蛋就在城市打工，哈蛋媳妇总是夜不能寐，看着电视里的青年人成双入对，“她睡在枕头上，觉得身畔空，心里也空，世界空落落的”[8]。在哈蛋媳妇心中，她既热切地思念着丈夫，渴望着与丈夫团聚，又埋怨丈夫只知道赚钱而不知道关心自己；与此同时，她还担心丈夫能不能吃饱睡好。作者表现了这种矛盾的心理变化，塑造了农村留守媳妇的普遍形象，这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哈蛋与媳妇却能互相理解，这本该让俩人的婚姻更加美满和谐，但意外却在此时发生，哈蛋媳妇为多赚点钱将幼小的大拇指与小拇尕放在窑洞中，两个孩子因为没有母亲的保护被蛇咬死。当在外辛苦赚钱的哈蛋得知自己的孩子都已意外死亡，他是否有勇气接受现实？他与妻子的婚姻将如何继续？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更牵涉两个家庭，哈蛋的父母能接受因为儿媳的疏忽而发生的悲剧吗？青年人进城打工本是为了生活和家庭，但这种亲情和爱情的双重悲剧，却正是因为丈夫和父亲双重身份的缺席而酿成的。但如果青年人不进城打工，他们最终陷入的将会是经济危机。在城市现代化背景下，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爱情、婚姻危机背后，折射的是城乡碰撞中人的精神的分裂。社会发展越快、物质生活水平越高，人的追求和欲望也就越多。在欲望驱使下，人在本我与自我之间不断摇摆，从而造成精神的分裂。在《平安夜的苹果》中，由于一个圣诞节昂贵的、被老板临时涨价的苹果，男孩一直被压抑的情感顷刻凝聚，他内心的无奈、自卑、愤怒等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冲动之下将水果刀插进水果店老板的胸口。这是情绪被压抑到极点后彻底爆发酿成的社会悲剧，这种反抗是无意识的，同时也是失败的。尽管男孩和女孩在城市工作，但他们依然处在城市的“边缘”，作为边缘人，他们无法融入真正的都市生活，这源自他们内心深处极度不安的情绪。事实上，对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渴望的是都市奢侈的消费，是物质上难以实现的梦想，而正是物质上的匮乏造成他们精神上的扭曲，从而酿成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