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频《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的色彩书写

摘要：孙频的中篇小说《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利用色彩的突显、对比与色彩词的搭配，打造了一个精彩纷呈的艺术世界。孙频在作品中的色彩书写，基于其对中西绘画的领悟，达到了润色语言、营造意境、传达思想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 孙频 色彩

梵高认为“色彩是无所不能的”[1]。在文学作品中，色彩是一种独特的叙述手段，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还是作家艺术精神的指向。色彩的表现形式和功能范围，增添了文本世界的审美内涵，丰富了读者的视觉美感。自古以来，中国便有“随类赋彩”[2] “以色貌色” [3]的美学思想。在文学创作领域，文人学士也分外重视色彩的运用，从《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自然色彩描写，到《红楼梦》中贾宝玉“金螭璎珞”“五色丝绦”、王熙凤“大红洋缎”“豆绿宫绦”的服饰色彩描写，色彩增添了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呈现出一个生动鲜活、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进入现代以来，更有大量作家塑造了属于自己的色彩世界，例如鲁迅笔下大胆奇特、黑白对峙的精神世界；穆时英笔下流光溢彩、声色交映的繁华都市；莫言笔下光怪陆离、奇崛炫目的高密东北乡……凡此种种，足见作家们对色彩的钟情。

《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是2017年9月孙频发表于《花城》的中篇小说。笔者从该作品的色彩运用着手，通过对作品中色彩群类的分析，阐释颜色书写对于文本言、象、意的构筑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孙频色彩观的成因及色彩书写的价值。

一、色彩书写概述

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孙频以敏锐的色彩感觉和分辨能力，借助多彩的意象和奇异的想象，打造了一个旖旎多姿、五彩缤纷的色彩世界，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视觉美感。据笔者统计，小说中共出现色彩词105次，涉及的色彩种类繁多，包括“红”“黑”“青”“灰”“绿”“金”“黄”“透明”“紫”等。其中“红色”是被使用最多的颜色，出现26次；“白色”其次，出现24次；“黑色”再次，出现16次。从色调的角度分析，中间色词共被使用56次，占比53.8%；暖色调词共被使用32次，占比30.8%；冷色调词共被使用16次，占比15.4%，中间色词夺得头筹。下文从色彩的运用情况来解读文本。

（一）意味丰富的红色主调

作为文本中被使用最多的色彩，“红色”的意义受到两个基本经验的影响：红色为血，象征生命，也象征牺牲；红色为火，象征温暖，也象征危险。红色与鲜血的联系及其灼热的性质，又进一步延伸成革命、热烈、勇敢、激情与喜庆的象征。在生理作用上，红色可以加剧血液循环，使人情绪更激动，但同时也会使人产生焦虑感[4]。这种象征性意义深刻地扎根于文化和时代之中，并潜移默化渗透于作家的创作意识。以红色为例，孙频塑造了一个涉及生活各领域的红色语象群，其大体可被分为三类：一是表现客观事物固有的颜色，如“红色的桃子”“红色的长裙”“鲜红的食物”“鲜红的烟头”等；二是表示特殊文化指向或指代意义，例如“心红胆壮”“红灯记”“落红无数”等，这些词语或起指代作用，或关联当时的社会文化与时代特色，隐喻象征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三是表示比喻或象征含义，例如“血红色的音乐”“血红色的人头一样大的西番莲”“血（红）一样的晚霞”等。此处以“血红色的音乐”为例来分析：

“在那些深夜里，他和母亲像两个即将溺水的人躲藏着、挣扎着、恐惧着、享受着这临渊的半塌的古堡。古堡里飘荡着血红色的音乐和神经里的碎片。” [5]

音乐只能通过听觉感知无法被看到，但孙频却用“血红色”来形容音乐，使音乐由无形到有形，增强了语言的画面感。同时这也是一种比喻性的通感，形象地表现了音乐在宋书青和宋之仪周围回荡，深刻地熔铸在他们记忆中，对读者而言也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延长了审美感受时间。由此可知，孙频笔下的红色语象群不仅仅是附着色彩的物象，更内蕴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构思，潜藏着故事的发展脉络，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氛围。

（二）以黑白为主的色彩映衬

色彩的审美特性，往往是通过色彩的对比、映衬、渐变、和谐等组合方式来实现的。因此，我们仅关注孙频运用色彩数量的多寡，言谈单个色彩的运用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色与色之间的组合关系。《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就运用了大量的色彩对比，例如黑白对比、红绿对比、冷暖对比，其中以黑白对比最为突出。日出为白，日落为黑，黑白作为人类对世界最原始的色彩感知，代表着明与暗的交错。在历史延续中，它们的内涵也不断丰富，黑色象征稳重、大方、神圣、刚正、忠毅；白色象征纯粹、纯洁、明快、朴素。黑白作为两极色，对比最为强烈。中国人对黑白的崇尚也由来已久，老子曾提出：“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6]这一思想成为我国艺术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泼墨山水画诞生后，“黑白”更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色，素朴至极的黑与白展示了我国崇尚简约、概括的审美取向和人文内涵。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领导了木刻运动，这种黑白鲜明的艺术形式不仅引领了美术革命，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鲁迅的作品中，黑白两色的对比贯穿始终，他一面描写黑暗的现实生活，一面憧憬着“白色的未来”，在黑与白的精神世界里变幻交织。孙频的创作也无可避免地承接了这种传统，在孙频的笔下，这种黑白对比得到了充分展现，“夜”的意象普遍存在，呈现着谜一样的力量。例如在描写夜幕下的桃园时，她这样写道：

“桃园里只剩了黑白两种颜色，黑的夜色和白的桃花，大块大块地咬在一起，看上去有些可怖。”[7]

伴随着夜幕降临，皎洁的月光映照在桃花上，桃花隐去了原本的粉色变成白色，黑的夜和白的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映衬出月光的洁白与黑夜的漆黑肃穆，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更增添了桃园的诡异氛围，推动了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宋书青深夜将母亲的尸体从枣树下挖出后，孙频紧接着写道：“月光把一切白的事情都照黑了。白的霜。白的时辰。白的骨头。”[8]这种黑与白的颠倒错置，不仅写出了夜的阴森清冷，而且暗示了人性的异化扭曲。可见黑白二色在孙频笔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种色彩的映衬配合、明暗对比、起伏变化成为孙频表达心声与精神意象的利器。

（三）动态流转的斑斓色彩

传统水墨画以黑白为主的色彩选择，当然蕴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也缺少表现多色调和全面塑造物象色彩的可能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单调性。正因如此，伴随着20世纪西方绘画传入，中国传统色彩观念逐渐演变，中国现当代作家逐渐认识到传统绘画的色彩局限性，在接受了传统色彩观念承传的同时，也吸纳了西方丰富的色彩观念。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孙频便很好地融汇了传统和现代两种色彩书写模式，她除了选用传统的黑白两色和红色的主色外，更选取了多种多样的色彩使它们相交织，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她对于色彩的选取和运用也十分考究：

首先，在写作时处理和运用色调时，她注意建构和谐的艺术世界。《文心雕龙·物色》曾提道：“凡攡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9]即色彩词适当应用，方觉可贵；如果五色层见叠出，那便过于繁杂，不足为奇。《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虽有10余种颜色，但诸种颜色彼此调和，十分融洽，这样既不耀眼，也不寡淡，恰同中国人“中和之美”的审美心态暗合。

其次，得益于孙频深厚的艺术素养，她对颜色的描绘精准而细致。作品中不仅有“红”“绿”“黄”等简单的单色词，还有“粉黄”“米黄”“翠绿”等混合颜色的介入。

再次，文本中的色彩不是静态地呈现，而是动态地变幻。例如桃子由“青”变“红”再到“暗红”，孙频巧妙地利用色彩变化呈现了桃子成熟的过程，动态的语言描述赋予了画面立体感和流动感，给读者留下了更丰富的想象空间。

最后，孙频娴熟地运用了“颜色辩证法”，文中的色彩映此衬彼而又不失天然。例如“透明的身体”与“紫色的血管”，“绿色的被子”与“灰白的头发”，“银色的月光”和“橘色的灯光”。她往往选取两种色彩，分为宾主，在同一画面下设置不同的比例，使之达到相互映衬、以宾托主的审美效果。

二、颜色书写的价值

文本是一个由表及里的多层次审美结构。王弼在诠释《周易》时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10]这详明地阐释了“言”“象”“意”三者之间由表及里的审美层次以及结构关系。本文从文学言语层、文学形象层和文学意蕴层三个层次来论述颜色词的功用。

（一）言——色彩的修辞功能

绘画作品给人以直观的视觉感受，文学作品与此不同，必须诉诸文辞，通过文字引发再造想象，从而产生审美感受。而这种审美效应主要是通过色彩的修辞效果实现的，色彩的修辞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比衬托

优秀的文学家更善于通过对比，使事物间的差异得以更清楚地呈现。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孙频运用了色相对比、明暗对比、冷暖对比等多种对比手法，特别是作者将冷暖色相对使用，或衬托，或点缀，或照应，使本来暗淡无光的物象，在对立色的衬托下，变得光彩夺目。

2.夸张

夸张的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色彩词的夸张手法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八月的桃子肥硕圆润，一路从青变红再变成暗红，都无人来采摘。人们说这桃子红得好诡异，血桃，只有树根吸了死人的血才能红成这样。[11]

孙频有意偏离了桃子的常态色，使用了夸张色。血红的桃子与桃园中的狗、老人和瘸腿光棍的去世相映衬，更有助于烘托桃园诡异的氛围。这难以名状的阴森，通过色彩词的夸张功能，深刻地被揭示出来，并深深地感染了读者。

3.比喻

颜色词在文学作品中常常具有很强的喻意作用，它赋予抽象的事物和人物情绪、心理状态等不同的色彩。例如“红色的音乐”“血（红）一般的晚霞”“透明的婴儿”等都增添了形象地比喻意义，表达了更为丰富的情感思想，达到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4.象征

色彩词往往通过形象的象征，激发人的想象和情感体验，表达难以言传的思想感情或不可名状的深厚内涵，例如 “红灯记”“心红胆壮”都有革命年代激情的意味。小说的主人公“宋书青”的名字也别具深意，“书青”与他“父亲”年轻时爱喝的竹叶青酒相勾连，暗含着宋之仪对亡夫的思念。这些具有象征作用的色彩词能引导读者透过五彩斑斓的色彩意象，去联想、想象、寻觅、发掘色彩所含而不露的意义宝藏，创造含蓄隽永、意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因此，在文学创作中，艺术家巧妙运用色彩词的语用功能及修辞功能，不仅能为文章增彩润色，还能更好地引发读者的美感经验，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二）象——色彩的造境功能

文字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不仅可以丰言还可以造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书画同源”的说法，这不仅体现在传统的诗词歌赋中，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尤为明显。《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孙频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与人物、情节、场景相融合的色彩意象，通过别具匠心的组合安排，构筑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画面。诗情画意，俯拾皆是，例如作品对月下桃园的描写：

每年三月，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在月光下去偷折桃花。一树一树的桃花在月光下看上去是一大片湖水一样的银色，连花香也是银脆的，看不到，指尖却可以触到花香里的那缕神经。[12]

在这段话中，孙频选取了“桃花”“月光”这两个意象，赋予其独特的色彩。原本粉红色的桃花在月光的映照下变得洁白透亮，伴随着夜晚的微风，成片的桃花飘落到树下，铺满桃园，像湖水一般静谧，散发着阵阵幽香。此情此景不仅有着月的皎洁、夜的宁静，而且充满一种幽清的氛围，是一幅栩栩如生的月下桃园图，颇有世外桃源之感。花香原本只能被嗅到，不能被看到和触摸到，而孙频运用通感的手法，以“银脆”一词来形容花香，不仅使意象更立体，画面更生动，更增强了语言的陌生感，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

（三）意——色彩的写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