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写作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

一

一提起“南方”，便会涉及坐标的多重性，因为对于中国而言，南方一直以来有其相对固定的划分与认知。而从整体的世界性话语来说，中国又意味着“东方”，如此一说，似乎又存在着某种西方中心的“东方主义”式的意味在里面，且不同区域内也自分其南北西东，所以“南方”的内容非常复杂，它的含义也尤为丰富。尽管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和歧义，但确乎依旧无法完全取消南北方的称谓，这样的二元对立也许会产生种种问题，却并不能取消如是之分化。况且，“南方”一直以来都是多元共生的，尤其是文学与文化的因素参与其中时，便很难去穷尽其中喻义。更关键之处在于，当下所提及的“新南方”及其写作实践，是正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代风潮中的产物，其包孕着种种制度与精神的开放，并且不断地冲击着我们既有的认知，勾勒出地方路径中驳杂丰富的新异状貌。

当然提出南方之“新”只是问题的开始，重要之处还在于如何对复杂南方重新将之赋型，在阐释学意义上将“南方”主体化与对象化。以往我们提到南方，常常是以长江以南来划分，关于南方其实还有很多内在的区域厘定，江南、华南、西南、岭南等，他们分属不同的系统，或锚定不同的界域，这样就涉及一个问题，表面上的地理性区隔，事实上背后是一整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科技的以及制度的话语在里面。今天重新再提南方的写作，无法回避的是以前提南方的时候，都会牵涉的经典南方作家如苏童、王安忆、韩少功、格非、欧阳山等，他们对于江南、岭南，以至整个南方文化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如今的南方之“新”，仍旧无法绕开其中的“影响的焦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新南方”不仅仅只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也不只有很细腻丰富、丰饶富庶的形态——尽管其时常亦表现出对经典南方文学的致敬——同时也有海洋、有高山、有湖泊，有大江大河，还有蓬勃的海洋。可以说，新南方写作最重要的特质之一，便是面向岛屿和海洋的书写，海南作家孔见的《海南岛传》、林森的《岛》《水里岸上》《唯水年轻》，北海作家小昌的《白的海》，广东作家林棹的《潮汐图》、陈继明的《平安批》，等等，不仅更新了南方写作的疆域，更启发了中国文学的新走向。

不仅如此，南方还是神秘野性的，这么说并不是想将之引入神秘论的怪圈中，也并不是通过特意的标新立异推举一个地方性命题。这里所要重点提及的是南方的语言。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是以词典的方式如李跃豆词典等，仿佛再造一套话语;林棹的《潮汐图》则通过注释，直截明了地标示粤语的叙事形态。《北流》写了那种母系的价值和伦理在未曾被打开的那种被层层包裹起来的南方，如何层层拨开一种日常的神奇与诡秘，那是幽深的心理在渐次打开，尤其是小说用北流的方言来写，地方性的意识通过一般情况而言难以完全洞悉的话语呈现出来，这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是“新”奇有加的“词典”，悖论或说有意味之处就在这里，仿佛在阅读小说之前，必须要先读懂其间的种种词典，或者是阅读小说过程中，出现了某个字词或者句式无法清晰理解的，都需要回过头来参照词典，进入粤语方言的语境中才能不至坠入迷雾。这也是一种神秘之所在。林白曾自述她从普通话向粤语方言写作的艰难转型过程：

当然北流话只是粤语中的小方言，属粤语勾漏片。北流话之于香港话，犹如唐山话之于北京普通话。

北流话不但受众小，更重要的找不到太多可用的词，需沙里淘金，淘到金子之后还得找到合适的字，小方言进入写作实在是要满头大汗一身身出的。但既然我能够毫无障碍地听懂香港话，小方言汇入大方言或可一试。

还有句式，是完全可以改过来的，普通话句式啰嗦，粤语句式简劲。

如向右转，粤语：转右;到某地去，粤语：去某地;把某东西拿给我，粤语：给我某东西。

我开始在长篇中试起来。⑴

而《潮汐图》中，尤其是小说的前两大部分，同样将粤语的方言嵌入叙事的肌理，成为整体性的价值植入。不仅如此，无论是林白的《北流》，还是林棹的《潮汐图》，小说中南北的两套话语的穿插，甚至中外之间的语言碰撞，都激荡出了非常丰富的精神内涵，事实上这里面牵涉的是相左文化系统，甚至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南北、中西之间有交叉与交融，也有无法消化的东西，有冲撞和抵牾。

二

实际上，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南方，在世界主义的革命想象中，一直有着强烈的变革精神，孙中山、毛泽东、陈独秀等掀起了“南方”的革命浪潮;及至当下，南方再次“新”了起来，社会变革的潮流再次翻涌，这是一种现实精神与文化质地的承续与绵延。这就不得不提到南方的革命传统，以及“新南方”中的演化和衍变。陈继明的《平安批》、光盘的长篇小说《失散》、刘玉的纪实文学《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庞贝长篇小说《乌江引》、张梅长篇小说《烽火连三月》等，重新召唤革命战争尤其是曾经在南方燃起的红色“记忆”，及其播撒至今的爱国精神、革命传统和国族意识。这是“新南方”对于革命文学谱系的新的增益。“南方”自身之革新激活了既往的革命资源，将那些浩然情义与家国情怀释放出来，在此意义而言，南方之“新”，是传统，亦是革新。由此不得不提到的新南方写作，事实上存在着双重传统，一是经典的南方文学，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包括湖湘文化、云贵四川等，当然其现下也呈现出诸多尝试和新义，这里特意加以区分，只是为了更为突出“新南方”的内质;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港台文化及其影响下的岭南文化，后者固然自近代以降也有自成一脉的文化表达，但港台地区尤其是粤语方言文化的兴盛，使得“新南方”的诸区域有了更为多元的参照。

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讲的是淮扬名厨陈诚的生命史，其中还是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南方写作那种无以复加的细腻精致，是很传统的写法，当然也涉及到当下的文化传承与精神取舍问题。杭州的钟求是的短篇小说《地上的天空》以及《父亲的长河》，语言、意境、象喻都奇佳，《地上的天空》写一个平时老实巴交的男性朱一围，有自己普通的家庭和日常的生活，很难想象庸庸碌碌的他会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但是他去世之后，却通过“她”者的讲述，发现他跟网名为“衣艺者”的女士陈宛签了一个下辈子的婚姻协议，也许这样的一纸来世协议，是要逾越平淡无常的生活，又或许是对自己情感的承诺与救赎，很小的一个切口突然间岔开来，透露出人性的飞跃。一个人主体的那种多重感、自我的多义性显露无疑。生命中有的门窗关闭之后，如何再去突破，如何冲开头顶严严实实的天花板，这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生命隐喻，颇为精致甚至近乎抒情的叙述完结了之后，演绎出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钟求是还有一个短篇小说叫《父亲的长河》，写“我”的71岁的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症，唯独记忆的是自己在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最后“我”带着父亲回到了儿时成长的地方，在那里，出人意表的事件发生了，父亲半夜出走，我忙不迭地去寻找父亲，发现他来到童年的码头，自己划着一艘小船——那是他记忆深处不曾忘却的所在——划向了长河，而我在岸边追着父亲跑，不断地呼唤他。但是父亲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径直驶向了他“生命的长河”。

而到了福建作家陈春成那里，则显示出了新南方的新质。他的《夜晚的潜水艇》，前面写博尔赫斯的拥趸是一个富豪，因为博尔赫斯曾提到一枚硬币掉到深海，他便一定要把硬币找到，于是不惜倾家荡产，雇佣了阿莱夫号潜艇，以及所有的能耐去寻觅，“富商明白找到的希望微乎其微，但他认为找寻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向博尔赫斯致敬，像一种朝圣。其间所耗费的财力之巨大和岁月之漫长，才配得上博尔赫斯的伟大。”这样一种以有限去探求无限、以已有探索未知的作品，打开了“南方”所未曾有的意蕴。这样的写作方式，尽管撕开的是一个很细的甚至是隐秘的精神出口，但切开了之后却呈现出了一个庞大的场域，一个阔大而开放的想象的空间，文化的与情感的界域无形中就打开了。

陈继明的《平安批》写的就是所谓“下南洋”的故事，小说叙述了晚清以来，以主人公郑梦梅为代表的潮汕人到东南亚谋生的故事，却一直延伸至民国初期、抗日战争、新中国诞生及其20世纪末，对于海洋与船行，及其于东南亚的行旅中的见闻行止，有着详细的描述。而马来西亚的黄锦树、黎紫书等，则是由外而内的叙事投射。黄锦树的小说写热带风情中那种地理的气候、南亚的环境，跟人的内心、小说的情节紧密纠缠，“南方”被层层叠叠的缠绕式的叙事包裹起来，成为了一个多重复义的文本，不断地朝向汉语的腹地敞开，同时又能链接出新的含义。“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这里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这里以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以广州文化为核心文化。也就是说经济上，‘珠三角’地区又迎来了一次腾跃的机会，同样，‘南方写作’也迎了来一次‘新’的机会。”⑵因而，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一带一路”倡议，又或者是中国—东盟的交流互动，是跨境的诉求以及跨区域的联合，构成了新的文化链接，这是新南方写作的一种极为重要同时又有待探索的所在。

当然，“新南方写作”也有很日常的与世俗的作品，如黎紫书的《流俗地》，聚焦于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市井生活，最是凡俗之处，往往最见人心人性，而且对于世俗风情画的描述，往往成为文学最常见的地方性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特别论及马来西亚作家的写作，还有一重意味，就是由东南亚所连接的，是“新南方”中的区域联系。具体而言是中国—东盟的各方面合作，当然这里重点提到的是文化的与文学的勾连。这就涉及“新南方”的区域性整合问题。南方接壤区域之间的联结，或山或海，互为融汇，相与合作，其将产生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经济的变动，我们也可以尽情想象，而且类似的区域性整合目前越来越多，这也是“新南方写作”需要去面对处理以及重新探知的文化资源。

说到这里，关于“新南方”的地域锚定，似乎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探讨的‘新南方写作’，在文学地理上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因为，这里的文学南方‘蓬勃陌生’，何止杂花生树？！何止波澜壮阔？！”⑶这里不仅“界”定了相关的畛域，而且指出寓于其中的写作投射出来的形态。对于此，杨庆祥则厘定得更为清晰：“我以为新南方应该指那些在地缘上更具有不确定和异质性的地理区域，他们与北方或者其他区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对峙’。在这个意义上，我将传统意义上的江南，也就是行政区划中的江浙沪一带不放入新南方这一范畴，因为高度的资本化和快速的城市化，‘江南’这一美学范畴正在逐渐被内卷入资本和权力的一元论叙事，当然，这也是江南美学一个更新的契机，如果它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能形成反作用的美学。新南方的地理区域主要指中国的海南、广西、广东、香港、澳门——后三者在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粤港澳大湾区。同时也辐射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习惯上指称为‘南洋’的区域——当然其前提是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和思考。”⑷也就是说，“新南方”突破了既往对于国内地方性文学的表述，而是以汉语写作为核心进行推衍，延伸至在特定的整体性文化辐射下的“南方”汉语表述。

三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提到的是当代广西文学的边地书写。李约热的小说充满了野气横生的气质，他有个长篇《我是恶人》，那里充满了南方边缘乡土的神秘想象，将“恶”作为叙事的主体与中心，牵引出人性的与历史的精神岩层。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写南方的风暴，台风过境，铺叙人的爱情、亲情，亚热带的感情伦理，在风暴过后，也经历了一个摧毁与重建的过程。那里充溢着重重叠叠的情感危机和纠葛，无疑体现出南方的一种独具特性的“风”景与风气。陶丽群的《母亲的岛》，将女性的自主意识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反抗进行勾连，母亲为了避开日常的琐屑，踏上孤岛，独自生活，获致了孤绝的自我，以照见一个真切的精神内面，亦仿佛成为女性版的《树上的男爵》。关键之处还在于，如果将母亲的处境及选择作为边地的隐喻，则可以将“南方”的另一重隐秘的镜像揭示出来。

而海南的文学书写，则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空间想象。比如说林森的《海岛的忧郁》《暖若春风》，海南岛的世俗人性，通过纵向的代际与横向的日常加以表达，包括前述引及的《岛》《唯水年轻》等小说，打破了既往那种对于闭塞而蛮荒的地域性文化认知，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经历了现代的文化冲突，其中试图表述的是现代化的体验及其中的精神重构。岛民、渔民们如何生存和感知，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日常的生活，还有精神的认知，特别是更为年轻一代的生存及焦虑，还有寄寓在他们身上的文化的显像与作为——一种新的发生于南方岛屿之中的文化主体建构，这个事实上很重要，传递出了既往的南方写作所稀缺的元素。当然，这里面的内涵极为丰富，还包括东南沿海、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广西的北部湾，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城市及其书写，都代表着南方的新的表达在里面，如来自北方的北海作家小昌的小说，历史的遗迹如何作用于群体/个体的内心，那些颓废的海边小镇青年，以及亚热带海滨城市的群体日常，如何突破自我的精神硬壳，又何以形构现实的念想及理想，成为了南方的风景与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