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读者的汪曾祺

徐强：

阅读是写作的前提，写作是阅读的结果。好作家必然是一名好读者。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作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读者，作为作家的读者，更是各各不同。从“成为作家”的过程来说，吐纳往还是必由之路，阅读是“纳”，写作是“吐”。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是一个标本，值得详细讨论。汪曾祺个人有关读书的谈论非常多，反映在作品里的阅读因素也比较丰富，另外他的阅读见解有其独到之处。“作为读者的汪曾祺”，也就是讨论汪曾祺的阅读史、阅读特征、阅读对他的创作的影响等等，最终也就是从中看到，“这样一个读者”如何造就了“这样一个作家”。

李建新：

我想起费尔巴哈的一个说法：“人是他所吃的东西”。有人套用这个句式，说“人如其所读”。上海书店出过一本关于阅读的小书，书名就叫《人如其读》。汪曾祺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汪曾祺，和他的阅读有直接关系。阅读先于写作而存在。作家和普通读者相比，要算“专业读者”，他们的阅读不纯粹是享受式的，而是会就感兴趣的作者作品钻得很深。当然，也有广度，比如汪曾祺的阅读就丰富、繁杂到超出我们想象，什么偏门的书他可能都读过，当然未必直接反映在文章里。

徐强：

汪曾祺喜欢一个说法叫“读杂书”，自谓“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他自己总结耽读的几种书籍，一是节令风物民俗类的，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二是方志、游记，如《岭表录异》《岭外代答》；三是草木虫鱼方面的书，如法布尔的《昆虫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花镜》；四是学术类的著作，如《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五是书论、画论。另外还有本身就很庞杂的笔记类著作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等。他也颇以此为经验之谈，总结了几大好处，主要是利于休息、增长知识、学习语言、领悟写作的道理。

李建新：

我读初中时从杂志上看到汪先生的短文《开卷有益》，印象特别深。文中提到他十来岁时从尘封的书架上翻出巾箱本木活字版的《岭表录异》《岭外代答》，读得津津有味。他还多次提到喜爱翻阅父亲买的各种画册。很多作家童年时期适合读的书并不很多。像鲁迅，也一直对童年时辗转买来的《山海经》念念不忘。汪先生幸运的一点，是他的父亲和几位老师给他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阅读资源。像《岭表录异》这类书，还有高北溟讲授过、汪曾祺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归有光散文，都成为汪曾祺的“早期记忆”，使他后来特别关注“杂书”，关注一些不那么正襟危坐、表达比较随意而自然的书。

杨早：

这一点他继承了沈从文。他回忆沈从文的书，也用“多而杂”来形容，“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沈从文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汪曾祺由此明确提出：“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汪曾祺也并不是说没有空白，甚至“四部”的基本书，古今名著，他也不一定全面。因为他更多是趣味驱使，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徐强：

从传统的经史子集来说，就他提及的而言，经部以《诗经》《论语》《孟子》为较多，说明他读得最系统；其他诸经只是偶尔一提或不提。史部，提及《史记》为最多，其次是《汉书》《后汉书》。《史记》是幼时张仲陶教读过的，汪曾祺由衷欣赏其文学性，并多次高度评价沈从文与史记的联系。读《汉书》，与晚年一直准备长篇小说《汉武帝》有关，这部长篇最终未能写成，实在遗憾。以后诸史，只是偶提唐、宋、清等。子部当中，以《庄子》《淮南子》及笔记中的《世说新语》《梦溪笔谈》为多。集部，唐宋诗词、唐宋古文、桐城派为勤，后半生对诗文评部分侧重较多。此外，明清小说也是大宗，其中红楼、西游、三国、水浒、聊斋等出现最频繁。

杨早：

《论语》和《庄子》影响很大。他把《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称为“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进而说明他“有何思想，实近儒家”。读庄最早还是高北溟老师启蒙，但深读还是在昆明白马庙：“我上课之余，除了在屋里看看书，常常伏在窗台上看农民种田。看插秧，看两个人用一个戽斗戽水。看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用一个长柄的锄头挖地。这个孩子挖几锄头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无字，只有一句，但是很好听，长日悠悠，一片安静。我那时正在读《庄子》。在这样的环境中读《庄子》，真是太合适了。”可见，除了情趣契合之外，阅读环境与读物的配合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李建新：

《庄子》无论是文字还是内容，都符合汪曾祺的审美趣味。除了早兄说到的直接相关的内容，早期小说《复仇》的题记“复仇者不折镆干”就引用了庄子，《老鲁》和《落魄》有一些话也很好玩。《老鲁》里写到，在昆明郊区的学校教书，发不出薪水，吃饭都是饥一顿饱一顿，需要到处去挖野菜，甚至吃某甲虫。但是，困窘的生活充满趣味，这是从汪曾祺的视角看到的虽艰苦而不失乐趣的生活：“晚上无灯，——交不出电灯费教电灯公司把线给铰了，集资买一根土蜡烛，会在一个人屋里，在凌乱的衣物书籍之间各自躺下坐好，天南地北的乱聊一气。或忆述故乡风物，或臧否同学教授，清娓幽俏，百说不厌；有时谈及人生大事，析情讲理，亦颇严肃认真；至说到对于现实政治社会，各人主张不同，带骨有刺的话也有的，然而好像没有尖锐得真打起架来过。”在小说《落魄》里，写学校的生活，“甚么都有一种随遇而安样子。图书馆指定参考书不够，可是要多少本才够呢？于是就够了。一间屋子住四十人太多，然而多少人住一屋或每人都有几间屋最合理？一个人每天需要多少时候的孤独？”这确实有点“老庄”，甚至是亲身实践的老庄式的生活。还可以注意到，20世纪40年代，才二十多岁的汪曾祺，就在实践他后来一再主张的“随遇而安”——他明确提出了这个词。

徐强：

汪曾祺读书还有个特点：以“小”为主。就是说，他性所喜爱的书，少有大部头的著作，多短小之作。例如笔记体著作，是条目式的；文学作品中，他所属意的契诃夫、阿左林、普里什文，也都是短篇作家。读这些书，可以随起随止，不必按部就班。这些作品的气质和他个人的创作也高度契合。

杨早：

汪朗说过一个很好玩的事：汪曾祺的藏书里面不少全集都不成套，往往只有第一卷，鲁迅的、高尔基的都是。这说明他的整个阅读体系是比较散落的，就是拿来主义，我需要什么才拿来用。汪曾祺对一切宏大的完整的东西都很拒斥，从托尔斯泰到宏大的历史叙述都是这样。我去汪曾祺家的时候，跟他聊过这事，汪曾祺特别反对根据文学史按部就班地读书。他认为还是应该从趣味出发乱读。他说自己在联大，不管是去翠湖图书馆，还是在中文系的资料室读书，都是乱读，“我们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汪曾祺还特别欣赏翠湖图书馆那个“以意为之”的管理员，他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他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两三个小时，他站起来把时针“喀拉拉”拨到十二点，就下班。我见过汪曾祺三次，这个故事他就讲过两遍，可见是真欣赏！

李建新：

我考察了汪曾祺对几位大作家的看法，他说，“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一个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这句话也可以为早兄所说他不喜欢宏大的东西做注脚。他的喜好就是东张西望式的，寻找那些生机勃勃、真实而自然的文字，这些文字很可能不清晰、不确定、不涉及严肃的话题，但充满了艺术趣味。所以他喜欢契诃夫和普鲁斯特。他比较契诃夫和莫泊桑、欧亨利，说后二者“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是他们显得很笨，他们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们的小说人为的痕迹很重。”而契诃夫“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超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龙冬记录过1996年的一次谈话，他问汪先生理想中的长篇小说，是不是像普鲁斯特那样飘飘忽忽的，他很肯定地说是。

徐强：

大概正是这种随意化的阅读，一旦发现性情契合的书，往往成为酷爱，相伴终生。在汪曾祺的阅读中有这样的事例。像1972年他给剧团购书，偶然发现了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和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在当天写给朱德熙的信中，他掩饰不住兴奋之情分享，称赵书为“妙书”，说它把学问做得“快乐、有生气、有幽默感”，应当印发全团。对于《植物名实图考》，他盛赞其文体，说它的说明文字都是可读的散文。这书对汪曾祺的写作产生了深度影响。

杨早：

这类发现，都是从“表达”开始的第一感觉。汪曾祺对书的欣赏常常是从文字出发，不管多么重要的著作，文字不入眼，就看不上。文字看上了，才会关注著作的价值。《植物名实图考》就是明显的例子。他最早看到这部书，应该是在上海时期，1947年前后。小说《星期天》里高校长办公室就有一套。现在知识界开始认识到这套书的价值，不是当它是一种纯粹的植物学著作，而是当成一本清代小品文的文集，说明汪曾祺独到的眼光得到了知识界的承认。我对《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发生兴趣，也是从读汪曾祺作品开始的。我最近买到了浙江美术出版社影印的《植物名实图考》。

李建新：

《植物名实图考》我也买了。前几年做河南文艺版《汪曾祺集》，十本书的封面都选用了书里的插图。吴其濬是河南固始县人，清代河南唯一的状元。因为是在河南出书，做装帧设计的朋友说，可不可以用《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图？我觉得确实是个好主意，有一种无形的链接。

杨早：

汪曾祺很多时候引用书籍都不查原文，得意忘言，这是典型的文人风格。王风说在清之前，学者文人引用经典，很少核对原文，记得什么就是什么。这种方式似乎称为“意引”。汪曾祺继承了这个传统。不讲求版本，可能是从他看那本上海某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开始的——正如王蒙说“脏水也能把身体洗干净”，盗版书也能把人读成作家。汪曾祺读书一直就是这种大而化之的方式，包括他后来《读廉价书》，讲廉价书的好处是“一是买得起，掏出钱时不肉痛；二是无须珍惜，可以随便在上面圈点批注；三是丢了就丢了，不心疼”。但这不意味着他对书籍的精粗不在意。1950年，汪曾祺随四野南下，武汉解放后当了硚口女二中的教导主任，第一次发薪水就买了一套《昭明文选》，“这古书看起来并不方便，一尺多长，我就喜欢它的版本。白棉纸，三色套印，正文是黑色，注释是朱砂红和石绿。”可见汪曾祺看书，审美标准远大于版本价值与阅读效果。

李建新：

汪曾祺读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不注重版本。这一点和他的好朋友黄裳大不一样。黄裳做的是专门的学问。古籍收藏讲究版本，而这些对于汪曾祺的实用主义阅读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杨早：

汪曾祺作为一个作家的阅读，和作为一名文人的阅读，可以分开来看。正如王风所说，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从职业作家向文人的转向。我感觉，汪曾祺写作散文时的阅读，跟写小说时的阅读，还不完全一样。这两种资源，不必分得很清楚，但是从结果（即成文）倒推，汪曾祺在写小说时，或写散文时，会使用什么样的阅读资源，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徐强兄与我都检索过《汪曾祺全集》里的书名号，汪曾祺写小说或散文的时候，他引用的书是有所不同的。最明显的例子，汪曾祺写散文时引用《辞海》的密度，是写小说时的好几倍。引《东京梦华录》也是如此。

说到《东京梦华录》，这属于风土类书籍，这也算是汪曾祺阅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品类。咱们上次聊过，汪曾祺自己说，他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岭外代答》和《岭表录异》的时候，他就只关注风俗，不看山川地理。

徐强：

西南联大群体向来注重风土研究。像朱自清就非常注重地方文献与风土研究，罗香林战前在清华大学就在朱自清指导下作了很好的粤东风物研究。出版家舒新城20世纪30年代在战乱中历尽艰险回湖南省亲写的散文集《故乡》，西南联大学生刘吉写的《西南采风录》，朱自清都作序表彰鼓励。这种重视乡土文化研究的态度，再早还可追溯到五四时期的歌谣研究会，鲁迅、周作人等等是先驱。对边地的调查研究，在西南联大是一时风气。罗常培到滇西地区进行调查采录，包括他写的《苍洱之间》《蜀道难》，都是珍贵的田野调查的范例。风土促进了西南联大学生对于国运、国情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