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林：鹰眼看世界

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一些地方冰雪尚未消融，人们的思想还被寒冷束缚着，但是一切都无法挡住春天的脚步，强劲的小草悄悄发芽，沉默了许多年的作家们，挺起身，昂起头，他们尽情歌唱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的政治上的春天，他们以手中的笔为武器批判极左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当时在这些有极强反思意识的辽宁作家中，李宏林是领跑者。他发表的作品思想深刻、振聋发聩，篇篇涉及国家大事，句句替人民百姓说话，而且情节精彩，故事性极强，成为人们追捧的热门作家。

有一天，在辽宁作家协会工作的父亲下班回家，手里拿着一本由辽宁作家协会主办的刚刚出版的《鸭绿江》文学月刊，其上还带着油墨味道。父亲指着杂志对我说：“这期有一篇文章《大海作证》，写得非常好，你要好好看一看，不要只跑情节看热闹，要从中解读作者在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我当时还在上学，不顾次日还有早课，捧卷在手，通宵达旦，一口气读完了《大海作证》，真是又钦佩，又震惊。《大海作证》以上层某领导选婿为题材，揭露占有权力者如何借助权力践踏人们的自由和国家法制。小说以热恋的青年男女被迫葬身大海的悲剧，控诉人间不义恶行。题材非常新鲜，故事情节十分精彩，表述得又是那么生动，小说一出，便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天津的《小说月报》在创刊号率先转载，随之全国许多家报刊积极跟上。有三十多个改编的电影剧本送到李宏林的手上。各地剧团纷纷改编成话剧演出。一部《大海作证》，使李宏林成为辽宁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名字传遍全国。读《大海作证》时我还是个青年，四十多年过去了，小说的情节一直不忘，随后几十年来中国官场出现的腐败现象，不时让我想起《大海作证》给我们的警示，这就是文学力量和它的价值所在吧。

《大海作证》是李宏林停笔文学写作多年后的新起点。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他又有一篇作品轰动社会，那就是他作为《辽宁日报》特邀记者写作的报告文学《黄金大盗》。因为太精彩了，《辽宁日报》不惜用三万字的篇幅连载这篇作品。

1962年沈阳造币厂金库突然丢失八百两黄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黄金失窃案，震惊了辽宁，震惊了中央。谁敢偷窃这巨量黄金呢？当时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便把盗窃者的目标锁定在厂里的“地富反坏右”身上。查了几十人，关押不少无辜职工，有的甚至被开除。过了几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在造币厂内又掀起查厂内“走资派”盗窃黄金的罪行。怀疑老厂长可能是罪犯，造反派到厂长老家，上穷碧落下黄泉，查找黄金下落，仍是一无所获。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实事求是的办事原则。终于查出盗窃黄金者竟然是多年担任追查黄金案的指挥者关庆昌！这是一出悲剧，又是一出闹剧。而有一双鹰眼的李宏林，没停留在这个层面去观察、写作，而是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关庆昌能多年伪装成功，恰好说明我们某些主宰社会生活的形式主义和极左思想严重地扭曲了事物客观存在的真相，它代表性的东西，就是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狡猾的关庆昌，很通晓在这种运动中该怎样表现，他钻了空子，保护了自己，害了无数人。当极左思潮泛滥时，别有用心的人往往以更“左”的方式出现，构陷打击无辜者，以实现自保的目的。

李宏林的《黄金大盗》跳出对一个政治变色龙个人命运的描写，而是面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剖析和表述，形象地对关乎每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问题提出警示。正因为它具有重大思想价值，已过十几年，南方一家出版社创办一本报告文学杂志，创刊号再次载《黄金大盗》。扮演蒋介石的著名演员孙飞虎致信李宏林，希望能把《黄金大盗》改编成电影剧本，由他饰演关庆昌。可惜孙飞虎过世太早，没能完成愿望。

著名作家韶华当面夸奖李宏林：“你是出手不凡呀！”许多年轻读者以前并不知道李宏林为什么出手不凡，他又是何方神圣。父亲是李宏林的老朋友，两人颇有情谊，彼此非常了解，我就听父亲讲述了李宏林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生涯。

说到李宏林的文学生涯，必须要提到一位中国顶级的大作家，那就是丁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向毛主席提出：她要办像苏联高尔基文学院那样的学院，培养一批新中国的作家。丁玲如愿以偿，在北京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由她本人出任所长，学期两年，招收学员四十人左右，对已有一定创作成绩的青年作家进行专业培养。

在招第二期学员时，十八岁的李宏林有幸被选中。无论是工作年限和年龄，他都不符合要求，文学研究所录取李宏林属于一个特例。李宏林少年时就展现出非凡的文艺天赋，进入中学当学校文艺部部长，在抚顺市学联中他是有名的演员，会演话剧还会当导演。中学毕业时他被分配到抚顺市文联工作。当时文联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给工矿业余剧团提供文艺演出材料。李宏林凭着熟悉剧本特点和规律的优势，一年内写了五部话剧，都在省级报刊和《东北文艺》上发表。1953年东北文艺大汇演，抚顺话剧团演出的剧目就是李宏林编剧的《红旗给谁》。当人们看稚气未退的编剧才十八岁，都不禁惊讶！这时正逢中央文学研究所招收第二期学员。抚顺文艺部门领导修书向所里力荐李宏林。终于在当年秋天，李宏林乘上进京的列车，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来，中国社科院何其芳组建的文学研究所与之重名，为了方便识别，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

讲习所第二期里比较年轻的学员有玛拉沁夫、邓友梅及如今被称为辽宁儿童文学女掌门人的赵郁秀，他们都比李宏林大几岁，大家都非常喜欢李宏林这个小老弟。当时有个动画片《骄傲的小白兔》，于是大家便叫他小白兔。

在文学讲习所里，讲课的都是“五四”以来文学大家，郑振铎讲中国通俗文学史，游国恩讲楚辞，聂甘弩讲《水浒》，胡风讲鲁迅，李何林讲五四文学传统、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活动和延安时期的新文学。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冯雪峰，为学员中遇到困惑的问题多次来所讲解。著名翻家杨宪益讲希腊文学，他把屈原的《离骚》翻译成了英文出版。这件事曾惊动毛主席，主席惊奇地问：“《离骚》也能翻译？”李又然讲他的法国老师罗曼·罗兰，丁玲和艾青讲各自的创作和经历。最引人注目的讲课人是曹禺，他讲课时全国的导演编剧纷纷前来听课，临时加座太多，有的人只能站在后面。曹禺不讲《雷雨》，不讲《日出》，而是讲由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讲课时中国大师对世界大师那种敬畏之情和虔诚心态令李宏林异常感动。他明白了，曹禺二十三岁就能写出经典话剧《雷雨》，是他学贯中西、刻苦学习前人文化成果而绽放出的花朵。专家们的授课，大师们的教诲，让李宏林躬下身子，面对经典，刻苦地学习。他结业时的鉴定，各项学业全是五分（当时学习苏联的五分满分制）。

学业结束后，李宏林回抚顺，不久被调到《辽宁日报》文艺部，进入新闻队伍。本来这是李宏林尽情发挥才能的大好事，但是谁也没想到，政治运动改变了这位青年作家的人生轨迹。1956年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全国人民“大鸣大放”。《辽宁日报》同全国报刊一样，派出记者报道各地的鸣放情况。李宏林被派到抚顺市报道文艺界鸣放会议。中央规定，凡有大型鸣放会议，当地党内一把手必须出席。而抚顺市委书记并没有参加会议，结果引起与会者的强烈不满。李宏林在八百字的报道中写了这么一句话：“市委书记不出席会议，群众纷纷不满。”坏了！一个多后月由整风转为开展反右派斗争，市委书记要求省委和辽宁日报党委定李宏林为反党反市委的右派分子。这时李宏林调入辽宁日报才八个月，结婚不到两个月。新婚妻子是上海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在市政府秘书处任市长秘书。为免除政治株连，领导劝她马上离婚。她婉拒了领导的好意，被迫调离热爱的工作岗位。报道中的一句话总共才十五个字，却使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折翅二十年！

在被迫停止创作期间，李宏林一直相信他还有用笔为人民服务的那一天。终于在1964年，他迎来了一次机会。当时安波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他先前的秘书胡尔查是蒙古族作家，是李宏林在文学讲习所的同学，他介绍了李宏林的情况。安波想安排李宏林重新回归作家队伍。这时李宏林写了一个剧本叫《雷锋》，安波推荐给沈阳话剧团，由吕晓禾出演雷锋，这是第一个在全国演出的宣传雷锋的剧目。不久，李宏林写出一个反映农村生活的剧本《岗旗》，《剧本》月刊立即发表，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等多家艺术团体演出。可是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李宏林再次被打入“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回家乡，到农村，进企业，当教师。直到二十三年后重回《辽宁日报》任记者，由总编辑直接领导。夫人姜女士随同调回沈阳，任辽宁省政协秘书处处长。

听了父亲的讲述，我又崇敬，又好奇，热切地想要拜见李宏林，就像粉丝想见到自己的偶像一样。我把想法跟父亲说了之后，在李宏林乔迁新居后不久，父亲领我去李宏林家拜访。李宏林的家就在三经街《辽宁日报》家属居住小区，当时住房紧张，房间不大，到处是书。姜夫人美丽优雅，快人快语，忙着给我们沏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落座后，我端详我的偶像：李宏林比我想象的英俊多了，尽管他已步入中年，仍然气势如虹，用“风姿俊逸、气宇轩昂”形容毫不为过。他一米八的身材，大脸盘，高鼻梁，一双炯炯闪亮的眼睛，目光像鹰眼寻物那样敏锐。据说有这种面相特征的人具有鹰的特点，性格刚毅、果断、自信，追求自由和个性。鹰即使在千米以上的高空翱翔，也能把地面上的猎物看得一清二楚。

李宏林的语言更是一绝，他讲话吐字清晰，言辞犀利，表达精准。我见过很多大作家，虽然作品高屋建瓴，但是口语表达能力却笨拙得可怕。如果单以口语表达能力衡量，李宏林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像作家，倒像是训练有素的话剧演员。这次见面，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省委统战部拟安排李宏林出任省政协秘书长，这是职位很高的官职，但是被他婉拒了，因为他的兴趣在文学写作上，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和作家，用笔为人民服务，这是他一生的追求。

回到《辽宁日报》，李宏林再度出发，第一枪就震动了全国。这就是他的报告文学《走向新岸》，写的是鞍山失足女青年刘艳华改过自新的故事。当时已有这类作品出现，但是都没有引起《走向新岸》那样强烈的反响。当李宏林编写的剧本由中央电视台拍成电视剧《新岸》后，在中国掀起了一波《新岸》潮，形成家家户户看《新岸》的局面。《人民日报》刊登《新岸的灯火》一文称赞《新岸》，曹禺也发表评论《新岸》的文章，全国各地许多监狱把“走向新岸，告别昨天”作为宣传口号写在高墙上。为什么同样题材的作品很多，唯有《新岸》如此出类拔萃？因为作者的立意不在于追求故事的离奇，而是痛批使一大批青年一时堕落的社会原因，同时他鼓励失足青年挣脱动乱岁月加在心灵上的枷锁，去追求新生活。这一主题的揭示，让无数失足青年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也给千千万万忧心如焚的父母带来慰藉，所以人人称赞《新岸》。令李宏林难忘的是，在他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十多名从鞍山来的以往的失足青年给他祝寿。这件事更令李宏林感到自己要更加努力，写出于人民有益的作品。《新岸》获得中国首次评选优秀电视剧一等奖，并送出国到日本参加亚洲电视剧会展。第二年中央电视台推出李宏林编剧、上海电视台制作的《家风》，又在全国电视剧评选中夺冠。第三年中央电视台委托李宏林编剧《乔厂长上任记》，再度于评选中夺冠。李宏林梅开三度，抱得一台牡丹牌电视机回家来，电视机当年可是稀罕物啊。由于在电视艺术上的贡献，成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时，李宏林被选为主席团委员。成立辽宁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他出任副主席。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电视剧剧本集就是《李宏林电视剧本集》，由曹禺作序。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将这本剧本集作为电视文学教材，其间李宏林以中国电视艺术家的身份出访了日本和美国，与日美电视剧创作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李宏林又跨界成为辽宁电视艺术界的领军人物。

李宏林出任《辽宁日报》政法部主任后，法制题材便成为他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年不断地推出震动社会的作品。

那篇《追捕“二王”纪实》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83年春节，沈阳发生王宗方、王宗玮兄弟持枪抢劫大案，作案后他们从沈阳逃到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等地，一路杀死十名无辜民众，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个持枪杀人的特大暴力案件。一时公安部门动员全国警力抓捕“二王”，并发布公告奖励举报有功者。“二王”一时搅得人心惶恐，天下不安。经过半年多的追踪，公安干警终于在江西省广昌县的南山坑发现了“二王”并将其击毙。当时的部长决定邀请作家采写“二王”大案，针对社会上各种不实传说，发表一篇真实记录追捕“二王”的文章。这项重要写作任务落在李宏林身上。李宏林离沈阳去北京，先观看公安部追捕“二王”的指挥中心，然后沿着已掌握的“二王”跨省线路一省一省地进行采访。来到南昌，南坑山在苍茫的群山之中，有三里路不能通车需要步行。走在长满锯齿草的大山间，山里时有蟒蛇出没，锯齿草极易伤人。陪同人员劝说到此为止吧。李宏林一定要看击毙“二王”的现场。李宏林在南坑山的密林里，终于看到击毙“二王”的现场，他目不转睛地查看那块两兄弟曾伏尸其上的巨石，兴奋地说：“我是中国唯一见证‘二王’死地的记者、作家，我可以写了！”在回南昌的路上，警车与一辆货车在山间的路上发生严重碰撞，导致车祸。翻车的那一刻，陪同李宏林采访的几位省厅干警全部护在李宏林身上，保护他不受伤。这一幕感动得他落泪。这种对公安干警的尊敬和热爱，全用笔墨留在《追捕“二王”纪实》的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