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尺

那年叔叔十九岁，正在读高一。

那是个牛羊归圈的夏日黄昏，村庄上空正弥漫着草木灰味道的炊烟，我家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骑着一辆大二八自行车。他一定是走了很远的路，满头满脸都是汗，白色的半袖衫也湿透了，软塌塌地贴在肩胛凸起的后背上。

来人自报家门，说是县高中的曹老师，来找付智民同学去上学。

我瞟了一眼墙上的日历，今天是星期二，我的叔叔付智民应该在学校呀。县高中离家三十多里，他在那里寄宿。

曹老师说，付智民是上周六离开的学校，周日的晚自习没上，周一旷了一天课，周二还是不见他的影子。他不放心，特意赶过来看一看。

我父亲也有些发蒙，说付智民上个礼拜六下晚儿回来的，礼拜天一大早就走了。走时还背走了他的口粮——半袋小米。

真没回来？

真没回来。

曹老师一拍大腿，付智民这是逃学了。

不可能！父亲几乎叫起来，他一脸狐疑地打量着曹老师，似乎有些怀疑他的身份。

没准儿又闯了祸。母亲在外屋灶膛前呱嗒呱嗒拉着风箱，嘴里小声嘀咕。

父亲顿时紧张起来，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我这个叔叔，生性顽劣淘气，经常闯祸作妖。小时候上树掏鸟儿，长虫差点儿钻嘴里去，人从树上掉下来，摔了个半死。模仿电影里的飞檐走壁，纵身跳大沟，人又摔得发昏。小时候不懂事，就不说了，上学后依然禀性难改。上六年级时，他曾用半个玻璃球对着太阳，烧掉学校的一垛柴草，差点儿引起火灾，害得我父亲不得不把家里的柴草用扁担挑到学校去。这次又逃学，老师都主动找上门来了，肯定又闯了祸。

曹老师说，他是我叔叔的班主任，教他们物理。叔叔学习成绩没得说，就是纪律不好。为了管束他，他让叔叔当了物理课代表。这半年，叔叔的表现比过去好多了。

事情发生在上周三，上午课间操后是物理课，他让叔叔去学校的实验室拿实验仪器，是一把千分尺。上课时，他发现千分尺坏掉了，也没多想，当道具给学生做了番简单讲解，下课后又让叔叔送了回去。过后，实验室的负责人来找他，说千分尺领走时是完好无损的。一追查才知道，是我叔叔上课前私自动过，一不小心拧坏了。

学校那边追着不放，让赔。曹老师一脸愁苦地说。

一把尺，赔就赔嘛。父亲松了一口气。

那把尺很贵的。曹老师看了父亲一眼。

这么说，学校根本就没收学杂费？父亲猛然想起，叔叔离家时，不但背走了半袋小米，还拿走了三十块钱学杂费。以往叔叔要钱都是三块五块、十块八块，这次开口就是三十块，弄得他措手不及，借了大半个村子，才把钱凑足。

三十块哪够。曹老师苦笑着摇头，那把千分尺一百三十块，顶我仨月工资。

一把尺，镶金边儿啦？！母亲像被扎了一刀，在外屋锐声尖叫。

曹老师解释说，付智民弄坏的千分尺，不是一把普通的尺，又叫螺旋测微仪，是一种精密的测量仪器，而且还是外国进口的，修都没法修。

没准进口时就坏掉了。母亲用锅铲恶狠狠地铲着锅底，发出刺耳的声音。

对，一定是早就坏掉了。父亲也一口咬定，学校这是粘包赖，硬往付智民头上扣屎盆子。

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曹老师叹息道，付智民已经承认了。

这个败家子！父亲气得咬牙切齿。我想那一刻如果叔叔在，他一定会撕烂他的嘴，剁掉他的双手。

该吃晚饭了，父亲留曹老师吃饭。曹老师一定是饿坏了，也没客气，吃了两碗小米水饭，起身告辞。临走前嘱咐我父亲，一定要找到付智民，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回去上学。又说，作为班主任，他也有责任，他愿意承担赔偿款的一半。父亲说，是他闯的祸，哪能让你吃瓜落儿呢。曹老师说，我是看付智民是个好苗子，不读书可惜了。

第二天，父亲赶着驴车，专程去了一趟学校，证实了曹老师所言非虚。又去叔叔的宿舍，发现行李还在。问平日跟他要好的同学，都不知道叔叔去哪儿了。

那段日子，父亲几乎发了疯，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叔叔一个大活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直到半个多月后，学校已经放了暑假，终于等来了叔叔的一封信。

叔叔在信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个上午的课间操他没去上，直接去实验室拿千分尺。回到教室见同学们出操还没回来，便拿出来偷偷摆弄。他很好奇，听说千分尺能精确地量出头发丝儿的直径，便想拿自己的头发先做个实验。哪承想操作不当，把千分尺拧坏了。他后悔死了，早知道千分尺那么娇贵，打死他也不会摸一下。学校让赔，回家又不敢说，便谎称学校要学杂费。看到哥哥跑了大半个村子，才借到三十块钱——零零散散一大把毛票子，就更不敢实话实说了。到了县城，他没有回学校，而是找到了一个买家，卖掉了那半袋米。数一数手里的钱，依然是杯水车薪。他在大街上焦急地走来走去，不知不觉就走进了车站。在车站，遇见几个外出跑盲流的人。他们要北上，去内蒙古一个叫莫旗的地方。听他们说，在那边种地很赚钱，于是决定跟他们走。现在，他就在那边种地，给当地农户当雇工，年底回家就能拿到一笔钱。过完年，他会用挣来的钱去赔偿学校，然后接着念书。

种地能赚钱？谎都撒不圆。父亲不相信叔叔的话，想去把他找回来，看看信封，竟然没有邮寄地址，只有邮戳上显示着“内蒙古莫旗”的字样。无奈只得作罢，不过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首先，叔叔平安无事。其次，事已至此，也没别的办法。一切只能等叔叔回来后再做打算了。

说到这儿，得先说一下我家的境况。我出生那年，爷爷就去世了。我六岁时，奶奶也去世了。当时叔叔正在读初中，上面只有我父亲这一个哥哥。有道是长兄如父，老嫂比母，供养叔叔的重担，自然就落到我父母的头上。叔叔上学在学校寄宿，放假回来，吃在我家吃，住呢，去隔壁爷爷奶奶留下的老房子。东西两院，隔着一道矮墙。叔叔两条大长腿在墙上跨来跨去，如履平地。

叔叔这个人，怎么说呢，脑袋虽灵光，懂事却很晚。到上学的年龄了，偏偏不去上学，整天上树爬墙，作妖淘气。那时我爷爷还活着，拿着鞭子满世界撵着他跑，押犯人一样把他送到学校，硬生生按到板凳上。可叔叔屁股上像扎了刺，就是坐不住，一堂课听不完，便顺着尿道逃之夭夭了。老师们劝我爷爷，算了吧，这孩子不是念书的料。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叔叔十岁。那年秋天，爷爷去世了，叔叔大哭了一场，一夜之间开了窍儿，主动提出要去念书。父亲又悲又喜，把叔叔送到学校，没想到叔叔这次竟然坐住了。一年级坐了半年，跳级上了二年级。二年级又坐了半年，跳级上了三年级。此后大脑像发动的马达，学习成绩一骑绝尘。

叔叔上五年级的那个秋天，学校放农忙假，叔叔和伙伴们去打谷场上玩。当时村民正一麻袋一麻袋地称谷子，生产队的张会计在一旁打算盘核计产量。叔叔站在旁边看了看，说这种算法太笨，他小学二年级就学过了。气得张会计差点儿摔了算盘子，要跟叔叔打赌，赌一麻袋谷子，看谁算得又快又准。于是那个下午，打谷场上出现了比秋收更紧张的场面——张会计算盘珠拨得噼啪山响，我叔叔在一旁掐指念念有词，像和尚念经。上百麻袋谷子，几万斤粮食，最后两下一合，斤两不差。队长大声宣布比赛结果：平局！

叔叔虽然没有赢得那一麻袋谷子，却赢得了神童的美誉。村里人都说，老付家的老疙瘩天生神算，会“袖里吞金”，日后准会出息成大人物。

从那以后，叔叔就成了我父亲人前炫耀的资本。每当村里人夸起我叔叔，父亲总是背起手抬头望天，胸脯拔得老高。后来我上学了，叔叔就成了父亲教育我的榜样，儿子，跟你叔学，人家玩着学都是第一。在他看来，我整天闷头苦学，最好的成绩才考到全班第五，跟他那聪明的弟弟比，还是有差距。

可眼下，这个让我奋起直追的标杆人物，竟然因为一把千分尺，逃到了遥远的内蒙古。

年底，叔叔回来了。半年不见，个子蹿了一大截，体格也壮实了，嘴唇上长出了一层毛茸茸的小黑胡儿。他果然挣了钱，给父亲买了一双翻毛皮鞋，给母亲买了条红头巾，给我买了一支英雄牌包尖钢笔。剩下的钱数一数，赔完那把千分尺，还能补贴点儿家用。

父亲很高兴，对叔叔的怨气一扫而光，转头说起曹老师的好，你闯的祸，害得人家曹老师主动上门找你，还要替你赔一半。叔叔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哪能连累曹老师呢。父亲说，我是在说你，到学校好好念书，可别再闯祸了，你要对得起曹老师对你的好。

过完年，叔叔拿钱去了学校。事实证明，他那欠债还钱的想法太天真了。损坏公物，还逃学，学校已将他开除了。听说曹老师为了给他说情，跟校长拍了桌子，却依然于事无补。曹老师把叔叔送出校门，给他出主意，让他去县里的其他高中试一试，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回乡里的初中复读。直接考个中专吧，也不错。

叔叔把县里所有的高中和初中都走了个遍，才知道现实比想象更加严重——他的斑斑劣迹已经长了翅膀，传遍了全县各乡，没有哪个学校肯收留他。

入学无门，叔叔彻底蔫了，回到家，躺在炕上蒙头啜泣。

哭有屁用！父亲冲叔叔吼。这事要是落在我身上，父亲早就拿皮带抽我了。可那个人是他的弟弟。自打我奶奶去世后，父亲没动过他一个指头。

正一筹莫展，曹老师又来了，说事已至此，眼下只有一条路，去外地就读，比如临县。不过得托门子找关系，免不得要花一笔钱。临走时，曹老师拍了拍叔叔的肩，轻轻叹了口气。

送走曹老师，叔叔躺在炕上发呆半晌，起身来找我父亲。他认为曹老师说得有道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就去外地读书。

说得轻巧，外县连个豆儿大的亲戚都没有，哪来的关系？父亲说话没一点儿好气。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叔叔说，他还去莫旗。在那边当雇工时，他交了很多当地的朋友。托托关系，没准儿就能找到上学的门路。

这叫迂回战术，曲线救国。都走投无路了，叔叔还没忘了拽词。

没有别的办法，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父亲斟酌再三，点头同意了。送叔叔走时，我父亲特意叮嘱他，到莫旗立马写信回来，那边不行，家里这边再想办法。总之，就算是一步一个头磕到学校去，这书也得念。

叔叔又走了，半个月后，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通过朋友的关系，在当地找到了就读的学校，是乡里的一所中学。他已经决定，这次直接考中专，不过得等到秋季开学时，和新生一起入学。这半年，他正好在当地打短工挣些钱，学费就不用家里操心了。

父亲想回一封信。翻来覆去看信封，奇怪，还是没有邮寄地址。

母亲埋怨父亲，早知道这样，那时候还不如让他直接考个中专。

父亲自知理亏，这次没有反驳。

当初叔叔中考时，父亲和母亲的意见并不统一。母亲想让叔叔考中专，或者考中师。比如村西头高振才的儿子，中专毕业就去政府当了干部，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风光得很。还有村东头刘瘸子的儿子，中师毕业后就当老师，上衣口袋整天插着一支钢笔，也很牛气。可父亲却想让叔叔再争个“第一”，考高中然后考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说得再远大一点儿，他要让人们口中的预言成为现实，把叔叔培养成有出息的大人物。

母亲说，多供三年呢。阴天下雨不知道，家里啥条件还不知道。

父亲说，困难是暂时的，紧紧裤带就过去了。

母亲说，要是万一……

母亲的话还是提醒了父亲，他回头去问叔叔，考中专中师和考高中再考大学，哪个更难。

都不难。叔叔很自信，自信中又带着那么一点儿无所谓。给人的感觉，他就是一名神枪手，父亲这个指挥官只要随手一指，他就会举枪命中目标。

那就考高中，上大学！父亲最后拍板儿。

事实证明叔叔没有吹牛，初升高会考，他考了个全乡第一，轻轻松松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打那之后，父亲总是背着手四处招摇，说我家老疙瘩，死犟死犟的。不考中师，也不考中专，非要上高中，考什么大学。村里人纷纷向父亲伸出大拇指，他们都相信，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就要诞生了，那个人就是我的叔叔。“袖里吞金”的神童呀，舍他其谁？

然而很不幸，母亲的担忧一语成谶，果然就有了“万一”。

接到叔叔的信后，父亲再也不出去吹牛了。村里人也都知道，昔日的神童已经背井离乡，去外省念书了。他就是考上中专，也不是“第一”了。话头话尾中，有点儿惋惜，又有那么一点儿冷嘲热讽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