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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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已跨过七十岁的门槛，发丝银白，齐整而不凌乱，略显浮肿、沟壑纵横的脸庞映射出岁月的沧桑。纠缠多年的痛风症，让她的手指变形，脚趾肿胀。顽固不化的糖尿病，时常在她虚胖的身躯里称王称霸、兴风作浪。

五十年了，母亲扎根于莲洲乡黄门村——她的第三个故乡，从笑看春风的桃花变成雪满枝丫的老松树。就像她早已离世的双亲曾在家乡驺冈岭村期盼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一样，我的母亲也日夜盼望着在外奔波的五个子女早日归来。风轻云淡时，她偶尔也会想起自己的第二个故乡——莲洲乡胡家村，回味那短暂停留过的苦痛日子。

每次回老家，我喜欢半蹲在母亲身边，紧握那双变形的、粗糙的双手，注视着她那对魔术般变化的眼睛。韶华时的光润色泽不知何时消逝，悄然蜕变为暮年的混浊。掀开重重帘幕，往事如漂浮的游光，似掠过的幻影，一一呈现。驺冈岭、胡家村、黄门村。三个不同的村庄，三种不同的疼痛。

故乡，是你离开后才能看清楚的地方。对于故乡驺冈岭，年老的母亲用游子的视角，回望故乡的风景，看清自己的幼年和青春，疼痛与甜蜜。

1949年农历十一月初十，一个名叫驺冈岭的村庄被淅沥的小雨笼罩着，笼罩着村庄的还有新中国成立的巨大喜悦。雨丝如线，从早晨一直编织到中午，形成一个巨大的蒸笼。

村东头一栋简陋的房屋里，不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痛苦的呻吟声。男主人罗左才在昏暗的外屋来回踱步，脸上的担忧清晰可见。他时而停下来倾听里屋的动静，时而深吸一口长杆烟枪，喷出浓浓的烟雾。里屋中，女主人欧阳春玉挺着大肚子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接生婆在床前忙个不停。呻吟声绵长如雨丝，为罗左才编织出去年农历二月的画面：在同样的屋子里，老婆为他生下第一个女婴。初为人父的喜悦就像三月桃花的盛开，却没持续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得来到世间仅半年的女婴夭折。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疼痛，罗左才好似霜打的茄子，进进出出眉头紧锁，耷拉着脑袋，总感觉背后有人指指点点……

突然，一阵清脆的啼哭声犹如春雷炸耳，破窗而出，在村子上空回荡。接生婆尖叫着，恭喜恭喜！是个健康的女崽！罗左才打了个激灵，笑容瞬间绽放开来，他拔出含在口中的烟枪丢在矮小的饭桌上，一阵风冲进里屋，从接生婆手里接过婴儿，搂抱在胸前，欣喜地端详着。婴儿肤色红润，头发稀疏，双眼紧闭。透过狭小的窗户，罗左才看见阴沉的天空出现几缕金色的光芒，屋后菜园的蔬菜叶子分外碧绿。罗左才顿时觉得全身通畅，眉头完全舒展开来。他知道，连日的阴雨就要停止，霜打的茄子也能翻身。

罗左才是我的外祖父，欧阳春玉是我外祖母，刚出生的女婴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的出生犹如一束光芒，照进这个昏暗阴霾的小屋。屋里顿时透亮起来，所有人的愉悦表情清晰可见。愉悦一直延续到第二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让外祖父一家拥有了两亩多田地。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生活就充满了阳光、希望。

后来，随着四个舅舅、两个姨妈的先后降临，简陋的屋子拥挤起来、热闹起来。

作为长女，母亲五岁那年开始劳动，拔猪草、拾牛粪、照顾弟妹。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因为贫穷，母亲九岁才上学，只读完二年级就辍了学。

那年，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广袤的新中国大地开展。驺冈岭村迎合时代潮流，搞公社食堂。大家发扬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主动上交自留地，主动上交家禽家畜。一日三餐，带着碗筷开心地去村西边的公社食堂吃饭。

在公社食堂，人人可以吃饱喝足。然而，母亲的开心没有持续多久，香喷喷的白米饭就变成稀拉拉的粥水。一日三餐，各家各户安排一个人去公社食堂按人口领取粥水。

母亲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个重任，端着一口搪瓷大碗奔波于食堂和家庭之间，尽管手酸了、脚疼了，但闻着那诱人的粥香味，她那菜黄色的小脸绽放出舒心的笑容。逼仄悠长的小巷，道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意外出现在距离家门口几米的地方，一个趔趄，搪瓷大碗借助惯性的力量挣脱母亲稚嫩的小手，顺势在空中盘旋、自由掉落，在地上顽皮地打几个滚。哐当、哐当的声响回荡在幽长的小巷，母亲怔住了。滚烫的粥水铺洒一地，疼痛感瞬间从母亲的脚上传遍全身。她强忍着痛，双膝下跪，双手合拢，手忙脚乱地把粥打捞回碗里。这时，一阵尖锐的喊声传来，死女仔，连个碗都不会端！这下可好，全家人喝西北风啊！看我不揍死你！紧接着，一个矮小的女人旋风般从门后飙了出来，手里紧握着一根细长的棍子——那是我气急败坏的外祖母。在那个粮食无比珍贵的岁月，一碗粥就像雪后的炭火，能温暖一家人的肚子。外祖母一边咒骂一边抽打自己的亲骨肉，这是一种对饥饿的极度恐惧而导致的疯狂举动。母亲不躲不避，心虚地接受着由于自己的失误而导致全家挨饿的惩罚，任由棍子在身上肆意地踏着锥心的步伐，一边哭泣一边打捞着粥水。眼泪滴落在粥水里，惨白流淌一地。外祖父刚好回来，顾不上进家门，一个箭步抢下棍子，反手打了外祖母几下，骂道，你不把女儿当人看是吧！粥没了可以再去领，人打没了还有吗？真是个蠢婆娘！他抱起大女儿，心疼地抚摸那双被烫红的小手。

只是外祖父没有想到，到后来连稀薄的粥水也领不到了。从天堂到地狱，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这是一种巨大的反差。走投无路的村民彻底放弃生产自救，饥不择食地满山满地疯转。米糠是舂米后残留的谷壳，极其粗糙，不易消化，一般用来喂猪。村民把米糠打湿捏成米团，蒸熟了吃。母亲吃得少，总感觉喉咙里长刺一样难以下咽。饥饿可以催生出对生命极度渴望的动力。望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外祖父被迫无师自通地学会打算盘，当上了村里的会计。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位，不需要忙碌地劳动就能领取较高的工分，也有宽裕的时间搞些“下竹篓”之类的副业。一年四季，只要天气好，外祖父晚上就去下竹篓。

竹篓是一种竹编器具，底部大、顶部小，顶部还有一个插塞，易进难出。外祖父把蚯蚓剁碎，拌入谷糠，放进竹篓底部，头朝上底朝下倾斜着埋入田间沟渠、池塘小溪，利用蚯蚓的腥气引来泥鳅黄鳝。凭着对天气、温度、地形的掌握，每次的渔获总比他人多。第二天一早，外祖母肩挑手提步行十余里来到县城叫卖。泥鳅值钱，一毛五分钱一斤；黄鳝便宜，八分钱一斤。临近中午卖完，换来一小堆钞票。她紧紧地攥住灰褐色的布袋，在冷清的市场上打转，看到急需添加的生活用品，软磨硬泡谈好价钱后，四处张望一下，再小心翼翼地打开布袋，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手指蘸点儿口水，反复清点后递给商家。

外祖父的精明勤快在村中出了名，他每日早出晚归，忙忙碌碌。有一年秋天，外祖父患了一种俗称“牛崽脑壳”的怪病，左膝盖肿得瓷碗大，像颗牛崽脑袋。外祖父不以为然，上山拔点儿草药捣烂后敷上，再喝点儿小酒照样做事。冬闲时节，他更是闲不住，带着斧头、锤子在周边县市鞔鼓（当地的传统制作技艺，后来成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腊月底才携带大包小包和一身寒气回来。孩子们喜欢地围着包裹打转，里面变戏法般出现糖果，甚至还有一段漂亮的红头绳。狭小昏暗的房间里洋溢着过年的喜庆。

失去校园的快乐时光，母亲白天把心思放在劳动生产上，晚上辅导弟妹学习。经历超越年龄的疼痛后，母亲的豁达善良逐渐显露。

大舅十三岁时过继给在峡江工作的伯伯，母亲一直惦念着，直到现在还一直往来。二舅年幼时体弱多病，身材矮小，上学途中总是被人欺负。母亲发现后，经常接送他。三舅小时候有疝气，一变天就会痛，一痛就大喊大叫。作为大姐，母亲经常细声细语地安慰，拿食物给他吃。后来，村里一位老人告诉她，疝气发作时如果有人背着，就不会痛。母亲如获至宝，三舅的疝气一发作，便背着他到村里村外游玩，一直背到他读初二那年疝气自然痊愈为止。大姨年幼时得了一场大病，导致嘴巴歪斜，懂事后有自卑感，母亲经常鼓励、帮助她。母亲成了兄弟姐妹的靠山。

然而，昔日的靠山——外祖父却开始堕落。他学会在牌九中寻找刺激和安慰。那时的农村，赌风盛行。农闲时节、夜晚时分，破旧的祠堂、狭窄的小店、宽敞的晒谷场，各种各样的人三五成群，玩着各式赌具，烟味、汗味混合，咒骂声、大笑声夹杂，一片乌烟瘴气。外祖父牌技一般，输多赢少，赢了全家高兴，输了鸡犬不宁。有一次输了近百元，到家后边抽烟边喝闷酒。外祖母见状，知道输了钱，便站在一旁喋喋不休地数落起来。这却助燃了外祖父的怒火，他顺手抄起旁边的扁担揍打。两人缠斗在一起，混乱中酒坛无辜挨揍，酒水淌了一地，酒气漫天飞舞。几个孩子熏晕似的，怔怔地望着，手足无措。幸亏母亲机灵，用哀求和哭泣劝住暴躁的双亲。

这是母亲生命中不堪回首、充满疼痛的回忆。饥饿的恐惧、家庭的纷争就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里面阴冷潮湿，四壁布满湿滑的苔藓。瘦小的母亲孤立井底，仰望缥缈的云彩。她想奋力爬出，却力不从心。

2

幸运的绳索出现在母亲十九岁那年。抛下这根绳索的，是一个文质彬彬、清瘦挺拔的异乡青年，名叫董明先，他与母亲同龄，后来成了我的父亲。

1968年春天，树叶分外碧绿，花朵分外娇艳。那时母亲正在田里插秧，秧苗嫩绿，铺满田野。我的母亲学名罗桃怡，正值桃李之年，长相甜美，恰如桃花般怡人。此时我的父亲在百里外的吉安师范学习，他双眼明亮，映射出春天的美好。其实，父亲也是一个经历过疼痛的人，读初三时，因家贫休学一年，跟随做铁匠的爷爷学打铁。他复学后勤奋读书，考取吉安师范。不久后，江西省委一声号召，万千学生走出校园，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农大军。父亲顺应潮流，响应组织号召，与几个同学离开校园来到驺冈岭村，住在母亲隔壁的叔叔家里。

父亲入住的头一晚，母亲像往常一样去叔叔家串门。正想推门，陌生的声音透过窗户钻入她的耳朵。少女对陌生人的敏感和害羞使得她想转头回家，父亲刚好推门而出——想去看看这里的夜景。两个青春朝气的年轻人，在狭小的门口伫立着，对视着。父亲的眼神灼热母亲全身。

就这样，年轻父母的第一次相遇，让如水的月光成为最好的陪衬。

那时的农村实行集体劳动。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每个季节，田野里总是人头攒动。年轻的男女在集体劳动中培养情感。支农的学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母亲眼中，父亲是一个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青年。她发现，父亲白天出工劳动吃苦，晚上不随大流参与赌博、酗酒，而是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字。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让年轻漂亮的母亲动了芳心，晚饭后有事没事地来叔叔家串门，有意无意地打探父亲的情况。作为知识分子，父亲起初有些矜持，后来了解清楚母亲的为人，才欣然接受。两人的心思被身边的亲友察觉，大家都乐意撮合这段姻缘，刻意把两人分在同一个组劳动，聚餐时同坐一条凳子……私底下，两人的交流互动越来越多。母亲有时央求家人请父亲过来吃饭，有时偷偷地帮父亲清洗、缝补衣裳，甚至还给父亲编织一件合身的毛线衣。父亲深受感动，经常邀请母亲晚间漫步，谈学校的趣闻，谈支农的感受。他帮母亲挑担，陪她上街买东西。时间是最好的感情催化剂，两人日久生情。其实，母亲也担心自己农民的身份，会让即将捧上铁饭碗的父亲看不上眼。面对母亲的担忧，父亲紧握她的手，动情地说道，放心吧，我会对你负责一辈子的！那年年底，在母亲的家宴上，父亲借助酒精的力量，红着脸开口向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提了亲。

父亲的出现，点亮母亲生命里的灯塔。只是她没有预料到，跟随父亲的道路并不好走，各种疼痛依然伴随着，形影不离。

1970年正月十一，天空晴朗。唢呐声声中，母亲以新娘的身份第一次走进莲洲乡胡家村。身穿大红衣服、头披红盖头的母亲满心喜悦地坐在自行车上，由年轻帅气的父亲推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让自行车震颤不已，不时刺痛母亲的身体。她咬紧牙关不出声，她从父亲口中得知因为我祖母的原因才嫁到胡家村，缄默不语——这一切都源于对我父亲的信任。祖母出生于胡家村，身世悲惨，不到十岁失去母亲，二十出头失去父亲，留下她和一个妹妹相依为命。祖母嫁到黄门村时，祖父答应外曾祖父提出的“长子过继给岳父家”的苛刻条件。婚后不久，外曾祖父就与世长辞。作为长子的父亲只能生活在黄门村，和母亲结婚时才正式来到胡家村——这是祖父对于外曾祖父一家的承诺，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诚信。

对于我来说，胡家村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它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山村，向东走过一座石板桥，跨过几道黄土山坡便是家乡黄门村，向西翻过一座山进入高市乡八团村——我教书三载之地。小时候，我跟随父亲在胡家村读完小学。长大后，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八团村与黄门村之间穿行，胡家村成为途中的驿站，我曾多次停留。祖母在这里出生，我的大姐、二姐都嫁在这里。胡家村里，有我年少时的快乐，年轻时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