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萝似锦

杨老师这个妹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们那个装修经理老穆说的。老穆说这话的时候，抱着胳膊，点着烟，靠在我们家新打的壁柜上。他吐出一个烟圈，慢慢地说：“老杨这个头儿没有开好。”老穆是木匠出身，当过小学徒，师父说万事开头儿难，这话从老穆耳朵进去，拐个弯绕到心里去的时候，就变成了开不好头儿万事都难。所以在小穆变成老穆的过程中，只要是分析事由，他都会不辞辛苦地绕到那个头儿上。

按照老穆的说法，杨老师的头儿没开好，就是因为娶了个心大的娘们儿。杨老师娶亲那年，正赶上我大学毕业，杨老师指导我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绿萝的种植、病害及防治》。杨老师是生物专业，每天的生活就是从家到实验室，两点一线。杨老师的漂亮老婆不喜欢这条线。她拉着杨老师站在学校的山坡上，以脚为圆心，目力所及为半径，轻轻巧巧地画了一个圆。然后她说：“要不咱们也去世界看看。”

杨老师后来对老穆说，从那以后，他就经常站在那个土坡上，凭高远眺。他想：“世界在哪里？他脚底下踩的这块土地，算不算世界的一部分？”当他又想起老婆用眼睛画的那个圆的时候，他突然明白，当我们说起世界的时候，其实是在说远方。杨老师不喜欢远，他喜欢显微镜里的世界。在那里，植物细小的纤维，由远及近，由小及大。在老婆的圆和他的显微镜之间有没有一个中间的点？杨老师问自己。后来杨老师笑了，那就是日本——毗邻这个滨海城市，最近的远方。

杨老师就这样勇敢地走向世界。门砰地关上，把一套实木家具和地板上的绿萝，还有显微镜下各种各样的植物纤维都抛在了脑后。不到半年，杨老师就明白过来，原来世界还是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开始他看大海，看高山，看樱花，看庙宇。后来他能看到的就只有八十厘米的洗碗槽了。洗碗槽源源不断地吐出脏碗筷，杨老师的手快速地围着它们打转。他觉得憋屈。他本来是一个有专业、有技术的人，可现在因为语言不通，活得就像机器人。他决定让自己的手带一点人性含量。杨老师最终在街边一家按摩店里找到自己的理想。在那里，收入高，人来人往，不需要语言，只需要力道。推、压、按、滚、揉，老杨在不同的指法中体会到技与道的精髓。杨老师觉得，每个人的身体就像一架华贵的钢琴，他只要轻揉慢捻，健康之音就有条不紊地奏响了。杨老师后来告诉老穆，除了那个日渐变形的大拇指，他对生活就没什么不满足的了。

不满足的是杨老师的老婆。这一点，杨老师就特别不理解。杨老师觉得，一个女人，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穿得漂漂亮亮的，还能在各式各样的奶油蛋糕间自由走动，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杨老师老婆就顶烦她老公这点，看问题只看表面。在日本的蛋糕店里，她带着微笑，头戴斜卡贝雷帽，脚踩细高跟，荷叶边的粉短裙紧箍腰身。问题是，别人可以把她看成艺术蛋糕的一部分，可她老公应当把她当个人看，能看出来她在蛋糕中间跑前跑后，不是为了成为美好的一部分。她为什么每晚回家都烫脚，因为她的脚不是奶油蛋糕做的，长久站着，会肿会疼。可杨老师在身体钢琴上弹奏了一天，回到家里，也很容易心理疲劳。所以，虽然老婆天天没有好脸，但杨老师还是习惯把这个事情往表面看。

可有人就看出了别的。这是一个叫作吉田正一的日本人。有一天，他透过橱窗看蛋糕，看着看着，就看到了蛋糕旁边的女人。第一眼，他就觉得这个女人不一样。他进了蛋糕店。那个女人用简单的日语向他介绍各种蛋糕的口味。这时他才知道，这个女人不是日本人。但奇怪的地方不是在这儿。后来，他要了一块奶酪蛋糕，坐在窗前的木椅上。一个下午慢慢过去了，他发现这个异国的女人满腹心事。当客人在跟前的时候，她笑起来很甜蜜。可客人一转身，她的脸就僵了。吉田后来看出来，那是一种带着意志力的隐忍，就像一个不断想呕吐的人，一次次靠着理性与毅力，克制马上就要喷涌而出的欲望。她紧绷绷地疲惫着，就像一副蓄势待发却永远不准备发出的弓箭。

杨老师的老婆无法想象，自己在吉田的脑子里曾经是弓箭。就像吉田也不会知道，在她的最初印象里，他仅仅是一个有点“娘”的日本男人。她当时对男人的基本想象离不开她家老杨：不修边幅，抽抽烟喝喝酒，没事儿的时候打打篮球，流流臭汗。所以，当杨老师的老婆发现，每到周四下午四点半的时候，一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男人小心翼翼地拿着小刀小叉，在白底粉花的细瓷盘上对付一块不到六厘米的乳酪蛋糕，心里就会忍不住叹气。叹气归叹气，客人就是上帝。所以，杨老师的老婆还是会笑容满面，给客人第一时间送个纸巾或者端杯水什么的。日子长了，在这个男人身上，她看出来了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呢？一时形容不出，只是觉得处处熨帖、舒服。笔挺的裤缝，锃亮的皮鞋，清新的口气，还有不厌其烦地鞠躬致谢，轻轻打开又轻轻关上的门。她不知道“润物细无声”的道理，只知道每周四晚，再回到家里，看到邋里邋遢的男人，心里就蹿出一股无名火。杨老师不知道老婆肚里有火，只知道今时不同以往。以前，一家人坐在沙发上，捧着碗，边看电视边往嘴里扒拉饭。可现在，必须坐在铺着高档桌布的饭桌前，捧骨瓷小碗，悄无声息地细嚼慢咽，临了还得用那块放在膝盖的餐巾抹一下嘴巴。杨老师顶烦这一套，可是他明智地考虑到了老婆的脸色，知道家和万事兴的道理。于是，在老婆眼里，粗糙的男人吃相日渐文雅起来。可是让杨老师难以忍受的，还有老婆摆放在洗面池上的那套男士洗护品，面霜、眼霜、面膜、洗面奶，让他一时觉得做个男人真的好难。真正难的，还是那个衣柜。一个衣柜两扇门，以前杨老师和老婆互不干涉。可是不知道哪天起，他发现他的这半边颜色热闹起来。他不说话，黑着脸把自己的灰黑蓝从老婆给他新添置的花里胡哨的各款外套中刨出来，穿上，走出门，留在身后的是老婆恨铁不成钢的眼光。后来的情况是，杨老师喜悦地发现，老婆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不严格了。举例来说，吃饭的时候，老杨弄出多大的声响，甚至又冒险把碗端到电视前，老婆只是低头吃饭，假装没看见。又比如，老婆任由他私自把霜呀乳呀的瓶子打入冷宫。杨老师综合种种细节，轻易地得出了老婆对自己的改造彻底失败的结论。就在他觉得老婆要鸣鼓收金的时候，等来的却是老婆提出的分居决定。

杨老师后来跟老穆说，他要是他老婆，也会选那个叫作吉田的日本人。杨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是和老穆坐在我们小区旁边的一个海鲜烧烤店里。他们俩坐在临街的那扇大玻璃窗旁，边喝酒边看街上日渐凋落的灯火。杨老师不说话，一杯接一杯喝酒，老穆就觉得杨老师的前半生实在令人百感交集。等杨老师放下酒杯，老穆才问：“那个日本人有啥好的？”这是杨老师无数次问过自己的问题。他躺在异国的出租屋里，衣柜敞着，灶台清冷，孩子的书桌空空如也。他怜惜地看着那个肿大的手指，脑子里就在想老穆现在的问题：“那个日本人有啥好的？”

答案马上就会揭晓。三天后，老婆来搬东西，吉田来了。一进门，就朝他微笑，一边鞠躬一边连说打扰了。杨老师攥紧拳头，努力用客观的眼光打量这个抢了他老婆孩子的“强盗”。吉田一身休闲打扮，姜黄色的皮夹克下面套着一条米白色的灯芯绒裤，羊毛呢的棒球帽松松地戴在头上。他轻声慢语，指挥搬家公司的工人轻拿轻放。杨老师的心不知怎的，忽地一下子自卑起来。不看镜子，他也知道自己一脸戾气，胡子已经三天没有刮过了，皱巴巴的衬衣袖口上油渍斑斑，裤子压得都是死褶。那是贫穷与粗糙的生活本身。杨老师摁下心里翻起的酸水，上前一步，一手攥住吉田的领口，问：“啥时结婚啊？”慌得吉田忙忙往后退，他一边努力挣脱，一边摇着两只手说：“不结婚，不结婚。只是在一起，自由自由。”杨老师扬起的那个拳头，就在“自由”的两个字中放下了。自由意味着文明、真理与正义，这是常以高级知识分子自居的杨老师内心所熟知的，只是他没想到，此情此景中，自由被吉田这个混蛋轻轻松松地握在了手里。而他呢，一个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一个浸淫过现代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就要被眼前这个抢走自己老婆孩子的强盗推到自由的另一边。他觉得生活上已经失去够多了，他不能再与野蛮、粗鄙与邪恶为伍，被高贵的现代价值遗弃了。就这样，他慢慢放下了拳头。那是杨老师个人生活中一个穷途末路的时刻，也是他一生承上启下的转折时刻。理解了这一刻，就能顺理成章地找到他日后生活的所有答案。

杨老师是男人，面对老穆的问题，他对那个重要的时刻避而不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谁不想过好点的生活？”老穆想想也是，他想，杨老师刚去日本，不名一文，老婆还如花似玉，真是开不好头儿万事都难。老穆端起酒杯，轻轻叹出一口气，既为了杨老师一败涂地的生活，也为了那条屡试不爽的道理。杨老师跟老穆碰了杯，他也轻轻叹出一口气。这一叹却有点扬眉吐气的味道。可杨老师的扬眉吐气在老穆看来就是得不偿失。固然留了洋，镀了金，年纪轻轻就成了教授，可到底把老婆孩子弄丢了。老穆不知道的是，杨老师从不觉得自己形单影只。事实上，当他坐在电脑前，打开一个个小窗口时，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友朋遍天下，天下谁人不识君。

那个妹妹就是从两厘米的小窗口掉下来的。她飘飘摇摇从天而降的时候，不叫妹妹，叫寂寞沙洲冷。那时，杨老师在魔兽世界打得如火如荼。他觉得他需要一个帮手。这个寂寞如他、铁血冷酷的武士，正是他想要的。两人并肩作战，闯过一道道难关。直到有一天，两人约定要为这战斗情谊干一杯的时候，杨老师才发现寂寞沙洲冷原来是个女人。更确切地说是个美少妇。杨老师唇未沾酒，先醉掉三分。女人莞尔一笑，绯红了脸，和他推杯换盏。这一杯杯喝下来，杨老师就知道这杯中喝的不是酒，而是两人共同的寂寞。杨老师的另一半留在了东洋，而这个叫作姜玲的女人，她的另一半则是天天在远渡重洋。“你知道一个远洋的海员，一年能回来几天吗？”姜玲红着眼睛问杨老师。姜玲也曾经天天数着手指头，眼巴巴地盼着那几天，这是刚结婚那几年。后来孩子有了，姜玲的心也慢慢淡了。靠着亲妈与婆婆的帮忙，孩子长大了。有谁没谁的，太阳还不照常升起？姜玲后来就不数手指头，把手指头放在键盘上打游戏。游戏的世界，昏天黑地，一天等于一万年，一万年也仅仅是一天。

杨老师坐在姜玲的复式大房子里，心里回荡的却是另外一首歌，这首歌也跟时间有关系，是《千年等一回》。他坐在一楼米白色的沙发上，耳朵却留心听着楼上的动静。小白兔大灰狼，小鸭子大黑熊，那是姜玲在给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讲故事。他听得心里热乎乎的，恍惚间又回到了自己很多年前的那个小家。自己在看书，老婆细声慢语地在给孩子讲故事。这一眨眼，又多少年过去了啊。沧海桑田，一刻就是一万年。杨老师这么想着，就看着姜玲穿着一件真丝的睡裙，款款走下楼来。

那一夜是干柴烈火，枯木逢春。这其实只是老穆对那一晚的想象。真实的情况是，烈火烹油只是那一晚的小部分时光，大部分时光是在两个人的絮絮叨叨中度过的。杨老师想说说自己那个变形的大拇指和已经变成心结的奶油蛋糕店，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高高的富士山和美丽的北海道。姜玲想说的是每天晚上她都睡着了，电视还沙沙地响着，可说出来的却是老公出海回来，送她的瑞士巧克力。两人说了半天，都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可心里却是踏实和满意的。毕竟，好久以来第一次，身旁躺着一个大活人，静静听自己说话。

这话越说越多，当话多到一定时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不再只走肾了，而是开始走心了。每天早晨姜玲送完孩子，就到杨老师这边来。两人说说笑笑地到了花鸟市场。一棵棵植物，装在青花的瓷盆里，放在向阳的窗台上。这时候杨老师会听到姜玲问他：“牛肉要不要炖得烂乎点？汤里放点枸杞怎么样？”他嘴里胡乱应着，拿起水壶，放下剪刀，撒了花土的报纸，横七竖八地铺在地板上。冬日的中午，太阳把光和暖溅落得哪儿哪儿都是。杨老师端起牛肉汤，不知怎的，突然想起远在日本的吉田。隔着时空偌大的距离，在杨老师眼里，吉田的形象日趋客观。没错，他是个强盗，可他也是一个智者。自由自由，没有捆绑，身心两轻，相悦则耳鬓厮磨，不悦则一别两宽。姜玲没有注意到，那碗牛肉汤，杨老师是笑盈盈地喝完的。

等到阳光收拢翅膀、狂风像出笼的大鸟欢叫着飞过这个海滨城市的时候，农历的大年就要来了。除夕夜，跨年的钟声刚刚响过，我听到有人敲门。门外，13楼的杨老师醉醺醺地扶着墙。我和老公郑明把杨老师请进屋，他把头靠在沙发上，看着灯唱起歌来。那是对门三岁半的小胖子天天唱的歌：“小胖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生孩子，生了个孩子是小胖子。”小胖子唱得摇头晃脑，杨老师唱得口是心非。不用说，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万家团圆的夜里，那个女人回到自己家里，把杨老师孤零零地剩下了。这就是生活出其不意的地方，杨老师没有考虑过自由的背面，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说法，那就是生命难以承受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