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苗诞生记
作者: 周建新我不否认,作家是懦弱的群体,曹雪芹也得“假语村言”“真事隐去”。我驻村,写非虚构,经常心有余悸,怕听来的是以讹传讹,变成了“假作真时”,也怕真名实姓惹来官司,尤其是揭开人性幽暗的那一面,那将是没完没了的消耗。作品的价值在于社会属性,我没必要自找麻烦,只好真名隐去。
我写的人叫贾不足(化名),是我们村五组岗岗沟人。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就是正面冲突。2021年国庆长假后,我驻村满一个月了,也混熟了许多张脸。在村部,我已经习惯了站着办公,正和村支书武维扬说事,他的手机响了。他示意大家别说话,边接电话边向村委会委员小卢和小平打手势,三个人急匆匆地往外走,神色中带有掩饰不住的慌张。
武书记把手机揣进兜里时,回头对我解释一句:“两家干架了,我们处理一下,你看家。”
村里有很多舌头碰牙的事儿,武书记一般不让我处理,我不了解村情,听不出指桑骂槐,怕我调解成驴唇不对马嘴,或者是火上浇油,还得他收拾烂摊子。言外之意,我是“外国秧”,融不进他们村。
我孤独地留在村部,百无聊赖中,翻开桌上的花名册——全村党员名单,共64人。我瞅着这些名字,越瞅心里越沉重,身份证号那一栏,大多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偶尔还有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五十岁以下的党员少得可怜。难怪我张罗几次开村党员会,都没成,总不能派人到老党员家去,将他们从病床上抬到村部吧?那可真成了“风景”。
后继乏人,是乡村振兴最严峻的挑战。
我正忧心忡忡,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打破了村部的寂寞。一辆电动三轮车开进村部,一个女人指挥着三个孩子,扯着被子的四角,将一个残疾人抬进来,丢到我面前。这便是被我称为贾不足的人,没有右脚,一双拐杖放在他的左右,面色蜡黄,一脸狰狞。
看着这个被病痛折磨的人,我问道:“怎么了?”
女人说:“胆囊炎犯了,作死呢。”
我得过胆囊炎,疼得死去活来,难受得五内俱焚,住了一个月院,消瘦了20斤。或许是同病相怜,我问道:“怎么不去医院?”
女人吼道:“病是村干部气的,有病就得村里管,不管,就死在村部。”女人说完,丢下贾不足,领着三个孩子,气呼呼地走了。
棘手的问题横在我面前,别看我不认识贾不足,人家却认识我,知道我是省里派来的第一书记,想不摊上人命,就得管他的死活。
明摆着呢,赖上我了,我忙给武书记打电话,想问明情况。武书记不接,给小卢和小平打电话他们也不接。我顿悟,武书记临走前接的电话,肯定是通风报信,三个人一碰眼神,心领神会,全撤了,把我傻乎乎地留下。
有病不能耽搁,尤其是胆囊炎,躺在地上受凉,更不行。我坚持着立刻送他去医院,新农合医保,能给报销一多半,残疾人还另有照顾。
贾不足边哎哟哎哟地喊疼边说:“村里不给钱,我上个屁医保?”
我巴不得马上哄走他,好声好气地询问他:“住院需要多少钱?”
他伸出一根手指头,一副不给钱死给你看的架势。我立刻不吱声了,村集体收入一年不过几万块,对村部来说,一万块钱是承受不起的数额,真是狮子大开口啊,难怪三个村干部吓跑了一对半。我们驻村第一书记,没有钱财物的权力,遇事都要按政策来,我不可能给他态度。
贾不足的态度却十分鲜明,不给治病,就死在村部。对峙了一段时间,招来了一些围观的村民,看热闹也好,瞅笑话也罢,我的一举一动,都是村里人日后的话题。我想把这个球踢给镇派出所所长,刚想打电话,他费尽力气,挤出了几个字:“一千块。”
早知道他只想要一千块,不必费唇舌了,我兜里的现金足以应付他。我说:“治病要紧,我先给你垫上,啥时有,啥时还。”
他一把抓过钱,力气大得不像有病。把钱捂在胸口,不知是疼的,还是和村里较劲儿,咬牙切齿地说:“我从不借钱,你找村里抹账。”
自打把钱掏出,我就没指望他还,更不能让村里报销。村民爱攀比,多给谁几十块钱,都会计较,后患无穷,就当肉包子打狗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他请出村部,否则,以后我在村里没法待,倘若他意外死在村部,我会吃不了兜着走。
村里还是好心人多,帮我把贾不足抬出来,塞进我的私家车。我开车出了村部,准备送他去40公里外的叶柏寿,到县医院就诊。
谁知到了镇里的路口,他执意让我右转,开往镇医院的方向。镇医院的水平,不过是消消炎、止止疼,不可能治愈。看样子,贾不足还是心疼钱,没有把病治好的打算。
总算把他交给了医生,他躺上病床,输了液,我也卸下了负担,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晚上,我回到镇政府的宿舍,正巧镇党委薛书记值班,我把白天遇到的事情讲给他。我不是计较贾不足拿走了我的钱,这点破费不算啥。我气愤的是武书记,他是村里的掌舵人,居然临阵脱逃,让我替他挡枪。薛书记听了,一个劲儿地嘿嘿笑。末了,还替武书记解围,骂道:“这个舞马扬长,别看平时挺横,真的遇到了茬子,比兔子跑得还快,别说是你,给我也没少挖坑。”
薛书记给我沏杯茶,让我坐下慢慢听。
脱贫攻坚的第一年,薛书记就任沙海镇。既然是攻坚,党委书记就要带头“爬坡过坎,滚石上山”,做最难的事儿,包最差的村,管最穷的户。我们五龙台村最偏僻,最贫困,还是有名的软弱涣散党支部。
谁都说我们村是麻绳拎豆腐——提不起来,薛书记不信邪,就包了我们村。至于包哪个贫困户,武维扬耍了个心眼儿,把贾不足递了出来。贾家困难不假,却不是村里最穷的户,他家没有痴苶呆傻,地又不比别人家少,一穷是因为懒,二白是因为折腾。
贾不足的穷折腾,是从丢了右脚开始的,从此,他就成了上访专业户。他在叶柏寿的一个小街巷里和一个开吉普车的司机口角起来,不让人家走,结果,遇到了蛮横的茬子,人家不理他,直接撞过来,他躲闪不及,车轮从他的右脚面上轧过去,肇事者一走了之。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坐在地上,一个劲儿地让围观的人追轧他脚的司机。交警来了,问他车牌号,他没记住,一个劲儿地催警察抓人,抓不到人,他不去医院。结果,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只得锯掉了右脚。出了院,他就到县交警队找肇事司机,后来听说这是故意伤害,又去找刑警队。做笔录时,别说是车牌号,他连轧他的是什么车都说不清楚,对司机的描述只是简单的一句“像黑煞星”。巷子里没有电子眼,警察调了周边的监控,他也没认出是哪辆车。
事情就这么撂下去了,贾不足从督促公安局破案,变成了告公安局不作为,这么丁点儿小破案子都破不了,为人民服务都是假的。告来告去,总算没有白告,毕竟残疾了,公安局从扶贫济困角度出发,给了他足够的手术费。他告状的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辈子的事,手术费不过是杯水车薪,他接着告,告得他自己都认为轧他脚的是公安局。最后,在一次冲突中,他失手把一个民警打伤了,公安局只好拘留了他。
拘留所里少不了闹事的人,他从闹事的人中,学到了经验,变无理访为“有理访”,上访时声东击西。似乎你一闹,政府就害怕,就可能安抚你,求你别给他们上眼药。
事实上,公安局还真没把贾不足的案子当成小事,局长亲自督办,案子最终还是破了,贾不足也铁嘴钢牙地认准了嫌疑人。遗憾的是,车是偷的,人是杀人逃犯,贾不足丢掉的脚成了破案的线索——上面有轮胎的痕迹。不过,他的脚却是白白地丢掉了,案犯命都不要了,拿啥赔偿你?
贾不足以破命案的功臣自居,闹访得更有理由了。又捅了几回娄子,被拘了几回,没尝到甜头,还吃尽了苦头。拘留所里,少不了有亡命之徒,拖着半条命进来的,见谁欺负谁,没人惯着你是残疾人。他思来想去,在公安局越闹结果越坏,还是闹政府去。
正巧,有个大矿主租了三组的地,开采膨润土,每亩地两万块钱,租期十年。三组被占地的人家立刻发了一笔财。其他组的人不干了,土地是集体所有,不属于哪一家,承包地种庄稼理所当然,转包出去开矿,性质就变了,收益要全村人共享。
贾不足自告奋勇,牵头告状,矿主两万块钱征地,便宜成了白菜价,这里面肯定窝藏着腐败案,征地款部分人受益更不合法,要求重新分配。先是数百人阻拦矿山开采,被警察驱散后,到县里、市里上访、告状。最后,他带着几百人的签名信,到北京上访。
本来,贾不足就不爱种地,也舍不得往地里投入,上访成瘾后,他家的庄稼更没人管了。四十几亩地,不施肥、不打药,常常草比庄稼高,产量不及别人家的一半,家里也弄得一贫如洗。
如此反复,年年如此,缺只脚的人,比腿脚好的人跑得还欢,镇里经常被折腾得苦不堪言。
薛书记刚来时,不了解这一情况,结果被武维扬给糊弄了。等到镇干部告诉他实情说不能包这一户时,已经晚了,说出的话是泼出去的水,作为全镇的一把手,既然承诺了,怎能不做主?
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薛书记弄明白了,既然是膨润土矿主惹出来的是非,就让矿主消化掉。薛书记找来矿主,让矿主安排个人,到矿里上班。矿主正想巴结新来的书记,安排个亲友当工人,还不是小菜一碟?
当薛书记说出贾不足的名字时,矿主差一点儿跪下,追问到底是啥亲戚这么上心?薛书记说出是他包的贫困户时,矿主满脸苦相,宁可包阎王殿里的小鬼,也不能包这个活爹。薛书记说,既然县委让他主政一方,刀山火海都不能躲,安排贾不足打更,二十四小时不离开矿山,工资每月六千,拴住他,不让他跑出去告状,你们少了麻烦,也替镇里解了忧。
驳了薛书记的面子,以后咋在镇里混?矿主打牙往肚里咽,每月六千,企业白领才能挣这么多,这个混蛋,借了镇领导的光,工资收入这一项,全家一年能脱两次贫。
贾不足以为矿主怕他了,神气地穿着保安服,掐着腰站在门卫室,颐指气使指挥拉矿的大卡车司机,也常找些理由不让他们走,只要他们上一点儿小意思,啥毛病都没有了。拉矿的司机见过大钱,没人和这个无赖计较,也没把三五十块当回事儿,有时间多跑一趟,就是上千块,让个瘸子耽误了,不值得。
拦路虎的日子,贾不足很满足,走出矿山,他常常显摆自己的告状成果,带上拘留所里教他闹事的兄弟,下饭店,去歌厅,泡温泉,找“小姐”,吃喝玩乐一圈儿,就成了月光族。等快到家了,才想起自己还有三个儿子,剩下的钱,只够买三根香肠了。
如果只有一次,便也罢了,每次挥霍一空时,他才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三个儿子,便向老板索要三根香肠,回到家,一个儿子一根。为此,贾不足又有了新的绰号:三根香肠。
尽管薛书记让矿主把贾不足的时间安排满,二十四小时不离开矿山,可劳动法反对超时工作,矿主也没办法约束贾不足足不出户,人家说回家过次夫妻生活,你总不能反对吧。可每次出了矿山,和狐朋狗友混一圈儿,又开始花样翻新地告状,网络舆情、手机传送等信息技术都被他用上了。气得矿主直骂,吃着他的,嚼着他的,养个狗还懂得看家呢,贾不足咋就喂不熟呢,他替镇里养着个白眼狼。
白眼狼的生涯是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结束的。那是贾不足到矿山上班快半年时,他一时手欠,摸卷扬机玩,小拇指被卷了进去,绞掉了一厘米。商量赔偿时,贾不足要了十万块,矿主爽快答应,条件是解除劳动合同,不能来矿里上班了。
贾不足以为十万不少了,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多想,当时就签字了。回到社会上,总算没人管束了,天天吃喝玩乐,等到钱花光了,重新算账,才发觉吃亏了。十万块钱,不到两年的工资,矿主骗了他。他把签字的事儿丢在一边儿,又来上班,被矿主撵了回去,再来闹,派出所来人了,把他押回了家里。
别的矿主听说贾不足一下子讹了十万块,只要薛书记介绍他来工作,头摇成了拨浪鼓,倒找钱都不雇他。从此,贾不足重新沦为贫困户,重新走上了上访之路,薛书记伤透了脑筋。
我知道,薛书记是关心我,毕竟短暂驻村,不任实职,文人不识人心叵测,不知水有多深,一旦书生意气,那就麻烦了。他把贾不足的故事讲给我,是让我引以为鉴,谨慎处之。他没有怪罪武维扬,没几个混人蛮户,还叫乡村吗?不敢直面斗争,还当什么乡镇党委书记?所以,确定领导承包返贫边缘户时,他毫不犹豫,还是选择了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