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的血液

引子

玛义和尕娃住的简易棚，就搭在韭菜地边。玛义蹲在地头抽着烟，看着尕娃往地里撒肥料，两兄弟将父亲忙碌和闲暇的两种姿态，同时复制在田间地头。

玛义是我的大弟弟，尕娃是我的二弟弟。本来玛义和尕娃都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自从玛义疯了以后，完全搅乱了尕娃和我的生活，让我总觉得他们户口本上的那两个人，已经不再是他们了。这么多年，要面对太多不得不面对的事，我们都在改变。在一个家庭里，一个人患了精神疾病，是会互相影响的。尕娃这些年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我也常常焦虑失眠，脑子里那些跟玛义相关的记忆，也变得支离破碎。

玛义40岁之前，演绎过父亲单身汉时期的生活，只吃肉，不喝汤，撇下生活中的一切负累给尕娃，靠妄想产生的幻觉扮演着一个贵族。到了50岁，他才被查出患了双相情感障碍，忽而抑郁，忽而狂躁，精神无法恢复正常。

尕娃靠种地艰难地养活一家四口，还要看护玛义，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尕娃的妻子酷似我母亲，女儿酷似妹妹小时候。他简直复制了父亲过去在大梁坡的生活，只是把地理位置换到了广东中山。

中午，跟尕娃一家挤在韭菜地边搭的篷布下吃面，我试探地问他：“跟我一起回大梁坡种韭菜吧。”

“等我卖几年韭菜，攒点钱。”

他看看地里刚浇过水的那些韭菜，眼里闪着绿汪汪的光，这种光我小时候在父亲眼里看到过，那里面含着对生活还没有泯灭的一丝丝希望。

我一边吃面，一边幻想着几年以后，带着玛义和尕娃回到大梁坡老宅基地上建的新房子里，重建我们的生活，哪怕这种生活，仅仅是对过去的一次重演，这是让父母重回我们中间的唯一途径。

在我的意念中，那房子就是一个替代，只要回到父母生活过的地方，就像重新住进母亲的子宫里一样温暖。

父亲过世35年了，我依然从玛义的秃顶和粗短的眉，从尕娃的胸毛和体味中辨认父亲的身体。我着迷于弟弟们的身体和性情中与父亲相像的部分，他们的勤勉与懒惰，暴力与柔情，良善与冷酷，滥情与忠贞，我甚至以抗拒的方式接受他们的酗酒和嗜烟如命。走进他们的屋子，闻到的气味跟父亲身上散发的气味一模一样。与其说我爱他们，不如说我爱的是父亲的血液，是在延续对父亲未尽的爱，哪怕他们身上一部血液是癫狂的。

一

我的手脚经常发冷发麻，关节疼痛，我知道我继承了母亲在我这个年纪时，胳膊腰腿肩颈关节所有的病痛。针刺进我的皮肉时，我就会幻想着这是在给母亲治她的月子病，当她生命里所有的疼痛，都变成了我的疼痛，我就能把自己活成母亲了。我像母亲那样对弟弟喊这儿痛、那儿痛，有意提醒他们，母亲以疼痛的方式生长在我的身体里。

梦里我小小的，仰着头站在母亲面前撒娇，说我手臂冷，让她抱抱我，帮我捂捂热。母亲搂住我，抬起两个大臂，把我的手夹在她腋窝下面。我搂住母亲，央求她亲亲我，母亲看婴孩一样看我，似乎从我的表情里确认了我的渴望，默默地把双唇轻轻送到我嘴边，柔柔地往我口里塞。那不像是一个亲吻，更像是塞过来一只滴着乳汁的乳头，我的嘴巴被她温热的口水濡湿了。这时我余光瞥见玛义在母亲背后看着我，那表情在示意：别为难不习惯亲吻的母亲。得了母亲的吻，我心里正得意着，满足地笑出了声。

夜半梦醒，见玛义幽灵一样，脑袋光秃秃的，立在我的床边，伸手向我要梨膏糖。

他整夜整夜站在我门口，只为了要两样东西，一个是梨膏糖，一个是香烟。抽了烟咳嗽，就要吃梨膏糖，吃了梨膏糖喉咙好点了，又要烟抽。他不敲门，也不说话，静静地等着我开门，半夜打开门，看见他常常吓我一跳，我给一把梨膏糖他就走了。有时候我天亮才醒来，他还是在门口默默地站着。后来睡觉前，我把一盒烟和一把梨膏糖放在门口，凌晨起来看见东西原样没动，我也会吓一跳，证明他一夜没有回来。

二

小时候，玛义的脑袋像瓜秧上的西瓜，一天到晚挂在母亲的乳房上。怀了妹妹以后母亲给他断奶，往乳房上抹盐水花椒水他照吃，往乳房上抹苦菜的汁液他也照吃，最后母亲抹了辣椒面，他还是照吃不误。母亲为了断了他的念想，干脆回了娘家。

玛义不满三岁，母亲精神分裂一病不醒，他开始害怕母亲和远离母亲，转而承认自己是从父亲肚脐眼里生出来的。

妹妹出生后，又像一枚小西瓜挂在了母亲乳房上。玛义嫌弃母亲的疯癫，并不嫌弃母亲的乳房，看着妹妹吃奶水吃得满嘴冒白白的泡沫，会偷偷咽口水。犯奶瘾他瞎闹腾，父亲骗他去吮吸自己长着黑毛的乳头，玛义说父亲的奶是干奶。他刚出生时，父亲也用同样的方法骗过我，我知道那里干干的，除了一点咸味，啥都吸不出来。

夏天，妹妹吃奶长了一头小红疙瘩，父亲说：“她长了奶痱子，吃奶吃得热出来的，奶是女人的血变的，疯子的血太热了。”

玛义用一样的口气问：“那妹妹吃了妈妈的奶，会不会也变疯。”

父亲瞪了玛义一眼，不理他。妹妹听不懂他说的，嘴里叼着奶头，斜过眼睛看看他，又掉过头去，吧哒吧哒继续吸。

三

我不知道，玛义的病是不是遗传自精神分裂的母亲。

我五岁那年，夏秋之交的一个黄昏（这个时辰，我是从旧房子小窗户射进来的光线判断的），我和玛义并排躺在土炕上发了好几天烧，他喊口渴，我连爬起来给他倒一口水喝的力气都没有。玛义的嘴唇上挂着一层爆开的白皮，像剥开的洋葱，他皱着粗短的眉毛埋怨，我第一次听幼小的玛义埋怨父母：“我们躺在炕上发烧，爹爹妈妈也不管。”

当时父亲拉着正处于精神分裂症癫狂期的母亲，四处求医问药，根本顾不上我们。从那时起，玛义的埋怨持续了一生，什么事情他都用埋怨别人来对付。捱过了那一场感冒发烧以后，他性情变了许多，变得畏手畏脚，很黏人，惧怕孤单，惧怕黑暗，我上哪儿都得背着他，像绑在了我背上，甩也甩不掉。我避开他，偷偷往外逃，对我的去向，他格外敏感，我稍有动静，他马上就会跟过来，终日尾随，寸步不离。

初长成少年的玛义很怕羞，尤其见了女孩子浑身都不自在。我带了邻家女孩回来，他就躲起来。我们去水库洗澡，下了水，看到有女的来水库边洗衣服，他一直泡在水里不肯出来，等到她们离开，才上岸穿衣服。

玛义上完了高中，没胆量参加高考，回家里偷着卖了爹爹的大黑驴，买了一辆铁驴子，没事就跑镇里下馆子喝酒，卖驴剩的钱快折腾光了，他经不住父亲的谩骂，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父亲无奈地对我们摇头：“玛义不到40岁就会像你妈一样发疯。”那时候玛义还不满17岁，父亲就下这个结论，不知道是通过哪些行为判定的。

有一年冬天，玛义来塔城报社找我，我见到时他手里提着一个旧皮箱。跟他一起从广州来的同伴说他哭了一路，有人在火车上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的密码箱偷走了，他贵重的东西都装在那只密码箱里。

他戴了一副拴着金链子的墨镜，数九严寒穿着雪白的衬衣和单薄的黑西装，还打了一条花花绿绿的领带。他的同伴是一个瘦小的男孩，对他俯首帖耳，像个随从。我塔城报社的同事开玩笑说：“你弟弟像个大老板，还带个小跟班。”

密码箱被盗，挣来的钱没了，他说要回广州重振旗鼓，让我给他路费。我当时带着精神分裂的母亲住在单位宿舍里，负担着正在读石河子师范学校的尕娃的学费、生活费，哪里有钱给他。他说：“老爹死了以后，你卖了牛的钱呢？”我就发了狠话：“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要么把老妈领走，你去养！”我拿了把菜刀往他面前一横，他被我吓跑了，跑到尕娃那里软磨硬泡，硬是把他两个月的生活费骗走了。

玛义从尕娃嘴里打听到妹妹在乌鲁木齐一家宾馆做服务员，又去说服她，说要带她去郑州卖烤羊肉发大财（他从尕娃手里骗到的钱，刚好够买两张到郑州的火车票）。直到后来我去广州找他那次，看见他在火车站广场上倒卖黄牛票，才知道他把妹妹一个人留在郑州当宾馆服务员，自己又跑回了广州。

妹妹后来嫁了人，见到我就声讨玛义，说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了，在郑州，她每天从早到晚切肉、串肉串，晚上玛义带了不三不四的女人，住在出租屋里，害得她没地方睡觉，整夜整夜不敢回屋子，一个人在马路上踱步。

玛义在广州混了多年，啥也没混到，当我把他从又脏又挤的出租屋拉出来，他所有的东西装了两只箱子。在尕娃菜地边的简易房，现在他睡的那张床下，依旧放着那两只箱子，里面装着我在广州给他买的打折T恤和短裤，还有他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女士西装和西裤，全都皱巴巴、脏兮兮的。

四

我一直幻想，带玛义回大梁坡，像小时候那样，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照顾他的生活。我没能为母亲养老送终，让她在本该享受儿女照顾的时候走失不归，能让玛义替她安度晚年，也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尕娃不肯让我带他走，说他乱跑乱癫，一个女人家，根本没有力气管住，玛义跟母亲一样，都是冬天犯病严重。那边冬天天寒地冻，玛义一旦像母亲一样在冬季走失，就很难生还。

我争辩说：“那我跟他在广东过冬，夏天回大梁坡。这个冬天我们先在中山试试，看看带着玛义能不能正常生活。”

尕娃给我和玛义在中山的东利村租了两间屋子，我买好了所有需要的物品，安好了一个临时的家。

我带玛义一起去东利菜市场买完菜，他说要留在市场转转，坐在市场门口小饭馆的凳子上不走。我回住处做好了饭，去菜市场找他，他穿了红色的高筒胶靴，提着一个橘红色的塑料桶，在冲洗菜市场门口的厕所，我等他洗好了，拉他回去吃饭，他指着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说：“你看到了吗？马路上这些车多脏，都等着我去洗，哪有空吃饭。”

他在小饭馆里，拿了一堆小孩子的玩具小汽车，在一张餐桌上摆整齐，提起橘红色塑料桶里的半桶水，泼在排好的小汽车上。泼完了，看看马路上的车说：“你看还有那么多车要洗，车上都是泥灰……”

他打了大半桶水，他把玩具汽车放在菜市场门前的空地上，往上面泼水，结果弄得地面湿漉漉的。菜市场的管理员跑过来阻止他，让我把玛义带回去，如果再见到他乱搞，就要叫人把他抓走。

我连哄带吓，拖他回住处，在温水里拌了镇定药看着他喝完，把饭放在他床头柜上，让他吃完饭睡一会儿。我怕他乱跑，反锁了房间门，他在里面对着临街的窗户大喊救命，邻居都来围观，他从窗户钻出来，爬上小院子的棚顶，说要跳楼，结果房东报警了。

撒娇卖萌是玛义遇到警察时惯用的伎俩，他悠闲地在棚顶上踱着步，俯瞰着院子下面说：“跳楼？我为什么要跳楼，我只是看看，棚顶上这个烟囱，有没有失火的危险。”他把头伸进到烟囱口，假装很认真地检查那截烟囱。

房东让我收拾东西带着玛义走人，我打电话让尕娃开车赶过来，拉玛义去南朗医院，玛义拼命抗拒，结果摔倒在路边的土坑里，他嘟囔着爬起来：“又不种树，挖那么多土坑干啥！”尕娃说：“那些土坑就是给你挖的，再不肯去医院，就把你埋了。”玛义被我们强行拽到了车上，我用力拉住他，他坐下来朝我撇撇嘴，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

精神病院高额的住院费，让我们绝望。走投无路之际，我们打电话找到中山一家私立医院，好心的年轻医生跑出来到门卫迎我们，见我和尕娃一副穷酸无助的样子，再看看我们身后破旧的面包车，提议让我们回户籍地办理医保。每次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唯一出路只有大梁坡。

五

玛义胡闹了一通，东利没人肯租房子给我们，我们只好回到了尕娃菜地，在简易棚里暂时住下来。

第一个晚上，玛义吃了南朗医院开的治疗药，还没闭上眼睛就开始说梦话：“那里本来是一条干沟，看，现在水都漫过干沟了……为什么不把帽子丢在水里？帽子会漂在水上，那样多好。”

第二天醒来，玛义脑子里像起了化学反应，嘴里说的全是幻觉。他不肯接着吃药，埋怨吃了药恶心，吃了药肚子饿，吃了药犯困，他把一切不适都推给药。

药都是我喂他吃的，他在怪我，他一直都在怪我，那个跟他睡在大炕上一起发烧，没能给他一口水喝，没有能力救他的那个我。我躲过了那一劫，他却没能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