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写作向彼岸靠近

刘震云创作的小说，绝大多数与故乡有关，《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一句顶一万句》等，以他生长的村庄为背景，千百年沧桑，岁月风云变化，都放在了那块贫瘠、多灾多难的黄土地上了。

刘震云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自小被乡下的外祖母拉扯大。15岁时，天天吃高粱面的刘震云选择了当兵，那是唯一逃离土地的出路。

“当兵对农村孩子是特别好的差事，当了兵，再努努力，提了干，就可以回家找媳妇。” 刘震云在甘肃的大戈壁滩上当了五年兵。到部队不久，排长问刘震云，想家吗？刘震云回答，排长你放心，我一辈子都不想家，天天吃白馍我想什么家？

在一个战友的影响下，刘震云开始写诗。

退役后，刘震云回老家当了中学教师。1978年，20岁的刘震云成了文科状元。他通过高考进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从此改变了命运。刚到北大，他看到上课前女同学在吃东西，他问吃的啥？女同学说是口香糖。他问口香糖是啥糖？人家就笑他是“土老帽儿”。他这才明白，即使在大学，城里人也是看不起乡下人的。

大学期间，刘震云开始写小说。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未名湖》上，编辑是查建英，那是一篇写农村的小说。这期杂志除刘震云的小说，还发表了两篇校外来稿，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和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

在北大读了四年书后，刘震云被分到了农民日报工作。和许多作家一样，最初刘震云更多依赖的是自己的生活经验，对小人物生存境遇和人情世故的描写上，他有超人的洞察力。早期引发外界好评的《塔铺》《新兵连》，写的是刘震云参加高考补习班和新兵军训的生活。《一地鸡毛》《单位》，写的是家在外地的大学生留京，进入单位面对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婚姻、家庭、生活的困扰。《官人》《官场》对社会权力结构中人的软弱无力、权力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作用有发现性的描述。

到了《头人》，刘震云开始把目光投身于他的故乡河南。以他生长的村庄为舞台，以历史为背景，《故乡天下黄花》写在政治的更替变幻中，一个村庄的生存史；《故乡相处流传》则对几千年来政治体制下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分析和解构；不管是曹操、袁绍、朱元璋，还是陈玉成、慈禧太后，他们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折磨、倾轧。

故乡这组小说，刘震云采用的叙述视角都是小人物，或把大英雄当小人物写，“每个小人物心里，都怀揣着大英雄的理想；每个大英雄做起事来，都是小人物的做法。”这与他的乡村生活经验有关，也与他的外祖母有关。刘震云的外祖母活了95岁。因为农活干得好，在老家特有名。别人割麦，一块地割到三分之一时，她就全割完了。“这么快是因‘不敢直腰，一直腰就再也弯不下去了’……”因为外祖母，刘震云每年都会回老家。“1995年，外祖母去世，我觉得村庄已褪去所有的颜色——”

如果按照“故乡”的路子继续写下去，刘震云也许会成为评论家摩罗所说的“大作家”。但此时的刘震云已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写作，他花了约八年时间，推出了4卷本、200万字的长篇小说巨著《故乡面和花朵》。

1998年，我第一次采访刘震云时，他还住在十里堡农民日报宿舍。为专心写这部长篇小说，他已辞去文艺部主任职务，停领了工资、奖金。对这部写了六年的《故乡面和花朵》，刘震云显得极有信心，认为是他创作历程中的重要转折。

“《故乡面和花朵》让我摆脱现实的束缚，进入到人内心的潜意识、心灵空间。在叙事上摆脱了严格的时空限制，把乡土中国的现实，与后现代的未来空间杂糅在一起，以极端荒诞的手法解构历史与未来。”

意外的是，《故乡面和花朵》出版后，并没得到文坛回应，评论界对这部摆脱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作品保持了失语与沉默。当时圈子里有笑话说，只有三个人看过《故乡面和花朵》，一个是作者刘震云，另一个是编辑金丽红，还有一个是后来改缩写本的关正文。

事隔多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北京大学的评论家陈晓明为《故乡面和花朵》写了篇评论，说：“它把过去、现在随意叠加在一起，特别是把乡土中国与现阶段历经商业主义改造的生活加以拼贴，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反映乡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转型中，人们的精神所发生的变异——用那些可笑的凡人琐事消解庞大的历史过程，让历史淹没在一连串的无止境的卑琐欲望中。”

在稍作调整后，刘震云写出了《一腔废话》。《一腔废话》从《故乡面和花朵》里人的胡思乱想中走了出来，写的是人在日常生活里的废话，“我们生活中90％的时间在胡思乱想，嘴在胡说八道。”

在《手机》中，刘震云写人对想的背叛，嘴对心的背叛；《我叫刘跃进》则写人和人之间出现的沟通问题，“每天遇到十个事八个别扭，更大的别扭是我们知道这个事别扭，但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别扭走，结果造成更大的别扭。”

因为《手机》《我叫刘跃进》被改编成了电影，也因为在《甲方乙方》《我叫刘跃进》中的友情客串，刘震云开始为大众所知晓。在大众接受他的幽默和搞笑的同时，作家刘震云的严肃和纯粹也被大众消解了。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以前找他采访的都是读书版的文化记者，现在是跑影视的娱乐记者。

“他们甚至不看我的小说，或把电影当成了我的小说。”刘震云对我抱怨。但也并非一无所获，从小说《手机》最后的《口信》部分，刘震云找到了现有的写作方向。《我叫刘跃进》是《一句顶一万句》写作遇到困难时，半路冒出来的副产品，用的是一样的叙述语言，只不过主题不同。

“我开始写作时，总认为社会背景要大于生活背景。对社会的主导思想，文学不管是赞同、反对，或反抗，都是对它的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写作的积累，我发现生活背景要大于社会背景，生活有自己的规律，不因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个人活下来，一辈子就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了。”

《我叫刘跃进》写得又轻松又快，回过头来写《一句顶一万句》，原来遇到的结构问题也解决了。“再写时，特别顺利，就像两人谈话谈不下去了，先去吃饭，吃完饭后又能聊下去了。”《我叫刘跃进》锻炼了刘震云的结构控制力和多线叙述能力，他的写作走向了真正的成熟。

以往，刘震云喜欢把事往深刻里写，他说这恰恰证明了自己没到达深刻的阶段。就像登山，没到山顶时说的都是山顶的风景如何美，到了山顶说的都是山下的鸡鸣和炊烟。“最好的例子就是孔子，儒学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但孔子的《论语》说的都是家长里短。”

2011年，刘震云离开农民日报，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写作。也是在这一年，《一句顶一万句》让刘震云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想通过两个‘杀人犯’来探寻人生和生命的终极意义，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这么孤单，一辈子找个知心朋友那么难？”

《我不是潘金莲》是乡村妇女“出门信访讨说法”的故事。这是刘震云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讲述了顶着“潘金莲”冤名的农村妇女李雪莲经历的荒唐离婚案，她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于是走上了二十年的告状路。后来冯小刚拍摄成了同名电影，多次获奖。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更是一部奇书。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同县，不同市，不同省，更不是同一阶层的；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于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深陷其中的人痛不欲生，互联网上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却乐不可支。

刘震云通常换着写，一手写历史与故乡，一手写当下生活。《一地鸡毛》《手机》《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写的是当下生活，暗合了刘震云的成长经历和对现实的思考。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一日三秋》再次回到了故乡延津。

《一日三秋》延续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气韵。在这本历史和时间跨度极大、结构和文体复杂的小说里，刘震云更从容了。小说篇幅不长，才写三代人，却跨越了延津三千年历史。

对刘震云来说，延津既是故乡，也是世界。通过几十年的写作与思考，刘震云让故乡延津成为了文学世界的地理标志，成为了家乡的文化符号和代言人。

几十年来，刘震云在写作这条路上，越走越深，越走越远。他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断改写自己的文学版图。

刘震云自称“笨人”，一辈子就干两件事，写作和跑步。从15岁当兵起，他就养成了晨跑习惯，每天早上起床，花两个小时，跑10公里。

“我听了舅舅的话，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几十年前，北大中文系同学人人都在写作，我也跟着写；几十年后，全班同学都不写了，就剩我一个人还在写。写作让人快乐，人在运动时，脑子特别活跃。我有许多好想法，都是在跑步中获得的。跑步的每天，身体都在上演激昂复杂的大戏，跑前面的3公里、4公里，身体非常沉重。这时必须和自己做斗争，用奔跑的我镇压懒惰的我，甩开盘踞在身上的虎狼后，进入轻松、愉悦的世界。”

《故乡面和花朵》十年磨一剑

张英：用六年时间写长篇《故乡面和花朵》，在笼罩着浮躁之气的小说界，真可谓少见。小说写作进展顺利吗？

刘震云：那几年我都写傻了，平时闭门不出，写作或读书，遇到生活中的问题，如生病了才出门到医院去，足球也不看了，电话只听人讲，偶尔看下报纸。

《故乡面和花朵》讲述了三个成年人的梦魇和一个少年对特定一年的深情回顾，还是属于“故乡系列”。

张英：通过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你想表达什么？它和以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我想表达我对世界的整体感受，以及对生活、历史整体的把握。对我而言，这部长篇具有特别的意义，和我以前的写作大不一样。以前的中短篇或近20万字的长篇，它展现的只是生活的断面，只是河流中的一段流水、天上飘浮的白云几朵。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天上飘动的不再是一朵或几朵云彩，而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密布、飞沙走石，我写了它正在酝酿、即将发生和发生的经过。以前写的中短篇小说，比较注重语言的流畅感，《一地鸡毛》开头就写一块豆腐馊了，《故乡天下黄花》写一个村长吊死了，《温故一九四二》写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这次写作发生了巨大变化，题材不一样，叙述语言、结构、技巧也不一样。

以前我写的作品属经验领域内的事，《故乡面和花朵》写的是非经验领域和世界。以前的写实性较强，那是我刻意为之，可锻炼基本功，如对语言的运用、对情节的把握、结构的张弛程度、语言流逝的速度，是严格的技艺操练。由这部长篇开始，我的写作才真正具有了意义，开始进入创作阶段。过去是对真实的追求，现在对生活持一种解构的态度。

张英：你试图打开另一世界的大门，即非经验、非理性、非常识的世界，这是个潜藏着不为人知的世界。

刘震云：旧衣服穿着总是合身的、舒服的，但时间久了就会形成习惯，如果没有改变，会导致一种危机。

我们常常会看到马路上的一个人突然笑起来，或自言自语。这时他处在大街拥挤的人群中，但心灵进入了另一世界，现实世界暂时在他脑海、眼前消失了。有时我站在大街上，看着骑自行车的、行走着的人，他们的表情都一样：漠然、僵硬。这看起来是人的自然习惯，仔细一想，千万张脸背后都一样，欲望与渴求得不到满足。人常常在潜意识白日做梦，用这种想象弥补自己的创伤与疼痛。这种白日梦（潜意识）占据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光，却被我们忽视。我发现了一个这么大的世界，我希望在写作中能完整地表达它。

张英：你说，写作的苦恼在精疲力竭后，在发现离精粹还有好远时。作家面临的那个世界是虚无的，却又存在着，写作的意义也正在这。作家心中总会有好小说存在，这就是精粹。精粹也许永远无法到达。

刘震云：小说是一种梦境，我们永远也到达不了那，但我们可以用生命用写作努力去接近。这部长篇我写了六年，修改了一年多，1998年交出去的。我感到太累，精疲力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时间太长，心态发生了变化。六年前写的情节，在当时很满意，后来看却破绽很多，修改非常困难，情绪和状态也发生了变化。

张英：你的写作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回过头来看，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讲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