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天地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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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再次集中阅读《当代人》2023年所刊小说，一个个面目迥异的人物迎面走来。小说写作，作为个人与群体、现实与历史对话的重要方式，它所呈现的人们在现实、精神层面的被动性遭际和境遇，以及主动性的选择与行动，总是着落在具体的人的塑造和描摹上。人物，作为小说最核心要素之一，往往构成一篇小说最突出的光彩所在。

《雄鸡唱暮》中，主人公老王的人物塑造，是在“我”的童年与成人的双重视角中，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身心创痛背景下，不断地完整和充盈起来。小说中，“我”这个第一人称限制视角讲述人对于邻居老王的熟悉和理解过程，自然地铺垫了人物形象渐次打开的空间，而在这种讲述中，历史创痛与现实困境交相呼应，那只充满象征意味的大公鸡在对人物形象补充塑造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对照和见证。而在《鸟投林》中，作者以漫画化的手法，勾勒了一位“退”而未“休”的父亲形象。面对被权力异化了的父亲，以及他退休后心中始终澎湃着的权力意识与欲望，作者选择把人物放置于精神病院这样一个极端环境下，更淋漓地展开人性之辨，这种叙事策略使得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更具冲击力。只是，阅读这篇小说之后，在旁观了人物表演和现形的痛快之后，总觉得还少点什么。我总以为，即使那些以讽刺、批判为主题的小说，真正决定它品质和力量的，不仅仅是人性狼狈或不堪之处的深入挖掘，不仅仅是众生丑态的淋漓刻画，除了入木三分的力道，其实更需要写作者始终携带一种悲悯，在冷眼旁观人物现形的同时，在表达责之切的同时，还得有对人物的理解，还得有爱之深深。如果没有绝妙的讽刺与巨大的悲悯相融合，小说稍显一种单向度的单薄。

这自然也在见证小说人物的塑造难度，小说家情感立场上的远和近、冷与热，其间的分寸和火候须小心把握。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还有肖言兑（《我的作者肖言兑》），那个稍显自恋、自我的写作者，他令我想起张炜的《能不忆蜀葵》，人物身上那种相似的可爱的天真与可嫌的不懂事不谙世事，在一个人的内部同时向不同的方向生长，作者是在塑造人物，更是在这个过程里呈现人物生存的环境；单良（《前轮·后轮》），那个被捡回来的孩子，开放性结尾中人生方向的可能性令人唏嘘又着迷；高级小区门岗保安二叔（《桃花源记》），他对小区业主毕总的不了解、不理解而发生的误会甚至冒犯，凸显着“我看你时很远，看云时很近”人和人之间的疏离；还有人物特写笔调中的三位堂姑（《落英缤纷》），以及清水（《锁骨微微亮》），那个家道中落的富家女“不在乎抵达，只一味行走”的卓然姿态……我们阅读小说，某种意义上正是在通过这种文字形式历世和阅人，在一个个面目分明的人物身上窥得当下人们对他人与自己、生活与人生、现实与历史的理解和表达，以及那些或普遍或个体的焦虑和期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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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深入阅读一本文学期刊的年度小说作品，可以成为观察当代文坛甚至当下现实和精神面貌的一个切口——微小而精准的切口。以《当代人》为例，作为一本省级专业文学刊物，编辑部一向秉持兼容并包的办刊思路，其小说作者颇具广泛性，职业、地域、年龄和知识背景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也更突出。2023年，《当代人》12期刊物上共发表小说作品46篇，而当我年末时再次集中阅读这些小说作品之后，竟有一种阅尽人世的充盈和沉甸之感。46篇小说拼出一个姿态万千、复杂磅礴的现实和精神世界，更从不同角度回应此时此地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比如，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清晨六点，我、徐巍、郑虎、隋绍四个人出发准备去云南昭通。” 一行人自驾出行，去云南寻访老友赵浩天，五个朋友中他是唯一的博士，最早攒够百万、北京买房，又在遭遇变故后离开北京去了云南。四人到达云南后仅仅停留了26个小时，在对云南风光的沉醉与对老赵云南“有地种、有书读”随性生活的羡慕中返程——这是小说《高速公路》的表层叙事，云南，说走就走的旅行，以及对滇东风光旖旎的沉醉与田园牧歌生活方式的向往。然而《高速公路》的志趣绝非仅在清浅层面去畅想所谓诗和远方、抱怨“眼前的苟且”，而在试图更深入地追问，究竟何处才是真正的诗意栖息地。京城中春风得意、抑或昭通耕读隐居的赵浩天，总在成为朋友们羡慕甚至嫉妒的对象，对比朋友们仍旧身心挣扎在世俗尺度对成功的追逐之中，老赵听从内心的自我完成方式让人尤为感慨。文中提及雷平阳的诗歌《高速公路》，小说亦以此为题，我猜想作者在以此致敬诗人和诗作，更是以小说的方式为《高速公路》进行叙事意义上的赋形。小说结尾，一行四人回到北京，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人生，但在这一去一回之间引出的思考却“未完待续”：如果未能真正解决内心的问题，“诗和远方”即便物理意义上到达，也会很快沦为“眼前的苟且”，我们究竟如何将自己对理想生活的想象落地？

还有几篇小说，无论是那个终于到达了的拉萨（《唐川》），还是永远充满魅惑、神秘和希望的远方（《火车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抑或蓝色街灯映照下理想与现实的复杂纠缠（《蓝色街灯》），似乎都在呼应《高速公路》中贯穿始终的问题——如何才算是“真心”和“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如何才能避免“虚假”与“迷失了自己”。而在《悬浮》的阅读中，我始终被一种“悬浮感”所笼罩，就我在写作这篇综述时，仍未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词来精准定义这篇小说，只能试着理解和猜测作者的叙事意图，也许，他在用这篇小说向某些文本致敬，比如托马斯·格林的《除了有病我现在相当健康，不骗你》。这是全年的小说阅读中遇到的最怪异、最自我的文本，我们无法从中判断写作者的生活图景与叙事来路，但又让人分明感受到那种“内里的自足和圆满”。王安忆谈及小说时曾引用一个科学院士的话，这位科学家认为世界其实是有两个存在的，一个存在是可以证明的、实证的存在，而另一个存在是“信”的存在——这个相信是不用实证的，你相信，它便存在。王安忆由此阐发，她认为小说本来就是一种无法实证的存在，作为虚构文体的小说恰就建立在写作者与读者对它的相信，那些用语言搭建起来的无中生有的情节，它只能影响情绪、感染情绪。如此，我们可以说，《悬浮》中的一切，作者试图相信它，作为一种“存在”相信它，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追寻“诗和远方”的立场与姿态。在另一篇名为《她在模仿一只鸟》的小说中，“鸟”成为一种精神困境中的想象，飞起来、飞离地面，似乎一切现实与精神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鸟的飞翔是物理意义上的，更是精神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