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拼贴的视觉艺术

我想，我们这个时代至少存在三种阅读：第一种阅读，是文字阅读;第二种，是图像阅读;第三种，是影像阅读。

上大学以后，我对阅读的兴趣就发生改变了，这以后主要是现当代文学的阅读。

我记得，在图书馆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卡夫卡来到中国》的文章，于是，开始阅读《变形记》等现当代文学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的阅读最为广泛而充分，主要是文学、哲学和艺术，它们，奠定了我现在的阅读趣味。

我对译介到中国的外国现当代文学的阅读尤为偏爱，对各家各派，几乎如数家珍。从中，我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滋养，也由于特殊的个人经历，我，变成了一个写作者。

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写过小说，短篇、中长篇、未完成的长篇，写完后，我像他们一样，把手稿径直搁在抽屉里。

卡夫卡的作品是虚构的，主人公K在城堡里、在流放地、在卡夫卡幻想的环境中生活。但我的文学中的主人公在中国是真实存在的，我的一段生活经历无须过于虚构，就是真实的卡夫卡。我没有写完，就把它放下了。

一方面，想逃离卡夫卡;另一方面，我还要面对生活，我还要面对别的东西。

再说我的图像阅读。那时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等杂志，就是我们重要的图像阅读，也是一种最早的图文阅读。它们影响了我们早期的审美，甚至世界观的—部分。

80年代，我们有了大量的当代图像的纸质文本阅读。1992年至1993年间，我到了欧洲，最充分的图像阅读，是在欧洲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进行的。我把在欧洲博物馆里能看到的古典的、当代的图像全都看了一遍，我是直接面对图像文本和原作，因此，眼界大开。我想，无论我们从事哪种视觉行业，一定得有充分的图像阅读。回来以后，我到了美术出版社工作，策划主编了中国出版史上从没有系统出版过的几套丛书：《世界当代艺术家画库》《世界当代艺术家丛书》《当代艺术批评丛书》《中国当代艺术家画库》等，这些图像阅读的兴趣和后来的其他成果都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

第三种阅读：影像阅读。我最充分的影像阅读发生在90年代末，当时，是从购买盗版碟开始的。

在一次骨折后，我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也看了三个月影碟。到现在，我大约看了几千部电影，这并不算多。塔尔科夫斯基说，电影没有别的，就是要多看，看得越多越好，才有发言权。影像阅读比文字阅读，占用时间少，大师影像，只要有碟，一定首先读完。

看碟以后，我就想进行影像创作，我写了一些剧本和提纲。

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就是《盗版》。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谈到过这三种阅读：文字阅读，这是传统的阅读;图像阅读，就更古老，可以上溯到石器时代;影像阅读，是近一百多年的阅读。由于电脑和手机的普及，现在是倒过来了，才十多年的时间，文字阅读萎缩了，图像和影像变为了主流阅读。这样，对阅读创作者，也会提出新的要求。这里在坐的，有作家，有诗人，艺术殊途同归，大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也进行摄影创作。中国古代的文人和“仕”，都是很全面的，都能作文，写诗，擅长书法，很多人还会画画。齐白石说他诗第一，书第二，篆第三，画第四，无非也是想说明自己有文化，不是画匠，这就是往“仕”上靠。现在的文人需要擅长多种表达，最好还能拍摄影像。在我看来，贾樟柯算是比较全面的，文字也功底非凡。我没看他的电影之前，先接触到了他那些关于电影的文章，通过阅读，我猜想，他的电影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果不其然，后来看了他导演的电影，真是好！贾樟柯自己写剧本，做导演，2013 年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他的《天注定》荣获“最佳编剧奖”，这是世界电影界里的“文学”最高奖项。2015年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他荣获终身成就奖（金马车奖），当时，他才四十多岁，这是对他的才华、贡献的全面褒奖。如果有所谓“仕”，从影响力来说，他是目前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仕”，能写，会拍，是国内其他导演所不能及的。

但对我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图像阅读，而是文字阅读。

80年代，我特别喜欢一个美国60年代的后现代作家巴塞尔姆，这个人是个结构专家，他作品中的人物也是变形的，扭曲的，他有一句话直到现在还有用，“拼贴原则是所有现代艺术的中心原则”。哦，这句话，我很快就记住了。

1998年，《湖南文学》改版，当时，我还是一个搞平面设计的，但我早已不想做了，在90年代末就想搞别的。有一位诗人叫匡国泰，来《湖南文学》刚工作不久，请我做设计。我说怎么做？匡国泰说，随便你怎么做。好，拼贴，我就开始了。我用了两种元素，国内的图片用齐白石，国外的肯定是玛丽莲·梦露，让他们并置合一。玛丽莲·梦露是一个过时的形象，1992年，我在德国，发现公共汽车的站台招贴全是不同的玛丽莲·梦露。在我看来，梦露也过时几十年了，我为什么还要用呢？她是一个时代的世纪标志，不以年代划分。她的波普艺术，她的大众形象，都还在起作用。那一组设计共12期，全是玛丽莲·梦露，与齐白石绘画图像拼贴并置，做了一套。

在中国美术史里，画虫子最多、最丰富的，是齐白石，我在北京看过齐白石很多草虫原作，给了我很多启示。齐白石画的虫子不大，最大的，仅比原物约大一倍，画幅尺寸也不大，最大的不过四尺宣纸。当代艺术有时的呈现方式其实很简单，有时，就是放大。我很直接了当，要大吗，我就弄条4米的虫。这样的作品，我一连制作了好几张。

别人看后，很是惊奇：怎么搞的？能这么干吗？

是的，当代艺术就是这么搞的，要做，就做到极端。

我什么昆虫都画过，其中，肉虫是水墨方式最好表现的。我画虫子很简单，就是画一个符号，把这个符号确立，以后有人画虫子，尺寸画不过我，笔法上，我越画越简。唐代诗人贾岛有句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把这个句子改成了：“两句三年得，一笔十年修”。画肉虫，我画10年，画到极致后，我就不画了。这个系列的作品参加过一些大小展览。后来，我不搞了，去搞影像创作了。

我画了一批明星绣像，还画了一批和尚，其中有虚云和尚，他活了120岁，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高僧。有一次，我画虚云，没画头，就挂到手机上。水墨抽象做得最好的画家李华生看见了，想让我卖给他，他说画的是他，并说他一生的另一愿望，就是当和尚。他对这个作品称赞有加，说如果画上头，他就不要了。以后，我画了几张高僧，都没画头，但都转换了一下，就画只鸟。我喜欢禅宗“空”和“无”的表达，简单说，禅宗就是无的宗教。无吧！直接了当就无头吧。“无”里面有很多的说法：无我，无他，无欲，无求，等等。我想表现虚境，不要太实。西方美术史里换头的东西很多，人身，鸟头，兽头，这是从古埃及美术中来的，如狮身人面，古埃及美术中有很多头上面长兽头的创意。当代德国有个雕塑家做得很棒，大刀阔斧劈完了以后，下面就是西装革履的当代人，上面呢，是一只鸟头、兽头等。我与他们有大的不同，我画无头的人头上飞鸟，画无头人两肩之间长草，长树，这是我对中国文化中“自然观“的图像表达。我喜欢做美术史上没发生过的事，美术史要记载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图式、不同的形象，可以从你开始的。我们设立新的图式最重要，笔墨可以完善。那天，批评家顾振清过来看了展览，说我做的全是美术史的工作，他在微信上说我是在对中国美术史进行超越。他一眼就看明白了我做的工作。

关于我90年代末就开始做的《房间》系列，原先题目是《美国房间的中国故事》，我特别喜欢美国的一个油画家，爱德华·霍珀，他的作品是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的孤独、疏离和无助的。2001年，我先把他的图像篡改再说，把美国风景换上中国风景，题目叫《美国房间的中国故事》。到了2007年，深圳有个国际水墨双年展，我又拿了这组作品，但是，这次我进行了彻底改变，题目也改了，叫《人类房间的动物故事》，把画中的人物也拿掉了。这是我对全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种感想。人类占用了动物们的生存空间，我的一个图像愿望：把动物请回来，就成了房间系列的图式。其中一张代表性的画，是羊驼。

那段时间，我喜欢画昆虫，这种创作跟我的阅读经验和生活经历有直接关联。我们都有阅读卡夫卡《变形记》的经验：“一天早晨，格里高利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我的生活经验更直接，80年代末，我写过一个中长篇小说《蚂蚁日记》，开篇写道：“晚上12点钟过后，有一种体验在我身上发生，它微微地爬动，惊动我躯体的所有毛孔……”前天晚上，我想了一下，我的《昆虫》和《肉身》系列，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很多人在小时候都有“洋拉子”（长沙话“活乱子”）拉手奇痛奇痒的经验。艺术家的创作一定跟他的生活体验有关，我用《肉身》的画面结构呈现出来人与昆虫的关系，这种图式，在中国美术史上，没有发生过，中国花鸟画中的昆虫和动物的背景和环境，永远都是山川草木，从来没有与人的身体发生交集，但在我这里，从此以后，发生了。

著名画家杨福音老师看了这批画后，说：还可以放大。

我答：是的，可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