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绸之路，我们有很多误解

一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才形成了丝绸之路。所以查中国的古籍，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的。187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亚考察，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他结合考察情况，又对照中国历史，提出约在公元前2世纪，存在着这样一条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了这条路。但这如果仅仅是一条交通路线，在张骞通西域以前，早就存在了。比如说，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朝，在河南安阳发现的妇好墓里，发现的玉器就是昆仑山的和田玉，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着从新疆到内地的交通路线了。

张骞通西域，是有向导的，并不是他开的这条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贸易。当时汉武帝为了打败匈奴，他想派张骞去现在的阿富汗一带跟大月氏联系。大月氏本来在燕山这一带的，后来是被匈奴赶过去的，跟匈奴有世仇，因此汉武帝希望能联合大月氏，联合夹击匈奴。但张骞被匈奴扣住了，一呆呆了十年，后来逃脱，来到大夏，找到了大月氏。但大月氏已熟悉了这里的生活，不想再打仗了。张骞呆了一年多，用历史书上的话说“不得要领”，就回来了。

这时，汉朝已经打败了匈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带了很多人，浩浩荡荡，也带上了中国的丝绸、金银财宝，沿途散给这些小国，巩固汉朝对这些小国的影响。后来中亚、西亚的人发现丝绸是好东西，然后把丝绸带到了罗马帝国。罗马那边有钱，但没有丝绸，所以有非常强大的需求。因为丝绸适合长途贩运，并且利润高，所以李希霍芬把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这些历史现在有些人不清楚，还以为是中国人为了卖丝绸才开了丝绸之路。

即使在这以后，中国也从来没有通过这条路输出丝绸。在这之后，每当有战乱，或者西方的需求变小了时，这条路也就不通了。因此从有了这条路后，往往是通的时间短，断的时间长。因为当时的自然条件恶劣，而运输代价是很高的。到了安史之乱，唐朝从中亚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长安附近，丝绸之路基本上不存在了，变成了中亚内部的一条路。

而这时，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术，到了广州、宁波这些地方。海运一通，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因为海上运输量大，除了丝绸，还增加了茶叶、陶瓷等日用品。所以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都有那么多的价值。

丝绸之路畅通的前提是中央王朝的统一和控制。汉朝没有控制中亚，匈奴人就会把路截掉，西汉鼎盛时包括今天的新疆，也包括新疆境外的巴尔喀什湖，这就能畅通了。东汉就出现了对西域控制三通三绝，三次畅通过，三次又断绝过。唐朝对西域的控制不止新疆一带，而是远到中亚，甚至西亚，所以可以牢牢地控制。

二

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

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都检索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187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亚进行了三年多调查后写了本书，正式提出“丝绸之路”，而他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前形成的一条由洛阳、长安一直到中亚撒马尔罕， 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以后慢慢为地理学界、历史学界所接受，之后才出现了将对外交通命名为“丝绸之路”的现象。

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但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汉朝初年，匈奴对汉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七十多年积累，到了汉武帝，汉朝势力增强，陆续打败匈奴，基本将其驱逐回了秦朝长城以西。汉武帝考虑怎样一劳永逸打败匈奴，他得到情报原来居住在祁连山河西走廊一带的乌孙人跟月氏，被匈奴压迫而西迁，其中月氏人迁到了大夏（即今天阿富汗这一带）。大夏与匈奴是世仇，汉武帝派使者前去，希望大夏与汉朝一起夹攻匈奴，虽然这并不容易，地图上隔了太远的距离。

当张骞到达以后，大夏君主在那儿已经住得很舒服了，不愿与匈奴作战，结果张骞在那儿“不得要领”，没有达到实际效果。

张骞出使西域非常艰苦，路上被匈奴扣押十年，但他找到机会逃离匈奴到达大夏，但回程又被匈奴扣押一年。当回到汉朝，形势变化，汉朝已经打败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带回来的关于沿线的丰富情况深深吸引了汉武帝，认为应该将汉朝影响扩大到这些地方，因此第二次派张骞出使，组织使团，带去大量丝绸、黄金、工艺品等，赏赐给出使的小国，扩大了丝绸在中亚的影响。

但丝绸也不是张骞出使才输出的，实际时间更早。拉丁语系、英语称中国为China，一种说法是波斯人将中国成为“丝国”，这个发音慢慢演变为China读音；第二种说法是与“秦”谐音。至于称瓷器为China，则是倒过来，因为是来自中国的东西。可见张骞之前，外界尤其是波斯已经知道中国产瓷了。

但不自觉的、带偶然性的流通，与自觉的贸易是两回事。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影响，引起了更远地方人们的兴趣。但商品经济的形成很重要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对中国的东西有需求。罗马帝国实力强大，对丝绸有强劲需求，罗马帝国贵族都以穿上丝绸为贵，随后丝绸价格甚至高过黄金，而汉朝是丝绸惟一来源，且丝绸非常适合在长途的艰苦条件下贩运，丝绸质地轻，经得起炎热、寒冷的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产生的高价足以抵偿昂贵的运输费用，甚至付出的生命代价。

但丝绸之路无论从哪条路线都是非常艰苦的，从南面要穿过帕米尔高原，从北面草原则距离更长，而且绕不过寸草不生的戈壁。在没有导航、机械交通，主要依靠骆驼、牛、马、人力的情况下，代价相当高，没有强劲需求不可能支撑。

汉朝有效统治区域约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六千多万，汉武帝开疆拓土很多人反对，因为会糟蹋良田，换来的是干旱、寒冷的土地，而河西走廊开拓地是成功的，有大片绿洲、祁连山、稳定水源。

中国没有向外开拓的动力，中国的丝绸尽管一般人不穿戴，也不是太昂贵的奢侈品，百姓也没有想到拿丝绸出去牟利。

中国历来以“天下之中”自居，无所不有，自给自足，对外无需求，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汉朝也不许百姓随意出关，历史上商人往往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低。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利用过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路贸易获利。

三

公元9世纪以后，海运发达起来，这条丝绸之路就多是作为中亚内部交通线了，比如新疆喀什到中亚，而不是从内地到中亚。这个过程往往被忽略。

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新疆有众多大大小小的绿洲，管理困难，因此采取松散的、监护性质的管理，都护就地解决问题。由中央政府派出军队利用中央权威的就地监护管理，其中的小国只要每年上报户口，表示服从统治即可。

西汉后期的著名人物陈汤发现，被自己打败的匈奴北单于逃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一带，于是擅自调动六小国兵力将其消灭。但汉朝有争议，有的认为，他不费一兵一卒，立下了不世之功；有的却认为，他假借命令，没有汇报。这反映了汉朝在遥远的西域的困境，对西域的统治仍不稳定。最终对西域的统治只维持到西汉结束，王莽时已经不能维持，西域都护府最终撤掉。

东汉“三通三绝”，此后时断时续。

丝绸之路恢复了三次，又断了三次，而且有时的维持完全靠杰出个人，比如班超，以及西汉留下的威望。但国力无法维持时，朝廷就下令撤退。东汉之后，这条路经常名存实亡。北魏实力强大，历史记载来自大秦的商人也来了中原，但当中原战乱，无暇他顾，正常的贸易、交流又会断掉。只有中原政权能够牢牢控制中亚时，丝绸之路畅通，中国能掌握主动权。

唐朝初年，疆域最远扩展至今天的咸海，控制了锡尔河流域和阿默河流域，南面到了阿富汗，在西方有个军事行政的中心碎叶城，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丝绸之路就变成唐朝内部的交通路线，很畅通。安史之乱爆发，西域空虚，藏族祖先吐蕃扩张到今天新疆大部。此后，唐朝西界只到今天的甘肃，不可能再控制西域，早期发达的丝绸之路也就不存在了。

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已经找到了海上交通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来到广州、泉州、宁波、 扬州，海上交通线取代了陆路，路上丝绸之路已经变成了中央内部的交通线了，已经失去了。

明初一度控制哈密，但哈密以西明朝无法控制，明朝中期退至嘉峪关，连今天的敦煌都守不住，更不用说丝绸之路。

海运一通，就更没必要走陆上丝绸之路的崇山峻岭了，而且海运不是以丝绸为主，还包括茶叶、香料、瓷器等，这是重大的变革。

四

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往往有很多误解，现在我们习惯于拿西方的海洋观来看海洋，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他们的海洋观都来自地中海，但地中海只有一个，非常特殊，基本是内海，海中还有非常多岛屿、海湾，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是非常便利的。中国最接近于地中海的是环渤海地区，中国古代环渤海地区是比较开放的，因为地区交通方便。但中国不具备地中海周边的文明群星灿烂，如希腊、罗马、小亚细亚、亚速、两河文明等，有多种文明的交汇，文化不断交流。而环渤海地区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岛历史上较为落后，他们学习中国积极性高，但中国学习他们的动力没有，也没有必要。

但海洋不过是载体，海上的航行终点在哪儿，能带出去什么，带进来什么，这才是本质。沿线牵涉到什么文化，他们有怎样的生活生产方式，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看海上丝绸之路。

但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和掌握的。因为中国观念中，海就是边缘，四海之内、山陬海澨、天涯海角等说法都是体现。西汉海上探索最远已经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中部，汉朝还有负责翻译的译使。但这之后的初级探索发现别的地方都比自己穷，所以就没有继续探索，海上技术反而倒退。

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完全是由阿拉伯人开辟和掌握的，南宋泉州一度有很多阿拉伯人，广州的番坊、番长，都有阿拉伯人。郑和下西洋未超出阿拉伯航路，采取其经验和技术（针路，牵星过洋），目的在宣扬国威，无经济目的，是通过政治活动，建立明成祖政治合法性，号召沿线小国家到明朝来朝贡。

官方对外的海上活动往往只重政治目的，轻经济效益，对维持丝绸之路缺乏动力。对民间贸易的禁止和限制，更损害了中国的实际利益。所以中国历史上不承认有正常的外贸需要，只想让人来朝贡。而外国通过朝贡还比贸易获得的利益更多，也愿意甚至希望来朝贡。清朝一度禁止日本来朝贡，日本想办法冒充琉球人来朝贡。朝贡不是剥削，而是变相的政治投资，一般情况下，不计较经济效益，只讲政治。

但这种朝贡中的对外赏赐无度，使外界期望值越来越高，造成财富流失，国库空虚，官民嗟怨，而且不主动经营外贸，主要利益为外方所得，对民间贸易却一贯限制甚至禁止，或课以重税，以致民间非走私不能获利。这些都是历史教训。

坦率讲，以前我们对外界、对自己历史的了解，基本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现在建设“一带一路”，要重新好好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当地文化的关系，在文化上要像费孝通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珍爱自己的文化，但也要理解、欣赏、赞美别人的文化。“一带一路”建设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不考虑文化、民族等因素，同样也很难达到我们的目标。

“一带一路”分别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摘自《中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