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给了我一生中最充裕的自由时间

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令人厌烦的中学的大门终于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勉强通过了结业考试——究竟我们从数学、物理和经院哲学中学到些什么？——很荣幸地穿上庄重的黑礼服，聆听校长激昂慷慨的演说，说我们已长大成人，今后就应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为国争光。随着毕业，八年之久的同窗友谊也云消雾散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朝夕相处了八年的伙伴就很少见面了。大多数同学进了大学，那些不得已找工作当雇员的同学只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们。

在那个时代，奥地利的大学还具有浪漫色彩，所以当一名大学生就会享有一定的特权，这使得年轻的大学生总觉得自己比所有的同龄人都优越得多。这种古怪离奇的现象，在德语国家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知晓，因此很有必要对这荒谬的不合时宜的现象作一番解释。奥地利的大学大多创建于中世纪，在当时，从事学术研究是非同一般、特别有意义的事。为了吸引青年人到大学来学习，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不受一般法庭的约束，也不准警察到大学里搜查或找麻烦。大学生穿的是特别的制服，他们有与别人决斗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人们把他们视为一个有自己的习俗或恶习的帮派。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活逐渐民主化，中世纪留下来的所有帮派和行会都开始瓦解，逐步销声匿迹。同时，欧洲大学的所有大学生也失去了他们的特权，唯有在德国和说德语的奥地利，等级观念一直凌驾于民主政体之上。大学生顽固地抱着这些早已失去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要把它变成大学生自己的法典，成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德语国家的大学生认为自己除了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和荣誉外，还要享有大学生的特殊“荣誉”。谁要是侮辱了一个大学生，该学生必定同他决斗。所谓的决斗，就是用手枪向对方射击，只要对方证明自己有决斗的权利，那么决斗就立刻进行。所谓有决斗的权利，根据这种自鸣得意的说法，显然不是指商人和银行家之类的人，而是只有受过大学教育取得学位的人或者军官这些高尚的人才能享有与这些嘴上无毛的大学生决斗的“殊荣”，这种“殊荣”，在数百万人中不见得有一个能够享有。

我应该上大学，这是全家早就商量决定的。但究竟要学习哪个专业呢？我的双亲让我自己选择。我哥哥已经进了父亲的企业，因此，父亲对第二个儿子似乎不那么着忙了。只是关系到家庭的荣耀，非要我取得博士学位不可，至于我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奇怪的是，我对学哪种专业也无所谓。我的心灵早已献给文学，所以学什么专业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甚至，我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学院，这种不信任感至今依然没有消除。

我总认为，好的书籍赛过好的大学，这个爱默生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至今仍深信不疑：一个人即使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上过中学，他依然能够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等等。我在实际生活中曾发现无数个这样的事例，一个旧书商对书的了解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比专门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术；在各领域中，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的。因此我觉得，大学对智商的普遍提高具有实际意义，是可行的和有效的；而对那些有创造能力的人来说则是无效的，甚至会起阻碍作用。特别像维也纳大学，仅学生就有六七千人，人满为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有益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而且，由于学校过于因袭旧的传统而远远落后于时代，所以我看不出有哪个教授的学科对我有吸引力。因此，让我选择的专业范围也并不存在。应该反过来说，不是哪个专业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个专业不使我头疼，又能为我的爱好腾出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于是，我最后选择了哲学专业。

按旧的观念来说，我们不妨称它为“严密”哲学。但这实在不是我内心的爱好，因为我的抽象思维能力很差。我的思维无不是从具体事物、事件和人物形象中衍生出来的。纯理论和形而上学我是无法学会的。而哲学里纯物质的论述极有限，所以听“严密”哲学的讲课或讨论是最容易混过去的。唯一要做的是第八学期末交一篇学术论文，并参加仅有的一次考试。因此，我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好了：头三年的大学课程根本不用去管！最后一年再全力去攻教材，草草写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给了我想要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东西：我一生中最充裕的几年自由时间，来研究文学和艺术，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

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像我刚上大学时那种光上学不上课的幸福时光是不多见的。我当时还年轻，还不懂什么是事业心和责任感。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基本上都属于我，我可以看书，也可以写作，一切由自己安排，无需向别人解释。在可见的视野之内，尚未出现大学考试的阴云。三年的时间对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来说是那么漫长，那么充足和富裕，给我带来多少意外的欢乐和收获啊！

（槐暮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昨日的世界》）